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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之辯

 

2007年5月

香港社民連主席黃毓民到多倫多來,應此間傳媒機構、相同理念的社團和他的友好們之邀,在中華文化中心舉辦了兩場個人演講會,多場餐會;都是座無虛設。還有幾場免費的座談會,都擠滿熱情的觀眾。以宣揚他個人對香港政制的改革、批判,和組黨參政的理念言;我個人的觀察,他此行應算圓滿的成功。

黃毓民長期從事新聞的時事評論、主持電視、電臺節目;並擔任大專新聞系系主任。這種長期的練歷和教學相長的博覽與反思,造就他辯才無礙的基礎。很多人每以為他衝口而出,只是天賦的急智才情的表現,忽視他長期的好學與經驗的累積,才能如此自信,一語道破關鍵的標準答案,其能要言不煩,是靠深厚的學問基礎的。

他是香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和香港同步成長。經過艱辛的歷程,也和香港同步而發展,香港自然就是他安身立命之地。如果又以「亂港分子」說他:則香港亂了,對他有甚麼好處?明乎此,這也是一種毀人名節的誣謗,要不然,就是預設立場的成見或不知黃毓民的臆測之詞,對他是很不公平的。

有很多人說:黃毓民有天生叛逆的性格,甚至「逢中必反」的人。與其說黃毓民是天生叛逆,倒不如說他對民主政治的嚮往與執著。這又有甚麼不對呢?民主政治已是普世價值了!中國不是也逐漸開放嗎?這就是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只是在實現過程以「循序漸進」式進行;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說過反對民主。則黃毓民之民主進行式只與中共稍異,本質還是殊途同歸的。則對黃毓民罵座,又是否「逢黃必反」?

黃毓民對民主政治的嚮往與執著,不是在香港回歸以後才表現,只是更殷切的付諸行動。他是孫中山的信徒,早在香港回歸以前,國府駐港機構和一些當權派,黃毓民對他們的鄉願和違反民主的作風,就毫無顧忌的指責;因此,黃成了他們眼中的異類,常遭到排斥和向上誣告他。黃也視若無睹,成為右派人士中的獨行俠。但積非成是,黃毓民不但是香港當權派的眼中釘,同樣也就得不到臺灣主管香港僑務官員的信任。是長久以來被排擠的人,甚至後來連珠海書院系主任職位都保不住,「眾口爍金」,真亦可怕。

珠海書院過去有國府教育部的補助;我主管過國府駐港機構的僑務,知之甚詳。可是,即使是珠海書院的全盛時期,賺大錢而教職員的待遇,在香港大專院校是最菲薄,真是不忍言。黃毓民要憑為各報撰文,才可以維持一家五口的生活,過著一段長時期的艱苦歲月。到他自辦一份雜誌《檔案》時,就更困苦。香港文化界有言:要想害一個人,最好鼓勵他辦一本雜誌。黃毓民不會不知道,但他要暢所欲言,顧不得利害,這是黃毓民的性格使然。他是個強項的人,不會輕易向人求助的。大概我是癡長他近二十年,算是個可信任的朋友吧!我當時於役立法院,特別找機會對當時僑務委員長曾廣順說:香港有個黃毓民,怎麼算也是一枝健筆,還是個同道中人,既是年富的青年,又有眾多信賴他的學生,怎麼駐港人員總是排擠他?曾廣順說:不是他們排擠他,是他常在報上攻擊他們。我不同意曾的觀點。我說:香港的僑務,幾十年都是掌握在同一批人手中,鄉願迂腐,許多同志都莫奈予毒,沒有一個黃毓民,誰能為他們吐一口氣?當權派唱衰他,是理所當然的事。

曾先生愣了一陣。我接著說:僑委會要爭取黃毓民,就能和緩一大部分不滿僑務的人,並且能爭取眾多的年輕人。曾問計將安出;我說這還不簡單嗎?黃毓民根本是同一理念的人,是你們杯葛他,不是他杯葛你們。你領導僑務,首先能重視他,重禮請他寫文章批評和建議,你這樣做,看他們這一群還敢排擠黃毓民麼?

曾說這樣不錯,要我代勞。我說可以,但你要大方些表示誠意,第一篇我來開個價,港銀五萬,不要向他打折扣。曾想一下就答應下來。說好刊出後由駐港某主管負責支付。我通知黃,也不設前提,讓他自由心證去寫。刊出了,但那位主管居然嫌貴未付。的確,以香港常情而論,十五六年前一篇時事評論稿酬五萬,誰拿過又誰出得起?但承諾可以不算嗎?我找曾理論說:這還不證明這些人對黃的敵視嗎?曾動了火,當著我的面撥電訓斥了那主管一頓,並要他立即向黃毓民發放及道歉。此事當然就順利辦到了。

稍後不久,香港出現了王德輝被綁架重案,疑犯鍾志能和首次贖款一億多的臺幣現鈔在臺北被扣押;轟動一時。我一位律師老朋友突然到立法院來找我,原來他是華懋集團的律師,代表「小甜甜」來,請我幫忙向政府施壓協助,問我有甚麼條件。我馬上想起黃毓民。我說:這是我的職責,不必談條件;但總須有個媒體報道,可否交由香港的《檔案》獨家首先報道?當然,圖文、製作費,你要負責和黃毓民接洽和支付。就這樣一言為定,我通知了黃。《檔案》以後獨家報道了一段時期。

