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端午節談到屈原

        今年（1995）五月報載，南韓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端午節為南韓文化遺產，讓歷經文革後，向來漠視傳統節日的中國人，激起「無顏見列祖列宗」的文化危機感。為了避免傳統節日成為他國的文化遺產，大陸掀起一場端午保衛戰。筆者特為此文，細說端午，兼論我民族詩人代表屈原。

        我國傳統的夏曆，定五月五日為端午節。說起端午節，必然想起愛國詩人屆原來，又有人稱此日是詩人節。是否國家明令，還是民眾對屈原的崇敬，約定俗成？我沒有考究，向教育部一問就知道了。不管答案如何，國人把端午節和屈原拉在一起，成為民族的節日，已是很長遠的歷史了。至於為紀念屈原投汩羅江而死的日子，是否就是五月五日？史無可考，大概五月無疑。然我國曆法五月五日定為端午節，記節令的《提要錄》是這麼記載的：五月五日午時為「天中節」，「天中節」又稱「端午節」。我國曆法每天晝夜分十二個時辰，每個時辰佔兩個小時。午時乃在上午十一時起至下午一時止。一年之中，就只有五月五日午時稱為端午。根據《道書》的記載：「五月五日為『地臘五帝』校定生人官爵、血肉盛衰，紀錄長生。」地臘五帝應該是掌金、木、水、火、土的五帝。如果從曆法這些記載看端午節這個節令，不是因為屈原投江紀念才有。如果投江的日子也剛好在五月五日，那是巧合，國人紀念忠良，順理成章和他拉在一起。屈原不但是一位殉國的忠臣，還是我國文學史上一位震古爍今的大詩人。中國稱為文化古國，有人稱為「詩國」，上下古今五千年的中國詩人代表，屈原信足當之而無愧。如果教育部以其逝世日定為詩人節，應該沒有人會反對。

        端午節民間有兩個節目：一為吃粽子，一作龍舟競渡。粽子即「角黍」，楚人恐屈原自沉為魚蝦吃掉，投「角黍」於江，使不食忠臣軀體。《荊楚紀》記：「五月競渡，俗為屈原沉汩羅日，故命舟拯之。」初時的競渡，只用輕便的小舟，後來發展到雕刻的龍舟，還配上鮮艷的彩筆，從楚地擴散及全國。這些年來，世界各地有華人的地方，有不少也時興起來。早幾年的香港、臺灣，還舉行世界性的國際龍舟錦標賽。

        從古籍的記載，傳統的夏曆曆法，在我國春秋時代已經大備了。端午節早比屈原的出現而存在，和屈原拉在一起，是國人對明君先聖的崇敬所致，不是因為屈原而設的。這裡所舉的「角黍」和龍舟，都與屈原之死有關，其實和我國農業社會的關係更大，特別是南方的楚地。時當春耕之後，在夏季收穫之前的空檔，農業社會趁這個休閒的時日，弄一些別具風味的食品應節，「角黍」便成時興，一經推廣，各地自有其風味，外表還保持原貌，但內外的材料因地制宜，例如：兩廣、福建產竹，裹粽都用竹葉，和楚地用艾葉不同。近年發展講究，有用荷葉的，有的還用鮮荷葉，而內容也改變得精緻了。廣東著名的「裹蒸粽」和臺灣近年名店的粽子，算是高檔名貴的食品，和《開元遺事》記載的「角黍」顯然大不同了；龍舟和過去的輕便小舟，也大不相同。楚地包括兩湖，那是千島之國，湖泊川河密集之地。五月潮漲水滿，天氣又溫暖，不寒不熱，實是游泳泛舟的好季節，所以農暇之餘競渡一番，恐怕也先屈原而存在的了，只是有了崇敬先賢，就更具號召而推廣起來。這種從考據而得的推論，應該不會遠離事實吧！

