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13日

自從「八九民運」以來，海外人士對當時國務院總理李鵬的印象不佳。主要 原因，可能與他主張鎮壓學生有關。然而，根據中共體制，是以黨領政的；總書記趙紫陽尚且為此落臺，可知連黨的領導人都不是決策者，遑論李鵬。當然，後來大家都知道下令將軍隊開入天安門是鄧小平；背後的決策者當然也就是他。李鵬既不是決策者，也沒有膽量向鄧小平提出異議，而且他亦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力。李是背執行鎮壓的黑鍋；看來對李是不公平的。

李鵬近來出版《立法與監督》，是他擔任人大委員長的日記紀錄，對一九九九年第三次修憲的爭議，有很清楚的記載。其中有具體的提案條文，如廉希聖規定公民有「遷徙自由」；但為高銘暄所反對，認為「遷徙自由」和「罷工自由」不宜入憲。其實，這兩種自由，現代化國家沒有一個不在憲法文明規定的。高銘暄只將負面的影響作危言聳聽；農村人口不能遷徙，農民的怨恨愈深，可以自由遷徙，還可以舒解一下；只要政策有配套處理，並有優待農民留在農村的辦法，總比硬性扼殺公民遷徙自由好得多。

今日官商勾結，礦工活埋，就是工人沒有罷工的自由、沒有組織工會的自由。蕭蔚雲提出「依法治國」，改「鎮壓」為「懲治」；，也是現代化國必須做到的。也被高某所反對。目前貪瀆不法，權大於法，就是不依法、或無法可依。高某又藉口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者不一定屬個人而有可能屬群體的，所以不能改「鎮壓」為「懲治」。這完全一派胡言，群體犯罪怎麼不可以「懲治」？群體有主犯、從犯；哪個國家沒有群體犯罪，又有哪個國家不問青紅皂白，一律用機關槍「鎮壓」？有高某這種成員，「依法治國」和現代化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