這兩件事,黃毓民也只知道結果!十八年來我也沒有向他說起這些過程。這還是第一次憶述的。

黃毓民既視香港為安身立命之地,對香港前途的逾份關心,是可以理解的。這個結論,是由觀察所得,不是憑空臆測的。

早在中英談判的時候,他在各報的撰文,就可以充分反映其關注香港局勢的發展,他深入的分析,也開始漸受港人的青睞;他的言論也普遍受到各階層的重視。英國在談判中,未嘗不想打臺灣牌,也曾透過關係和國府接洽過,甚至派人到臺灣接洽,可惜當時蔣經國初喪,權力的交接比甚麼都重要。更切實的說,臺灣也沒有一個高瞻遠矚的政治家。自中英談判開始以來,執政的國民黨也設一個「香港小組」,由連戰負責。一九八八年,國民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同樣召開第十三屆代表會議,會期排在國民黨代表大會之前,以大篇幅繪劃出香港未來的特別行政區的藍圖。我當時是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出席是屆會議,讀到大會預先擬好的大會宣言,竟無一語涉及香港。我正在期待香港選出的代表為香港人民發言,起碼也要為眾多的親國府的自由社團或忠貞黨人發言,促請執政黨訂定政策支援香港人民,必要時怎樣接待他們回臺定居。時間逐漸過去,快要到討論「宣言」了,「宣言」通過,也就閉幕了!但香港代表竟沒有一人發言。到臺灣來採訪的香港記者們,都失望在面面相覷中守候。由於我也長期為香港各報撰文,許多記者報人我所熟悉的,黃毓民正是專程而來的一位。

眼看最後一次會議快將結果,接下來便是「大會宣言」的修定。我不顧發言的程序,走到臺前,對著臺上主席團舉手。

當時的會議主持是黃遵秋,見我不依程序站在臺前,問我有甚麼事?我說請求發言。他說發言是按先後或抽籤決定。我高吭的答:我萬里迢迢從加拿大自費回來,每天提早排隊登記發言,都輪不到我,海外代表不重要嗎?這種選擇性是民主嗎?黃遵秋和兩旁黨幹商量,破例不依程序準許發言五分鐘。我走上講臺,第一句話是:「我以沉痛的心情為港澳同胞發言」,港澳記者群立即從記者室全出。我從國民黨立黨開始,簡潔道出香港支持國民黨的貢獻,尤以大陸撤退及香港人民對臺灣穩定的貢獻;而今日港澳人民面臨回歸,國民黨大會的宣言,竟然沒有一句話,連關切之情都不表示,這種涼薄,國民黨對得起港人嗎?以後還要不要港澳人民?還憑甚麼來號召海外同胞支持政府。總之,一連串質疑,接下就是臺下一連串掌聲中結束。

我下了臺,走經香港代表的身旁,他們還向我鼓掌,我橫眉冷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在關鍵的時候還不敢說話。以後「大會宣言」,不痛不癢的加了一句:「大力支持香港民主運動」。這一句還是我罵出來的。但這一句,以後衍生了「香港小組」從黨內移出,附設在行政院下,提升由副院長領導;以後改為「處」,在「大陸委員會」成立後,正式建制為香港事務處;回歸以前通過《港澳人民關係法》。應該都是由這一句不斷的衍生的吧!

黃毓民雖然認識很久,但不常見,各忙各的。到我任滿調任到香港時,黃毓民已在亞洲電視的《龍門陣》中脫穎而出。可知辦《檔案》時期,是他最後艱辛的歲月,到此否極泰來。在香港重聚時,我向他說:人生的運程每多反覆,走運的時候,趕快奠好經濟基礎吧!

亞視後來換了新聞節目總監,梁先生來探望我,我設宴招待;他不知道我與黃毓民相識,對「龍門陣」已有微詞。站在道義上言,這是一個警訊,我通知了他。果然不久,「龍門陣」被裁撤了。這個廣受歡迎的節目,明知收視率高企而裁撤,可知另一面的經濟收益更大。但黃毓民的市場價值已經確定了。

黃毓民轉戰多個傳播領域,多少有一些風波,使他每不能安於位,不是黃毓民變;而是他一成不變。這是理念的驅使,是黃毓民不知時移世易的結果。王荊公有言:「士固有離世異立,獨行其志,困譏笑侮而不悔,以其無求於世人,而有待後世者也。」這幾句,正恰是黃毓民的寫照吧! 這是我為黃毓民之辯的一端。

黃毓民雄辯滔滔,世俗固以為譁眾取寵;甚至說他沒有修養;如果他們讀過蘇轍的:「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其氣就是「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這種浩然之氣,怎能不泄!怎能不一泄而盡!這正是黃毓民不以世俗之見,務以一泄盡而後快。黃毓民的快人快語,多少有一點我年青時的影子,也許正因為「走過從前」,不能說對他沒有點偏愛,甚至說看到黃毓民的漓淋雄辯,而自己垂垂老矣的傷感中,他做了自己現在不能做的,為甚麼我們還不支持他!這是我為黃毓民之辯的另一個理由。

唐人小說筆記有言:「五十不生子,六十不蓋華屋,七十不做官。」我立志每事提早了十年。所以只差幾個月,我連國府的退休金都放棄了,辭職的時候,請一位印刻家刻了兩方閒章:「生無媚骨難持印」、「曾經滄海歸隱漁樵」。我退休十三年,只在去年見過黃毓民一次,此次算第二次吧!他說:明年再來,又只可翹首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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