        次說屈原生於楚宣王廿七年（公元前三四三年）夏曆正月廿一日，終於楚頃襄王廿一年，享年六十五歲。但那一天投江？臺灣文源書局印行的《屈原賦選》所附的年表沒有記載，以楚人對他的崇敬，他的壯烈死諫震撼當時是可以想見的，應在五月無疑，但準確的日子就難說了。根據司馬遷的<屈原列傳>對他的事蹟記錄，以西漢距戰國初期為時不遠，加上司馬遷對歷史的使命感，應該是信史的列傳，記屈原的事蹟很詳細，層次按先後年代，從其先祖的家世說起，入仕由寵而衰的過程，以及屈原的性格思想與行為，寫得絲絲入扣，的確是一代作手。司馬遷這一位鐵面無私的史官，曾為李陵的遭遇鳴不平，連雄主漢武帝也不稍假辭飾，終於受腐（宮）刑之痛，還是秉筆直書漢武的寡恩，其他就可以想知了。因此，司馬遷對屈原的遭遇，對楚懷王及頃襄王的錯失，認為令屈原由絕望而致死的原因。司馬遷記楚懷王的昏庸，輕信讒言，舉證鑿鑿：第一、由上官大夫靳尚毀謗屈原，王遂疏遠，以後不復重用；第二、懷王聽寵姬鄭袖之言，將令他喪師割地的張儀放走；第三、頃襄王聽其弟子蘭和靳尚的進言，又將屈原流放，終於投江自沉。可知屈原身處在強秦壓境的時代，內有奸臣當道，而所事君主昏庸，內憂外患交迫之下，個人縱有才能，卻無法拯救國家。在流放生涯中老去，終於憂憤投江結束無可奈何的一生。

        司馬遷說他「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在敘事當中，前兩句都有交待，至於嫻於辭令，我們可以從屈原大量的著作中發現，他真可謂曠世的天才。他寫的<九歌>和<九章>，實開近體詩之先河。<離騷>之騷體開漢賦之濫觴；「天問」之意，在問天，借古人事蹟抒發他的愛與憎、怨憤與不平。總結歷代興亡的教訓，對楚王發出明確的警告，幾乎全用問句構成，形式非常奇特的章法，真是一代大作手。<離騷>是一首鋒芒畢露、震古爍今的政治長詩，在屈原優異的手法下，把抒情、敘事共冶一爐，嫻於辭令的天才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從家世寫起，所經歷史，所受的排擠，令人讀之惻然；對忠君愛國的剖白，每因香草美人的景慕隱喻，也有直指其傷痛所在，令人同抱憂患。筆鋒所至，讀者隨著他的喜怒哀樂，有不能自主者。<離騷>畢竟是感時傷事的詩篇，司馬遷詮釋：「猶離憂也」。忠臣為小人構陷，致疏離其君，而憂君之不察，終有亡國之憂。因此，他對奸臣的指斥也率直而嚴厲，如：「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對貪婪無厭的朝臣，求索財利，彼此競逐，又以小人之心嫉忌賢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返。」他一方哀民生凋疲，而又自傷難以復職了。最後他以絕望做結論：「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美政兮，吾將彭咸之所居！」淺釋是：「算了吧！國無賢明之人知我，我又何必懷念故都！既不足與他們共修善政，我不如到地下去追隨彭、咸二位先賢吧！」這幾句話已明顯反映此時的詩人，有心和災難的祖國同歸於盡了。

從屈原的<離騷>，自述家世，可知他從小即得詩禮的薰陶，有先憂後樂的襟抱，致君堯舜，致國富強，做蒼生的霖雨，其志高而行潔。這些襟抱，正是屈原不容於上淫下荒的楚國當權社會，司馬遷寫<屈原列傳>，這種不合時宜的襟抱，難道屈原不知道嗎？其實他完全了解，<列傳>與漁父的問答可知。漁父問他：「為什麼被放逐？」屈原答：「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是個有學問的大隱士，說：「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焉？」可是屈原不同意，他說：「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又要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他在<九章>似自誓的拒絕同流合污：「故茶薺不同畝兮，蘭茞幽而獨芳。」他寧願投江，和忠臣的伍子胥為伴，也不願和那群小人追逐權勢和財物：「浮江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寫到這裡，就可知屈原的志行高潔了！他是不甘自污隨俗的人，他是拒絕鄉愿、拒絕「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他是表裡一致的人。讀他的文字雖多憂傷怨憤，卻是理直氣壯的。他有完全的詩人氣節與情感，讀其文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知其心事。這一位不世出的詩人，何等令我們感動！

        治世與亂世，決定在人才是否適才適所，如果多數人的才位相符，自然社會安康，政局安定；否則，才智之士不能出頭，昏庸者在高位，天下那有不亂之理？我們生逢亂世，看到許多不合理社會現象，有能力的人受到嫉妒，受到毀謗和壓迫。看看今日兩岸各有各的困亂，和屈原時代的楚國，外困於強鄰，內困於貪腐。賢者不得其位；趨勢者雞犬升天，貪污橫行，司法徇私。我們紀念屈原，就是還他一個公道。哀哀吾土吾民，當政者應以史為鑑：體恤民情、重視國家安危！

