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白石稱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他解釋這四種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詩詞雖說是雕蟲小技，寫得好已不易，寫得高妙更難，功深固然重要，才情更不能缺少。許多治學有成的宿儒，在詞場難佔一席，就是才情不逮的緣故。才情來自天賦者多不是功力憑力學可得的。大學問家世有所出，而天才詩人世所罕見，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看古人的名詩，很多人云亦云，究竟怎樣高妙，他是否無法說出來。連現有好句也無法領悟，求他自創新意，寫出好句來，豈不椽木求魚呢。嚴滄浪又說：「論詩如論禪，蓋必妙悟，乃有得也。」連佳句也無法領悟，又怎能言詩，怎樣寫詩？

近年，有一位現任臺大外文系教授，常在報刊長篇大論評析我國古代名詩。他本身不是詩人，讀的是美國比較文學。從刊出的文章看來，對名詩中的高妙處，他無法悟出，也就無法教人欣賞。只是一大堆主觀的臆測；如果作者有知，真教他們啼笑皆非，甚至慨嘆：吾不欲觀！

         比較文學的立論，未必適用在中國名詩的欣賞。對名詩沒有領悟的人，或者許為新意。但對名詩有深切領悟者，失之亳釐，謬以千里，就成一種可笑的謬論。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我們不必為外行人的稱讚而喜，只怕方家見笑！

評詩要旨

         評論詩的著作很多，讀不勝讀，列舉為難，各有所據，且觀點角度不同，又難一偏概全；況只就理論爭持，如無真知灼見，舌上工夫是難以服人的。做過實際評審工作，在會議上的爭持，才算真的了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否則，就是個不稱職的評審。毛高文教育部長在全國文藝創作獎大會上，固然對得獎者祝賀，但對各組評審委員譽為國寶，那是獲得桂冠的得獎者，因為他們必要得到評審者青睞的慧眼、法眼才能戴上桂冠；如正韓愈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縱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伯樂就是有慧眼、法眼，才能識拔千里馬於槽櫪之間的人。

         怎樣才能造就評審人的慧眼、法眼？識廣而又有灼見才有。此其一；而今日之文明，還須有時代精神，因評審當代詩人的作品，不能只憑故紙堆上的工夫。此其二。

         《古今詩話》言：王摩詰好取人詩，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此華英集中句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此李嘉祐句。僧惠崇有詩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士大夫奇之，皆唐人舊句。」又言：「大都誦古人詩多，積久或不記，則往往用為己有。」只要有變化能化舊為奇，意託於舊，而句法自新，不算抄襲。又舉例：「少陵詩：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蘇子美全用峽朿滄江，巖排石樹作五言詩兩句。子美豈竊人詩者。」我舉這些例，旨在對詩之評審者，必須識廣而有灼見始可；以免真抄襲者不知，而化腐朽為神奇卻視為抄襲；則如千里馬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了！

         當代評詩論詩，必須還賦予時代精神，不只對詩的識廣和具灼見。廣東國民大學校長吳鼎新（字在民）的許多古本藏書，輾轉由大陸到香港，又由香港到臺灣，輾轉由我從加拿大回臺灣接手。我在兒時避難，隨先君到當時遷到開平樓岡的國民大學，他任教席且屬學校行政人員。有時鄉下平靜，吳校長也會到我家來，我小時就見過他，到大陸變政，吳、張兩校長為國民大學在海外籌得之款，不敢帶入大陸。後來臺灣安定下來。先君建議將這筆籌款，在臺北購置該校留臺校友會會址兩層，並作海外校友返臺寓所。這批吳校長藏書，一直放在校友會塵封的房間，沒有人管理、過問。我有小段租住那裡。和校友會會長陳鶴齡，說起吳校長這箱舊本（約三十餘本）。陳說多年前詢其在香港之子吳魯聖醫生如何處理，歷多年而不覆。陳又說這些舊書，沒有一個在臺校友願意搬走。你如肯要就拿去吧！陳知道先君和吳校長的關係。我說：我知道吳魯聖醫生的診所，這些線裝書也不重，我經過香港帶給他，如果找不到他，我才帶到加拿大。我還說，如果他的後人要取回，我都願意璧還。因為這是長者的遺物。然而，我找到吳醫生的舊址查詢，鄰居說他已過世多年，診所也由後人賣了。只可悵然而罷。吳校長在遜清時中式舉人，民國後擔任過開平縣的議長。這些書籍有他的眉批。

        評詩要有時代精神：《青箱雜記》說：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孟東野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雜記》評：「此褊狹者之詞，然則天地何嘗礙，郊自礙耳。」吳校長在眉批這樣寫：「在極權統治下，確屬出門即有礙。語有佐證。不過在千年前未及見耳！」孟東野（郊）生於唐，距今千年前。吳校長之眉批，正是評者未及見的時代精神，如《青箱雜記》作者生於現代，當不致評孟句褊狹自礙；倒是白樂天在現狀社會，得難奢言不羈。不要說在極權社會，在法治社會也難事事不羈得來！吳校長真愜我意。

         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尚可。章子厚謂不然，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事處，幾如幸災，臣子不當形於歌詠也。如「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吳校長眉批：「甘露寺之變，相李訓、王涯為宦官所殺。」章子厚認為此朝廷不幸，白居易身為朝臣，不應為此吟詠。天下不平，特別是亂臣賊子，天下人都應共擊之，何況朝臣！詩人為時代而鳴，是時代精神的伸張者。論詩沒有時代精神。又何須論。詩人亦行屍走肉，還說什麼赤子之心！河南聶夷中有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孫光憲謂有三百篇之旨，有反映現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