大陸近年放出不少作家到北美洲訪問，除了少數是學術機構邀請者例外，鮮有不為中共塗脂抹粉的。這些人號稱作家，實際已變成政治服務的工具，這是多麼可悲的事。

可悲不只為這些作家，更痛心的是民族底精英，竟淪落至這樣自作賤的程度。文運關乎國運，作家卑微到可以做政治豢養的狗。狗固可哀，但把人變為狗的制度難道不也可哀嗎？

戴厚英到美國和余英時、葉維廉等見面，當面指出：「離開祖國，就很難寫出有份量的作品。」並矢言不做流亡作家。她對海外作家抱著侮辱的心，正顯示她的淺薄無知。

這四十年來，試問那些在三十年代成名留在大陸的作家，有誰再寫過「有份量」的作品；倒是國民黨時代造就了他們。試從大作家巴金、丁玲、沈從文、冰心、蕭軍……以至略具名氣的戴厚英，莫不如是；只有丁玲還有一本「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出版，並得過史太林文學獎，說它為宣傳文學尚有點份量，若論文學價值，還差得遠呢？戴厚英說離開祖國，就難寫出有份量的作品，這話倒過來說就差不多。有兩個現成的人物，一個是無名氏，在中共統治大陸沒有發表一文一字，離開大陸，幾無日不見他的作品。另一位是投共的陳若曦，也在出了大陸才寫出「尹縣長」。

而港，臺和海外的中文作家，四十年來的成就，無論質與量，都遠非人陸作家可比。戴厚英的淺薄無知，可真令人嘆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