 

《蘇曼殊─中國近代的拜倫》

        清末民初出了一位曠世天才詩人蘇曼殊，他的絕句，在民國以後芸芸詩人中，很少人能及。其造詣可直追清中葉的黃仲則，境遇之慘，亦不稍遜；還有相同之處，大家短命。蘇僅享年三十五歲，和黃仲則大致相若。兩人也都傾慕李白，詩作深受李的影響，際遇和年壽卻不能和李相提並論，幾可說潦倒一生；但在他們短短的生命裡，留下的作品，和他們淒涼的身世，同樣教人驚異和嗟嘆!

        蘇曼殊是近代詩人中最富語言天才的人，可說無人可及，他精通日文、英文、西班牙文甚至梵文。在他短短而坎坷的生命中，他的譯作質量之好，亦無人可及；這不是天才又是什麼呢？由於他是一位詩人，以詩譯詩很多；他最崇拜拜倫（LORD RYRON)，譯拜倫的詩作也最多。蘇曾譽「拜倫猶中土李白，天才也。」那麼，我認為：中國近代的拜倫，正是蘇曼殊了。這個結論，絕不是「信口雌黃」的過譽，是有所本的，他們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不但同是天才，而且都不能活過三十五歲；大家都不在出生國參加革命；拜倫去英國而居希臘，蘇曼殊去中國而居日本；同在飄零異域不必說了。還有一樁相類似的事，拜倫有一位「雅典女郎」，蘇有「調箏人」。兩人心中都有一位說不出口的夢中情人，拜倫在「留別雅典女郎」的詩作中，情深款款；和蘇曼殊有幾首為「調箏人」所寫的詩作，也教人迴腸輾轉：「乍聲驪歌似有情，危絃遠道客魂驚，何心描畫閒金粉，枯木寒山滿故城。」「送君歸去海潮生，點染生娟好贈行，五里徘徊仍遠別，未應辛苦為調箏。」這兩首已道出蘇曼殊對調箏人的感情，他又有一首寫「為調箏人繪像」：「收拾禪心侍鏡臺，沾泥殘絮有沉哀，湘弦灑遍相思淚，香火重生劫後灰。」這首詩似在隱道重逢的喜悅，然教人疑惑的，卻是中間兩句的哀傷經歷。蘇曼殊和「調箏人」絕不是單戀相思，他寫過好幾首「寄調箏人」，有一首很明顯寫出：「偷嘗天女脣中露，幾度臨風拭淚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無那正黃昏。」這一段感情，大概因蘇的躇躕，沒有結果，落得悔恨交集：「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錫歸來悔晤卿，我本負人今已矣，任他人作樂中箏。」因此，他的創痕永難癒合，在本事詩有「春水難量舊恨盈」、「孤憤酸情欲語誰」到「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鬀時!」

         蘇曼殊對「調箏人」的深情，很教人感動，是他一生最用情的對象。此外，我們還在他的身世和詩作裡，也發現還有別的寄情人，包括有婚盟，而對象的父母嫌他窮而悔約的異性，都賺過蘇曼殊許多眼淚；他是個癡情者應無疑。

        蘇曼殊雖重情，但性格曠達，鬀度歸依佛門後，還是不稍改，胡韞玉在「曼珠文鈔序」說他「不能作佛事，善文藝，尤工繪畫。性善啖，得錢即沾食，錢盡則堅臥不起。嘗以所鑲金牙敲下，易糖食之，號曰糖僧。」蘇好食，由此可知。柳亞子在「曼殊新傳」描寫他不顧死活的吃，令人絕倒：「一日飲冰五公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為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以是恆得漏泄疾，旋愈旋作。」柳在另一篇序文中又提到他好食：「日食摩爾登糖三袋，謂是茶花女酷嗜之物。余嘗以苧頭餅二十枚餉之，一夕都盡，明日腹痛不能起。」這種拚命式的吃，大概和短命大有關係。他又好食呂宋雪茄煙：「偶囊中金盡，無所得資，則碎所飾義齒金質者持以易煙。」則蘇的金牙不只敲下易食，也敲下易煙了。

        柳亞子說他「絕口弗談政治，獨其悲天憫人之懷，流露於不自覺。」大概絕口不談政治，是他做了佛門子弟的避忌，實則他悲天憫人，那會袖手而不動心呢？他為秋瑾寫遺詩序，和革命黨人陳士英、章炳麟、劉師培等人遊，又為黨人寫「討袁宣言」，實質上是參加了革命。

