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臺大」做學生的時候，「僑委會」舉行全臺就讀「僑生冬令營」的徵文比賽。我是個窮學生，除了父親每月寄來的膳宿費，零用是靠學金（每月一百二十元臺幣）和靠投稿賺點稿費；解「熱毒」則靠做學生習作的槍手（詩、詞）的規矩；「一片西瓜一首詩」的過四年。參加各種徵文比賽是賺零用的，僥倖每次徵文都是第一。這次冬令營徵文，也是首名。評審人有謝冰瑩、王蒥、李冬辰等教授、作家。那毎年代，臺灣稱做「克難時期」，大家都咬實牙齦去「克服困難」；教授和學生一般都是過著清貧的物質生活，但都肯專心。那個年代，沒有袴紈子弟的學生，也沒有不盡職的教師。作家更清貧，報刊少而稿費低，多半多有兼職，但社會風氣所趨，寫作也比時下的「作家」嚴謹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融和而密切，守望相助，和臺灣今日的「跟紅頂白」的「西瓜靠大邊」差遠了。師生的倫理，更非今天學生打先生的犯上風氣可比。

謝、王對我以寫作為職志的影響很大。謝老師是「師大」教授，沒有教過我，但自從認識她以後，我們一直有來往，畢業後離開臺灣還常通訊息，到她退休到三藩市以後，我們就更多電話、書信來往。她那時（一九八五）的眼睛的疾病已很嚴重，書信都是短紙片言，多半是靠電話。我多次到三藩市寓所看她，她也竟然扶扙到多倫多來看我和家人。到我回國任公職，她也來過一次探望，師生情誼，終身不渝。她在我派駐香港時逝世，事出突然，我因主管僑務，倉卒間無法請假離職，無法撫棺一哭。她生前的付託，至今才整理出來，希望為這一代的「儒行之健者」，一位當代著名的作家留下一些信史；瑩師固有其文壇的地位，個人的揄揚不是增其榮，只希心香一瓣，供蓮座上的瑩師拈花微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