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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作家與作品表現的同異 11/3/2019 6:20:49 PM

《詩論與詩人》補遺(許之遠) 7/5/2019 4:51:15 AM

第九章:自學可成詩人 3/14/2019 11:49:10 PM

附錄2:陳新雄近體詩格律 3/14/2019 11:41:00 PM

附錄1:詩學的基本常識 3/14/2019 11:32:13 PM

第十章:詩的高妙與評詩 3/14/2019 11:27:42 PM

第八章:古今詩人的評析 3/14/2019 11:22:15 PM

六十年來家國

 

中共建政六十年;我在香港看到幾處慶祝的場景;當然看了天安門廣場的慶祝和閱兵的盛大場面。國家有慶,萬眾歡騰。會當東邊惠風和暢;西線無戰事之際;在中國人來說,真是百年不一遇的好時光,歡騰一陣何妨。人情之常,良有已也!我們海外華人,也看過美國獨立二百年的國慶;那時雷根總統當政,美國從衰復盛,不也是萬眾歡騰麼?何況首次宣佈和平崛起的中國。惟一不同的,中國有閱兵盛典而美國沒有。根據報導:閱兵的耗費還超過主辦奧運會。奧運會結束未久,世界經濟還在金融海嘯未退;而我們宣示的和平崛起的時候,這閱兵的盛大場景,也有人認為並不完全適當。但當我們看到雄壯的軍人隊伍、齊一的步伐、精良的武器的展示場面;吸引老百姓駐足在賣錄影帶店前的街道上,他們的自豪而滿足感,應該可以抵銷部分高昂的成本吧。

輿論的《自律》是國家的損失

一個飄泊過、關心民族而同時寫過五十年隨筆感想、時事評論的人,又當時移勢易、民族倡言和平崛起、六十年於此的時會;如果不是《太上忘情》或患了老人癡呆癥,不論是褒是眨,都會筆癢難禁的。香港還算言論自由,我卻只應景對香港回歸後稍作著墨,也是短文(見一篇前)點到即止;而我的博文主要給大陸同胞讀的,能領會多少,就看讀者對香港熟悉的程度了。為什麼呢?就怕敏感的時候,觸犯了禁忌;因此自我約制;香港輿論所謂《自律》。我自從在大陸建網頁,多少都抱著《入境問禁》的守禁態度,還只是略感委屈,沒有這一次的強烈。主要是讀到的,除了極少數講真話,大多數是《歌德派》像指揮棒,跟著的《風派》就更不知所謂;隨聲附和、隨棒所指。這兩派很容易看出分別。但可惜擔任指揮的,像陳文鴻這些肆身學術界人士,文字奇劣還在其次,理據也是自說自話,又好賣弄邏輯和政治術語。所寫變得《臨風涕泣,不知所云。》能說真話的寥寥可數,其中還有些遷地他去。自律者固然感到委屈;又何嘗不是國家的損失!也許會自置於險阻,因為聽不到真話。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

唐有貞觀之治,主要是人主的英明:《知人善任》;知人不易,善任更難。每個朝代都有賢能者,在封建朝代靠人主英明,識拔賢能,人才得進;若不能善任,也是徒然。將適當的人才,擺在適當的位置上才稱得上善任;絕不能像《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得人才而亂任,反因互相傾軌致亂。房玄齡善謀、杜如晦善斷;分任左右丞相。魏徵忠耿善諫任御史。唐太宗就能垂拱而治了。武則天也是個提拔人才的人主,她讀到徐敬業討伐她的檄文時;認為執筆者就是一個大才人,立即譴責宯相說:《野有遺才,宯相之過也。》漢朝還沒有科舉取仕,由鄉薦即鄉人聯名推薦,稱做《孝廉》。便可致仕。這個制度更實際,真的是野無遺才。中國有漢唐盛世,主要是人才輩出的緣故;《鄉薦》不須靠人主英明,是個好制度。科舉壟斷人才、握殺人才,不足為訓。如果中共要檢討六十年得失,對提拔人才,就應開放取才,不限於黨員。三錢一陳和林毅夫,原都不是黨員出身,對國家貢獻多大!如果錢學森沒有參加黨,說不定不會有壓力:要寫畝產萬斤的論文,中國人民或能避免大躍進帶來的災難。

任仲夷:《殺出一條血路來!》

我是個旅居海外的中國人,即使是出於善意和良心對中國事的建議或論述,也會有人認為輪不到我說三道四、指指點點。這也是一種壓力,縱有腑肺之言,也只好避重就輕,就是《自律》;也就只可選一些中共黨員的話語作代,做六十年來的忠告和建議。首先,元老級的任仲夷在二零零四年八月刊在《同舟共進》雜誌的談話(記者:關山)。任仲夷說:《中國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啟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讓億萬人民的聰明才智競相併發,人口包袱才能變為國力優勢。可是我們在意識形態方面並沒有與時俱進,基礎上還是計劃經濟那一套。》又說:《只要有一點出格言論,就要禁書、封報、封網。》《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統治的社會絕不是民主社會,也不會長治久安的。》《小平同志主要不足就是沒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適時地進行他所主張的政治改革。…尚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社會,一個未能徹底解決腐敗蔓延的社會。》《三權分立對制約權力遏止腐敗非常有效…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一元化領導那一套教訓還不深刻嗎!》任說:《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不恊調、不適應…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所在…過政治改革這一關,一定要有勇氣、膽識,橫下一條心,殺出一條血路來!》

毛澤東:《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任仲夷要過政治改革這一關,才能解決一切社會的根本問題,要有勇氣殺出一條血路。這條血路當然不是舊路,舊路那須殺出來?毛澤東找到了。大陸歴史學者畢萬聞寫的一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見明報月刊三十九周年特大號2005)記一九四五年七月,黃炎培到延安和毛澤東會談。黃說起歴史:《一部歴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致人亡政息。》古賢有《六十而耳順》,人生經歷了磨練,再沒有聽不入的逆耳之言,就是耳順。況且都引自中共的領導人,雖是舊聞,在今天卻是新意,是值得國人重溫的。

秋雨春風六十年

百年人生經歷了四分之三的世紀,生於大陸僑鄉、長於香港、就學臺灣和加拿大。到臺灣政治轉型,從威權人物為中心轉到立法院,我適時回歸參加,以後于役港澳。看到大陸的轉型、港澳的變化與回歸。大陸建政六十年的回顧,個人所歴,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當有個人的認識;但不免總是隔了一層,和香港的中國人沒有兩樣。例如對閱兵的觀點與角度,只能客觀的並列不同意見。大陸廣大的人民才有真正的體認和正確的評論;也寄於善良的願望和自律,擷取元首與元老的話語來表達。因此,命題用《六十年來家國》。但這畢竟不是我一向為文的風格;這六十年神州大地的變化也委實太大,難以短文可盡。大致來說,還是《倒啖甘蔗,漸入隹境》。前三十年從《肅反》、《土改》、《三、五反》、《鳴放》、《反右》、《三面紅旗》至《文革》,廣大人民在頻繁的運動中,難免或多或少感到秋風秋雨的肅殺吧;以後的三十年,雖不至《春光明媚、惠風和暢》,但春寒中看到春光,心裏還是有暖暖的感覺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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