蘇有強烈的愛國情，和當時中國飽受列強的侵略大有關係，他最看不起洋奴，他聽到香港要建立維多利亞紀念碑，當地廣東人捐款數十萬，他立即寫了一篇「嗚呼廣東人」，由於他自認廣東人而罵，才能毫不顧忌的痛快，每罵一句，必先用「我廣東人」，四字做起句，由廣東人而罵廣東人，大家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如「我廣東人的細嵬洋奴!」「我正告我廣東人曰：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先我廣東了，我廣東不亡則已，一亡必亡在這班入歸化籍的賤人手裡。」他又罵道：「以商起家者，皆入日本籍以求保護，而誑騙欺虐吾同胞，東洋如此，西洋皆可想見。嗚呼，各國以商而亡人國，我國以商先亡己國!你看我中國尚可為嗎？」蘇是個徹頭徹尾的愛國者，一切假西洋鬼子，假東洋鬼子均在痛罵大罵之列。他看到廣東鄉人資助英人豎碑而痛罵；看到中國商人入日籍而大罵。幸虧他死在民國七年，如果他晚死幾年，看到中國人以俄為師，以史太林為爺爺的時代，又不知他會怎樣來表示他的憤慨了!

        其實，這一位具強烈愛國心的詩人，根據柳亞于的考証，他身體流著不是中國人的血液，「潮音跋」敘述蘇曼殊的家世，該跋乃曼殊手書者，史料可信已無疑問。該跋敘述曼殊之父為日本人宗郎，「不詳其姓，母河合氏」，「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生玄瑛（曼殊原名）於江戶。玄瑛生數月而父歿，母子焭焭靡所依。會粵人蘇某商於日本，因歸焉。」可知曼殊姓蘇和自稱廣東人的原由。「居三年，河合氏不見容於蘇婦，走歸日本，玄瑛依假父獨留。」這是後來蘇曼殊到日本尋母下了註腳，也是他「身世有難言之恫」的原因吧!則蘇曼殊是生在日本的日本人，而又為長大於中國的中國人。蘇的一生沒有一句話說過他不是日本人；卻從來沒有一句話猶疑過自己是中國人。我們真以有這一位中國人為榮；站在中國人立場來說，蘇曼殊比一些身體流著中國人的血液而不認是中國人，我更感親切和愛慕。

艾青的詩和詩論的評析

 

         三十年代所有享盛名的左傾詩人，到碩果僅存的艾青去世；他們對現代詩和社會的影響，終於可以做總結的研究了。

         艾青生於一九一０年，原名蔣正涵，號海澄。艾青是其故鄉浙江金華縣鄉音海澄的諧音。其成名詩作：「大偃河─我的保母」，時年僅二十三歲，是早歲成名的詩人。其實艾青的學歷，只完成初中，那是一九二八年的十九歲，同年肄業於杭州國立西湖藝術學院繪畫系，翌年便到法國習畫，隔了一年便回國了。大概由於日本侵佔瀋陽，他參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法國當時正是中國左傾留學生最活躍的地方，很多留學生都放棄學習的機會，被左翼留學生團體吸收，成為共產主義赤化中國的先鋒；艾青亦沒有例外。一九三二年開始寫詩，同年返國，即加入上海「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可知。七月便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拘捕，至一九三五年出獄。一九三六年入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女子師範任教。半年後重到上海，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大偃河」。以後詩作不斷發表，出過幾本詩集，詩名大盛。一九三八年二十九歲，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任教，成了著名的左傾詩人了。一九四０年，艾青到過重慶，惟不久即化裝潛離抵延安，可知其到重慶是有任務了。在延安時期曾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就是在會上發表的。這個講話，以後成為中共文藝工作者的工作方針：文藝應為工農兵服務。有些大陸作家認為這個講話、就是「作家頭上三把刀」。中共佔領華北，艾青擔任「華北文藝工作團」團長，從此離開延安。一九四九年中共佔領北平，艾青也隨即到達，參加全國文藝工作者第一次會議，並為「人民文學」創刊的副主編。中共在華北勝利以至佔領整個大陸，艾青的詩作也隨著歌頌「新事物」，如「國旗」、「春姑娘」、「寶石的紅星」、「十月的紅牆」、「歡呼集」等詩作、詩集。文藝政策的文字也很多：「談中國畫的改造」、「文藝與政治」、「描寫新事物的成長」、「反對武訓奴才思想」等。可知艾青的文藝生命，已不再是自由心證下成長，是徹頭徹尾的根據毛澤東的文藝方針，做了傳聲筒了。誰知到了一九五八年，艾青還是被劃為右派分子，撤消一切職務，全家到北大荒去落戶勞改。不過，艾青為了表現改造。寫了不少歌頌改造的文字：「踏破荒原千里雪」、「哈瑪通河上的朝霞」（詩作）和「郭蘭英傳」、「蘇長福的故事」（歌頌勞改的故事）等。兩年後便摘去右派帽子。雖然帽子摘去，但自從戴上該帽子計起，又經歷文革十年，艾青的作品除歌功頌德外，幾乎看不出那些是他真正自由心證下的詩作。即使也算是詩，和過去的多產明顯有了很大的差距。前後歷十二年，到一九七九年傷痕文學的興起，也就是鄧小平復出以後，艾青才真正拾起詩筆，重新創作。但中共對作家總是下放心，包括鄧小平時代，利用寬待而過後收緊。左傾作家過去都大罵國民黨摧殘他們，但沒有一個作家在當時不是多產的。

