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在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配蘇貞昌大敗以後，幾至潰不成黨，首要的幾個人還捲入貪瀆的調查中，只有一個蔡英文還尚清白。“蜀中無人，廖化作先鋒”，因此被捧出來領銜整頓。

若要論資排輩，黨主席這把交椅當然輪不到她。民進黨自吹的所謂“四大天王”就是僅次於陳水扁而言。謝蘇配失敗了，當然負主要責任出局了。遊錫堃也如謝蘇，當過行政院長，但此人屬阿斗型，還是陳水扁視為親信。但陳已焦頭爛額，只可暫自收斂，當無法相助。剩下來的呂秀蓮，當然一度心動，但沒有班底，平時又大嘴巴，陳尚且奈何不得，誰敢支持她？也就打消念頭。次一級的當過行政院副院長的蔡英文便被提上來了。

蔡雖然在黨的資歷淺，但獨得深。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就是她主稿的，當時還未從政。到香港快要回歸，行政院長郝柏村已下來，換了連戰。香港親臺的社團領袖，以臺灣對港人不聞不問鼓噪起來，大陸委員會主委黃昆輝也是個臺獨，假惺惺提出“港澳人民關係法”作為因應香港回歸前後港澳人士來臺定居核可的規定條文。主稿者也是蔡英文。陸委會還派她和另兩位法學教授翁松燃、金神保來港和港澳社團人士舉行諮詢座談會。時在一九九四年，我當時是派駐港澳的僑務主管，座談會由我主持，前後三次，所以我對蔡的作為有相當認識。

翁松燃教授是我的同學，他在座談會舉行前對我說：“關係法”的草案定得很苛，如果座談會上不設法修正，港澳人士要辦理來臺定居不容易。我代表政府來諮詢，不方便提出意見。這個示意已夠清楚了。我接到草案後即連夜研讀，果然是苛吏的手筆，那些不利港澳人士到臺定居的條文經過我的修改，然後令職員送到指定的僑社領袖面前，約定前來座談，並負責某條文提出修改的意見。

座談會對關係法的精神、訂立原則，以至在條文的解釋，果然是蔡英文擔綱主講、主答。臺灣駐港各重要部會都有代表，組成一個稱“李復中小組”為代號，召集人由名義是外交部主管，實際已轉入陸委會的轄下的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黎昌意擔任。所以，黎也與會。由於我對草案的修改和安排發言，準備充足，座談會也由我主持，到僑界發言時，蔡英文這個主稿人應該大出意料之外，左支右絀，難於應付。例如草案規定一定獲得香港政府的良民證（明書）時，惹得過去為臺灣賣命的工人團體領袖大聲的斥責：“過去 我們和左派鬥爭，流血衝突很多，被捕坐牢，留下刑事案底，既未得到國府的好處，也就罷了，想不到共產黨快要來了，臺灣不來接我們也就認命了，蔡小姐你是否明知我們拿不到良民證，卻偏要有這個規定？早知如此，我們早應投共而不是反共。你年青，不知這段歷史？”這一段話，我記憶猶新，蔡英文也答不出理由。自由電影公會的黃握中（後來出任過國大代表），在會中也擲地有聲說了話。黎昌意沒有徵詢我這個主席的意見，竟阻止他發言，當然是為蔡緩臉，當眾拍馬屁。惹火了我，我立即站起來，裁定說：黃代表，你發言還沒有超過時間，我是座談會主持人，你可以繼續發言。黃握中當然會繼續下去，他也耐得一身火，不吐不快，這樣的座談會，蔡英文也開始知道港人的水凖不是那麼可欺！以後，還有第二、三次的來港諮詢，只有部分苛刻的條例改正過來，但以臺獨的排斥性，苛刻的“關係法”在立法通過了，以致“九七”前後回臺定居的港澳人士並未踴躍。港澳人士把臺獨的面目看得一清二楚，以後對臺灣便疏離感日益增加，原因部分也在此，我是個歷史的見證人，治香港史者不可不知。

國民黨在一九五O年大陸全部失守，香港人口尚不足一百萬，一下子南來的軍民化整為零進入香港，人口驟增，反共者多，這是歷史的淵源，故早期大部分是親臺的。國府駐港第一個機 構獲得英國默認的是“華僑旅運社”，一直負責港澳人士簽證赴臺灣的機構，我擔任該社總經理，至一九九四年底調回才離任。在任時是兩會並存，各有所司的。至 “九七”回歸前始和中華旅行合併而裁撤的。

我派駐香港不久，香港右派有個大地震，因黎昌意出賣了“香港時報大廈”。該報是國民黨在香港的喉舌。有精神象徵的作用，右派人士不能接受，而且賤賣了。香港人稱“黎賤賣黨產”，黎當然否認，強調價錢合理，但不到四個月，讓證據說話：該大廈轉手了三次，賣價五億八千萬港元，而黎只賣了一億九千萬，相差幾近四億，港人大罵黎是國民黨的 “敗家仔”。港人丁伯駪還告上立法院去。臺灣派人來香港調查，我當然連剪報據實上報，我和他隸屬不同，不必賣他的帳，何況公義！到蔡英文來的座談會，我們理念不同，終於公開決裂。結果，我和黎先後各自調回臺灣，這一段秘案，我還是第一次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