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7年

古今中外的名著，離不開對人物的描寫，也必然是描寫得好，才成為名著；情節是次要的。就算寫歷史，還是以人物為主體。試讀司馬遷的《史記》，任何一篇，人物言行栩栩如生。讀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正是最好的佐證。但也有一些例外，有些人本來是大聖大賢，或是大奸大惡的，只是早死了，真面目沒有露出來而已。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禮賢下士時，倘若當時身早死，一生真偽有誰 知。」但這是例外；誰叫你早死，那只可「怨天」，但不能「尤人」。因為當時的定位就是如此。「蓋棺」而定論。話又說回來，兩人中只有周公不幸，王莽本來就是大奸大惡，當是活該。如果一個人到死了，還是個好人，就算是別具狼子野心，但他尚未為惡就死了；除非有證據，否則何得入死者以罪呢？

古之論人已難，近之論人更難。因為過去「君子不黨」；今日乃政黨政治，不結黨靠單打獨鬥能成勢嗎？這是時移世易的風氣所趨，誰都阻擋不了。所以只能時勢造就英雄，英雄造就不了時勢。英雄只是剛可站在時勢的潮頭上，順時勢而為英雄而已；非英雄能創造時勢也。今日胡錦¿¤以時勢之反腐倡廉，他就可以站在勢頭上，放手去打貪官污吏。但在朱鎔基的年代，他上臺有句壯語：「我準備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為貪官污吏的，一口自己準備。」其決心不可謂不大，然而到他任滿離職，他說：「如果後世能說我是個清官，就滿意了」(大意如此)。我聽了很難過。為甚麼？時勢未到而已。我們看到朱鎔基下臺之後，完全一洗過去人事作風，做到「真箇解甲歸田」。這種胸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何等光風霽月!又如陳小玲，到任的時候遇上「非典」疫癥，百業蕭條之際，誰還有心講左說右；但四年下來，陳能廣結善緣，僑社對她的離任，都有點不捨的情誼。別的不 說，只此而論，能逆勢而上，她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