        我國詩人在新文學運動中掙脫古典詩的桎梏，是自然而然的發展，正如四言衰而有楚騷；五言後有七言，絕詩後而有律詩、排律。詩發展到登峰造極而有詞。才情之士不甘於陳陳相印，自然別闢蹊徑，新文學提倡了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新詩取代古典詩是必然的。誰也不能阻擋。但如果說新詩比舊詩好；白話文體勝於文言文則不敢茍同。這正如說詞必佳於詩；律詩必勝於絕句一樣。好的就是好，不能說新的比舊的好是一樣道理。舉個例來說：我們說艾青的「大偃河」寫得很好，但不能說因為「大偃河」是新詩，它就比崔顥的律詩「黃鶴樓」的舊的為好。艾青在一九三一年（二十三歲）寫了「大偃河」，不要說他對新詩還在摸索中，連新文學運動的胡適之先生，他是提倡白話詩的先驅，也還稱自己的詩集做「嘗試集」，其未成熟是十分明顯的。新詩發展到現代，我們已不稱新詩而稱現代詩，現代詩經歷了「新詩」長時期的摸索，無論在技巧上、節奏和意境上，都有了進步。「大偃河」在當時也許是新詩中一首好詩，但放在今天好的現代詩作裡，就變得稚嫩生澀多了。以艾青的學歷而年只二十三，已經很不錯了。

        艾青的詩作，自承是散文形式的，也的確是如此。如果將艾青的詩作每一行順著下來，散文的味道多於詩。如果艾青僅止於早期的作品，正是成長過程的表現，那個詩人沒有成長的過程？可是，艾青以後的作品也是很少變化；這是令我們很難想像的事。正如我們不會相信：齊白石青年時代的木匠作品，和晚年時代的巨匠作品還是一樣的不可思議。如果還是一樣的稚嫩生澀，齊白石定是浪得虛名；艾青的作品亦應作如是觀。

        「不虞之譽，有甚於譭。」盛名之累，每使人囿於自己建立的風格，不可意思甚至不敢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是藝術家不敢超越自己的原因。梁寒操的行草享盛名，由於盛名過早，又享盛譽，成為他獨特的風格，惟以書道而論，梁的字無一可取，離經叛道。梁是博學多才的大學問家，不會不知其書之敗筆所在，是困於現狀最好的說明。艾青之病亦在此。如果我們細談艾青的詩論，無一不以其詩作互相矛盾，正好說明：「不是一些合乎文法的句子，不是報紙上的時論與通訊。」但艾青的詩作，正有這些毛病：「我心裡充滿感激，從床上起來，打開已關了一個冬季的窗門，讓你把金絲織的明麗檯布，鋪展在我臨窗的桌子上。於是，我驚喜地看見你，這樣真實，不容許懷疑，你站立在對面的山巔，而且笑得那麼明朗。」（給太陽）這不是合乎散文文法嗎？那裡像詩？不像「通訊」嗎？他的詩論又有：「一首詩必須具有一種造型美；一首詩是一個心靈活的雕塑。」這都是內行人語。再看看以上的詩，不正是背道而馳嗎？他的詩論主張：「用詩來代替論文或紀事文是不能勝任的。」很好，但詩同樣也不是散文，更不能像他的詩作（如上）紀事。他又說：「詩是語言藝術，語言是詩的原素。」艾青的詩作不注重節奏，語言合於文法而欠鏗鏘。他是個四平八穩的老船夫，不是踏浪凌虛、思入風雲的詩人。他反對「從自然取得語言豐富的變化。不要被那些腐朽的格調壓碎我們鮮活的形象。」而他的詩作正是如此。

