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因《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獲名，然隨著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深入，其困惑越來越深，最後竟以自殺結束生命。

自殺前她與身邊親友說：“在訪問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我發現不僅僅是日本人的問題，還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惡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見！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踐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發現需要砍的，還有自己的同胞。”何以要砍向自己的同胞，自己同胞的所作所為當砍。

揚州十日時，江南居民只要遇見一個滿洲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一個清兵，遇見近五十名青壯年，清兵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便戰戰兢兢，無一敢動。此清兵便押著這些人青壯年赴屠場，其間無一人反抗，一人敢跑。至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南京大屠殺時，如此情形再度上演。日本人抓住國軍後，進行甄別，在押的上萬人中潛有換了兵裝的師長團長。日本人喝道：“誰是當官的？站出來！”頓時眾手齊指那些師長團長們。但結局卻無異，指人者與被指者統統一死。有人說南人文弱，故由著清兵造次，其實北人也扯淡，抗戰時的山西農村，經常是一個鬼子攆著全村人團團轉，讓跪下就跪下，說趴下就趴下。

梁實秋《排隊》一文中道：抗戰以前，人們在車站購票不排隊。但日本人佔領北平前門火車站後，秩序從此改良許多。何以然？因為有個日本兵拿著鞭子，來回巡視，看有插隊者，上去就是狠狠一鞭，那人便一聲不響排在了隊尾。為此，梁先生悲然詰問：“難道中國人真需要那一條鞭子才行麼？”有人不解何以每至夷狄更姓，自發或被迫的漢奸便多如牛毛，正如失望是絕望的前提，奴性實則漢奸的基礎，奴性越深，漢奸越多。

讀史的周作人說過一話，意味深長：“積多年的思索經驗，從學理說來人的前途顯有光明，而從史事看來中國的前途還是黑暗未了。”讀史令人心碎，少年讀史，義憤填膺，成年讀史，便有周作人話裡的滋味了。

崇禎挽殘局，無奈六下罪己詔，“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此話甚是，問題在下層，根源在上面，“朕為民父母，民為朕赤子”，既如此，子不教，父之過矣。其實也不在一君一朝，在制度。黑格爾說：“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事實上，中國任何一次革命都沒能使這個歷史改變。”鴉片戰爭前夕，中國GDP世界第一，卻不堪一擊。何以然？費正清認為，制度落後和官場腐敗是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從康熙、雍正到乾隆，他們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國的官僚體制變成了一個合法的、有組織的貪污集體。”後來有人將國人狀況描述為一盤散沙，以為有了鐵腕領袖，有了鐵幕制度，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煥然一新，果真如此？

作家北村恨鐵不成鋼而憤憤然：“日本人曾經在中國無惡不作，但真比某些中國人更壞嗎？他們在食品上互相投毒了嗎？為洩憤去幼稚園殺幼兒了嗎？把化學污染物壓進地下水了嗎？餓死過上千萬本國人民嗎？出賣過國土嗎？為援助外國人犧牲過本國人嗎？官員輪奸過本國幼女麼？迫害過為國家而戰而被俘的人嗎？毒死人的企業官員不謝罪反升官了嗎？”

國民性不堪至此，定是文化出了問題，制度出了問題。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魯迅致力於國民性批判，不可謂不痛。然大幾十年過去了，現狀可否改觀？多數人持悲觀態度。作家劉震雲接著道：“中國的國民性自魯迅時代以來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適用，阿Q的精神勝利法源於他對周邊環境的恐懼感，而今天我們身邊這種恐懼感仍未減少。不僅沒有減少，相反，中國人現在除了恐懼，還缺乏對未來的遠見，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國民性問題。”民族主義極易煽動，你可以借勢利用之抵制日貨，甚至可以砸毀日系車輛，然誰有能力改變這個民族的劣根性。

魯迅說“中國是世界上國恥紀念最多的國家”。歷史上，除夷狄對華夏的荼毒，多數時候是自己人戕害自己人，自己人屠戮自己人，其殘忍程度絕不亞于外人，只是家醜不可外揚，史料中難免遮遮掩掩。

耶魯大學華人經濟學家陳志武曾言：“中國的錢美國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鮮可以用，政府可以用，官員可以用，富二代可以用，二奶可以用，唯獨老百姓不能用。”對外要臉不要錢，對內要錢不要臉。時代真的仁慈了，大規模的肉體滅絕停止了，卻將精力與用心全然轉到了經濟上的巧取豪奪、蠶食鯨吞。

魯迅還說：“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甚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所以出現“為人莫當官，當官皆一般。換了你我去，恐比他還貪”，也就不足為奇了。英國人赫德管理的中國海關，竟是晚清最為廉潔高效的部門。這已不僅僅是道德層面的問題，終要歸結到制度的設計。

1921年12月5日，張作霖在一次採訪中道：“中國之壞，就是壞在官吏，辦公事的人，只貪圖私利。拿京奉鐵路說，內中的弊病太多，說起來把人氣死。外國人說中國窮，其實中國何嘗窮，只不過錢都飽入官吏私囊了。中國財政，只要有個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那一點外債算個什麼。”此話由一位土匪出身者說出，意味深長，較之匪，官之禍尤重。

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喟歎：“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銀行都不信用，對於外國銀行便非常信用。”在廣東，“一般人民都情願藏收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認為這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先生將國人之智嚴重低估了。後生韓寒之言，每有睿智：“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智商，和官員們不斷下降的道德之間的矛盾。”官員是體制的代言人，民眾與官員的矛盾，說白了是與體制的對立。

以前大多數人歌頌的制度優越性，原來優越的只在少數人，現在著意強調的是特殊性，特殊的還是那個超越憲法、超越公正的利益階層。既如此，便不難理解為何民間有多少善意，上層就有多少邪惡，民間有多少期待，官方就製造多少絕望了。“因為他們邪惡，我們才要正直；因為他們殘忍，我們才要善良；因為他們陰險，我們才要光明；因為他們無恥，我們才要高尚。”

甘地是個理想主義者，試圖以人格力量改變國民性，但畢竟不切實際，最終要以制度為之。李光耀對鄧小平講過：“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廣東人的後裔，祖先都不識字，很貧窮，而達官顯宦、文人學士則全留守中原，因此沒什麼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的，或沒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補充道：“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英國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麼儒家文化。”

戈巴契夫似乎也知之，為此不惜壯士斷腕，明志斷指，“我們要成為現代文明整體的一部分，同人類的普遍價值和諧共處”。上層說“改革不會走蘇聯老路”，竊以為，僅為改變不堪的國民性，蘇聯老路非走不可。（作者：介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