        艾青也有對詩錯誤的見解，才是他的詩作無法自立崖岸的障礙，如「盡可能地用口語寫，盡可能地做到『深入淺出』」詩的言語是口語嗎？下里巴人語能深入淺出嗎？和他的「詩是藝術的語言」不是自相矛盾嗎？「詩人必須首先是美好的散文家。」但詩不是散文，兩者不能合而為一的。他又說：「一定的形色包含一定的內容。」這是詩的框框，好的詩不須要框框的。他說：「詩的旋律，就是生活的旋律，詩的音節，就是生活的拍節。」我們知道什麼是詩的旋律和音節，但是什麼是生活的旋律和拍節？我們又用什麼方法，使詩與這些界定不明的抽象意念相結合？「節奏與旋律是感情與理性之間的調節。」這種邏輯真是玄之又玄。「苦難比幸福更美。」誰說的？除非詩人已成地藏菩薩。「悲劇使人的情感聖潔化。」誰也不敢說有這種能耐，悲劇使人傷感倒真實些。艾青提倡新詩要明朗：但詩論每多這種玄虛之說，很難令人信服。也許故弄玄虛，正是膚淺的表象吧！（1995年四月）

 

仰止宜樓張紉詩

 

        香港詩人輩出，以上一個世紀而論，其成就絕不遜於臺灣。緣自一九四九年世變，名士乘桴浮海者多，不是到臺灣，就是駐足香港。港中詩人如陳湛銓、熊潤桐、易君左、鄭水心、蘇文擢、潘新安、潘小磐、余少颿、吳天任、傅靜盦等，不但詩名籍甚，且亦多學術界中人。

         然萬綠叢中一點紅，出於金線之手，其不讓鬚眉者，唯張紉詩女史也。女史才情洋溢，港中名士，每為之斂首低眉。我與乃弟張江美為忘年交，得讀女史詠牡丹百首，嘗嘆曰：近世吾國女性才華，竟集嶺南張紉詩一身!後聞嬪於蔡念因先生，兩情鶼鰈，可以為祝。惜不久竟以逝聞。余嗟嘆良久。緣以俗務蝟集，竟慳於一面。清照飄泊，淑真斷腸，造物吝其所遇，若天假之以十年，其成就當遠超於此。

        我未及見此奇女子，又豈料所及。女史方逝世不久，其誼姊孫芳女史，攜其遺作及江美先生裁答和章見贈。一九九九年十月間，蔡念因先生以八秩晉六，函索詩稿付梓。因成一律奉賀：「牡丹百首付詩筒，誰敢風華論雌雄；定卜他生重續約，方知今世獨憐公；才人去後長相憶，嵩壽宴歸未了夢；仰止宜樓依舊在，幾番雲彩夕陽紅。」翌歲元月間，蔡公託談雲璈大姊親交壽冊來謝。

        余恨不能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我。能見之人，不可因循而誤。緣世事多變，人事亦難料。「人生恨事何能免!」盡了人事才無憾恨。讀萬卷書不難；行萬里未必易。縱有此心，還要機緣、體力等條件的配合。能旅遊便旅遊。天地萬物皆備於我，何獨自困而成恨？

        張紉詩去世多年，蔡念因先生才在南加州以八六壽誕而招待親友；壽冊中有與德配夫人小字瑞珍合照，還由張紉詩胞弟張江美兄題上「同諧到老」四字，此中訊息：張紉詩嬪於蔡翁時，蔡翁的正室仍在；張與正室能和睦相處；否則張江美不會如此尊崇題贈的。蔡翁之擁有張紉詩，真不知幾生修到。然蔡之得張，曾築「宜樓」，供張紉詩起居及吟詠之所，可惜天不假年，此一代才人，竟不久便返道山。香港詩壇少了張紉詩，真像牡丹叢中，少了一朵鮮艷的花魁，綠葉雖好，畢竟無艷可賞了。我們追念一代才人，特別從傅靜庵編的《網珠集》所選的三首供欣賞。

       「月洗高桐夜漸深，閒園無夢到如今，文章誤出金針手，燈火何知碧海心。盛世百年生不遇，橫流遍地卻相尋，近城歌館如趨蟻，獨掩山樓北牖吟。」（秋思）李義山有句：「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則「宜樓」主人之「碧海心」何屬！「生不遇」之憾又指甚麼？真欲起才人一問。

      「紅塵不到半山居，浩浩天風任吸噓，僧運斧斤除路筍，人歸藍茝得江魚。無名高樹垂蘿線，出石長蟲走篆書。如許波光排綠闥，門前何必種芙蕖。」

     「土牆東下有人家，滑綠苔枝欲著花。一水抱山朝日月，萬松激響動風沙。在塵心與雲歸岫，退院僧如吏散衙。十里嶺崎成熟路，詩書而外就桑麻。」（山居）

這大概就是「宜樓」的風景，建於港島半山區，背山面海，在高樹蘿藤的環繞間，聽萬松風響，雲迷霞遮的幽居中讀書吟詠，總算是彼蒼撫慰才人不遇的報還吧！  

                                                                                            （2006年3月9日）

詞說詩談真獨步──葉嘉瑩介評

 

        同文梁麗芳女史在此中「談文」，提起師尊葉嘉瑩教授；使我寫完港中才人張紉詩，重讀葉教授的著作和搜集她近日訊息，經周來的準備工夫，繼仰止「宜樓」之後，對葉教授瘁力於海外傳薪，和她在中國古典詩詞的成就作一簡介。

        張紉詩在詩詞的造詣與作品的繁富，成就之大，真可謂不遜鬚眉；她集畢生精神在詩詞的創作上，詩作之多，應在葉教授上；然論研究精到，在傳薪工作與學術上的成就，發前人所未發，影響之大，當非張紉詩可及；以路線不同，難作比較，祗能說各有成就，旗鼓相垺就是了。

       葉教授生於一九二四年，北平人；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是蜚聲詞壇顧隨教授的高足；曾任教於臺北的北二女中、淡江文理學院。我在臺大讀書的時候，她已出為臺大文學院任「大一」國文教席。當時臺大文學院，遙承北大一脈的院長沈剛伯；教授陣容，可謂集兩岸文史耆宿與精英；特別中文系，如臺靜農、毛子水、屈萬里、董作賓、詩家戴君仁、詞家鄭騫、張敬，還有許多著名的經、子專家，真是人才集中，一時無兩。葉教授時年尚未及四十，即能廝身其間；除非有特別成就，是很難得到這批教授群不反對的。葉嘉瑩在北京輔仁大學也是戴君仁師的學生，戴師在南開教過當時已任臺大校長錢思亮，葉嘉瑩能執教上庠，或有此中消息；但葉的確有其超卓的造詣。

         這一代教出來的臺大學生，先後任教香港的港大、中大、或北美大學、或成著名的作家如金耀基、羅錦堂、逯耀東、白先勇、李敖、於梨華、陳若曦、葉維廉、

何秀煌、余玉書、林尚義等，都是當年出身臺大文學院的。以後，中文系為葉嘉瑩先後開科如詞選、詩選等，聲名鵲起，以後受聘到加拿大UBC大學任教，直至退休。

        葉教授在UBC大學東亞系任教，很得學生的愛戴，造就的人才也很多，梁女史對師尊的揄揚，亦可見其內心的傾慕。文中提及為古典詩開課，一脈傳承，亦概知「百年樹人」，為師的葉嘉瑩亦足堪慰，這僅是所知其中之一端而已。葉退休後，將退休金悉數捐給大陸「宋慶齡兒童基金會」，為教育中國下一代的宏襟偉抱，真值得我們敬佩。

        葉教授退休後，還是不忘故土，每年到大陸南開大學博士班擔任導師，又在溫哥華基督教嶺南長者學院開科，想來亦有七、八年了。前歲又和詞家學者繆鉞先生合著《靈谿詞說》一巨著，評論歷代詞家。去歲我在臺灣，購得此冊，葉教授對詞家的評論，計有：溫庭筠、韋莊、馮廷巳、李璟、李煜、晏殊、歐陽修、柳永、晏幾道、蘇軾、秦觀、周邦彥、陸游、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鞭辟入微，其精到與發人所未發處，令讀者領悟彌深；對詞中意境與詞學之發揚，其影響當不在王國維《人間詞話》之下；而她寫的詞，功力與評詞均屬一流。惟王國維寫的詞，與其一流的評詞，顯未一致，應屬憾事。也許個人所見，有眼力未及處，惟確是我的認定，非薄古人而厚今人也。

        葉教授的詞作不多；茲將其前期作品錄兩闋：《鷓鴣天》 (一九四四年作，時年二十一歲)：「香印燒殘心字灰，蟬聲初斷雁聲悲。坐看白日愁依舊，小步秋林懶便回。  清夢遠，晚風微，戲拈螺黛點雙眉。階前種得黃花好，莫問秋情說向誰。」少女情懷，欲語還羞。葉教授青年才情，已溢然紙上了。

       《蝶戀花》(一九五二年，時年三十)：「倚竹誰憐衫袖薄，鬥草尋春，芳事都閒卻。莫問新來哀與樂，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風多花易落，有限年華，無據年時約，待屏相思歸少作，背人剗地思量著。」三十年華，還沒有到中年，葉教授已提前有了哀樂中年的情緒， 才人思想早熟，古今應同一例看了。

         詞人貴情摯意真；上兩詞均表達了；《水龍吟》(一九七八年，當時已到了溫哥華)：「滿林楓葉紅時，殊鄉又值秋光晚。征鴻過盡，暮煙沉處，憑高懷遠。半世天涯，死生離別，蓮飄梗斷。念燕都臺嶠，悲歡舊夢，韶華逝，如馳電。  一水盈盈清淺，向人間做成銀漢。鬩牆兄弟，難縫尺布，古今同嘆，血裔千年，親朋兩地，忍教分散。待恩仇泯沒，同心共舉，把長橋建。」「燕都臺嶠」，顯然意指兩岸，臺灣海峽，也不過盈盈一水之隔，卻像天河難渡，以致蓬飄梗斷的死生離別。

         詞人在深秋紅葉的懷人時節，異鄉情緒湧上心頭，寫得跌宕迴環，餘音嫋嫋，真是古今同嘆。近世寫兩岸情懷和對未來的憧憬，不以黨同伐異，非楊即墨之中，極盡詞人蘊藉婉約，此詞應屬首選。

        葉教授不但在詞學、詞作表現得才高功深；在詩學詩作同樣不群。所著的《迦陵談詩》上下兩冊，對詩學的研究和對歷代名詩的賞析，亦教人耳目一新。如從「中國詩體之演進」對歷代之詩人，詩作的賞析，使讀者容易進入詩國的殿堂，不但看到栩栩如生的詩人面貌，也能了解詩人的精魂所在。又在詩的演變過程中，對現代提出精采的理論根據，點出現代詩應走的方向。

        葉教授對中國詩的承先啟後，這種貢獻尤為重要。

       《迦陵談詩》真是篇篇可讀，其真知卓識，得力於治學精勤、博覽而深思。在諸多論述中，其「說杜甫贈李白一首」，分析此詩為李白一生寫照，雖然蔣弱六在《杜詩鏡銓》已有短評，但終未點到關要處。葉教授之評析，才令人有豁然而悟。這種評析，真使李、杜無憾。惜在這些短篇，無法一一為讀者介紹了。

         葉教授的詩作亦不多，這裹就介紹其近年(二零零四)新作七言絕句四首︰

「曾吟詩句仰陶公，穆穆良朝此意同。悠想清沂當日樂，故應千載溯遺風。」

(葉自註：淵明「時運」詩有「穆穆良朝」及「悠想清沂」句。)

「嬌花色美不知名，細鼠無憂自在行。更喜新枝生腐幹，還從幽境悟枯榮。」

「逝水流年四十春，空灘覓貝憶前塵。依然未脫羈塵在，枉說餘生伴海雲。」

「靈臺妙悟許誰知，色鏡空花總是癡。翻喜相機通此意，不曾留影但留詩。」

(葉自註:膠卷有誤而報廢)。

        臺大文學院設在校總區，從堡壘式的校門進入，便是椰林大道，遍植高高的棕櫚樹，迎風招展，又似揖讓而進，揮手送別；杜鵑叢中又開幾朵微笑，這個幽雅的讀書環境，雖在「克難時期」，師生情洽，學風優良，真教我們懷念這個環境和時代。葉教授樸素頎長的身影、端莊的容貌，雖然我沒有上過她的課，仍鮮活的在記憶中。

         這些年來，讀到好幾本她寫的書，和一些文學院的學長次第傳真來的近作與訊息，益增景慕；當年沒有去旁聽她的課，未免也有點遺憾的感覺了。   （2006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