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二十年來，我一直寫兩岸三地的時事評論專欄；其中與臺灣相關的較多，我還實際參加過臺灣立法院的立法工作，任滿又成為派駐港澳主管僑務的駐外人員。對臺灣朝野的互動、內外的政策、政府的運作、人事的關係；都有一定程度的熟悉。臺灣這百年，每五十年一大變：日本統治了五十年，不多也不少就回歸中國；一九五零年，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蔣公復行視事。到二零零零年就〈變天〉，國民黨在總統直選下失去政權；這是國民黨奠都南京以後從未有過的事，即使大陸失敗，國民黨還是帶着中央政府遷移，最後到了臺灣。恰好又是五十年，不多也不少。民進黨結束了國民黨對臺灣的統治，所以有人以〈變天〉視之。的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其黨人艱苦卓絕的奮鬥、争死就義的犧牲；從一八九四年（甲午）建黨，至一九一一年（辛亥）才推翻滿清專制王朝；創建了中華民國。國民黨與民國、民族的關係就可想而知。國民黨立黨一百週年（一九九四），李豋輝不但是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並且是國民黨的黨主席。他的‘外來政權論’、‘兩國論’、‘中華民國在臺灣’、‘臺灣人’都已出爐，臺獨言行已露。國民黨過去即使播遷來臺，在兩蔣時代，還能影響大陸乃至民族；自李以上的宣示，百歲黨齡的國民黨，已自外於大陸國土與中華民族；雖然名稱還冠上中國兩字。這種思慮，使我聯想到：百年的中華民國，會不會又走上國民黨的不歸路？這個思慮，促使我對中華民國在臺灣前途的研究。

中國人講「百年人生」，和西元紀曆的一個世紀；原是個相等的歲月。無論個人或群體，都是個適切、可作定論的段落。少了以過短難作正常的論斷；多了又覺得過長，難免龐雜過多反而模糊焦點的論斷。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肇造到今年（二零一一）適一百周年，也應該有一個論斷。檢討也可，或藉檢討作繼往開來的策劃；都深具意義。

「百年人生」有相同的宿命和相異的歸宿。不論英雄豪傑、販夫走卒都歸於黃土；這就是共同的宿命。但有更多的人，其才智、器識，不稍遜於當代英雄甚或過之；惟終生坎坷；像伏櫪老驥，遇不上賞識的伯樂，空負一身駿骨。可知人也可、馬也罷，要成英雄、名馬，本身的條件固然重要，但際遇亦同等重要。不惟如此，身處的環境又何嘗不重要呢？如果是個小環境、小局面，馬只須十、百里之行，何須負重致遠的千里馬！人浮於事的社會，局面又無法打開，縱是才識俱備之士，求一席使妻兒溫飽已不易，經歲月的銷磨；由青壯而及老，都困於生活的掙扎上，以致坎坷終身：又何嘗不是宿命！可知人困於際遇與環境，也等同定數安排的宿命。相異的際遇與環境，才能出現不同的結局、相異的歸宿。曾國藩說：「不信命，信運氣。」看似迷信，其實是不甘於宿命、反抗宿命的。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年代，北踞帝俄，東鄰日本；還有列強劃定的勢力範圍、前朝承諾的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殖民地、租界；連關稅都不能自主。中華民族曾經是個宗主大國，擁有多個藩屬；我們還不屑把他們變成殖民地。但當時的中國，想做一個宗主國的殖民地猶不可得；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淪為「次殖民地」，任由多個列強的宰割，而得不到一個獨佔利益的宗主國保護。但直接能侵入我國土的，還是帝俄、帝日；自從兩國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衝突，爆發了「日俄戰爭」；竟在中國的國土，等於兩個強盗入屋打劫，就在屋內打起來，屋主見財物損失而無力保護，所有屋外的旁觀者只在嘲笑，沒有一個主持正義制止，連一句同情的話都不說；見證帝國主義的橫行年代。帝俄失敗，中國東北成日本的勢力範圍。民國外有日本的侵略，內有袁世凱稱帝和以後軍閥的割據。帝俄被列寧領導的共產黨推翻；列寧以馬克思學說為施政指導原則。對內提出消除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對外號召被壓迫的國家、民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國長期飽受帝國主義侵略凌辱之際，在俄國革命成功成立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帶給中國人民許多憧憬；有部分覺醒的知識分子投入效法蘇聯共產黨，發起組織了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從事宣傳馬克思學說、壯大組織和奪取政權。這是中華民國成立以後不久，又一次嚴重的挑戰局面。

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創建中華民國，直到他的逝世；中國還在軍閥的割據之下。國民黨的勢力出不了廣東、廣西兩省；要到民國十六(一九二七)年掃除軍閥，東北的張學良易幟歸順中央而勉強算做統一。然而，一個繼承軍閥的思維、權力與地盤的張學良集團，其實際的影響力，遠遠不如一個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

小我的個人擴大而論大我的國家民族，際遇和環境同樣重要。

波蘭夾於德、俄之間；就有身不由己夾在兩強地理的定位上，動彈不得。波蘭人很優秀：西諺有：「波蘭人什麼好品德都有，但所有悲慘的事都發生」；這不是歷史宿命嗎？中華民國據有大陸的時代，北有帝俄，東有日本，立國的根基未穩；外有列強入侵，特別是北俄、東日的蠶食鯨吞，內有軍閥的割據和中共的崛起；戰後以民凋兵疲之際，又當共產主義浪潮澎湃的年代。中華民國只繼承滿清民窮財盡的潰敗的社會，既無法阻擋日本的侵略，只可以血肉作長城；自「九一八」事變至抗戰慘勝，政府的精銳全數投入戰場，犧牲慘重。因此亦無法阻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中的擴張、戰後的進攻。又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風潮，中共終於在大陸建立新政權。西方列強尚不能阻止東歐的赤化；而要歸罪於根基未穩、外患內亂不斷的國民黨政府，不能抵擋這個風潮，當難言是平情之論？中央政府退到台灣來，台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孤島，環境算是一個困局，幅員總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只有大陸三百分之一；人口以今天來算，是二千三百萬對十三億，只是大陸五十六分之一弱，天然資源蘊藏更遠不如大陸，這種抗衡的勢態，時間對台灣是不利的。

台灣的歷史軌跡，也說明了一些端倪：台灣當然不是荷蘭人發現的，早在明朝的顏思齊、鄭芝龍做海盜的時候(一六二○至一六二七年)，就以台灣為基地了；顏思齊死了以後，鄭芝龍接了首領的地位，明朝內經流寇的洗劫，外有北患的滿清入侵，對沿海的海盜的騷擾無力剿滅，只有招撫。盜首的鄭芝龍經招撫而變為鎮治福建沿海的一方之寄的官員，其後福建大旱，鄭芝龍還大徙飢民配以耕牛、稻米種籽到台灣去開墾，他坐地分肥，徵收錢糧而成大富。到明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年)，荷蘭人才據台南安平、赤嵌兩城，只是鄭芝龍已身為大富貴官員，以荷蘭人佔地小，沒有影響他的收入，也就各任其便，視而不見。清兵入關，鄭芝龍貪圖富貴，又在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受清的招撫而降清了，其子鄭成功憤其投降異族，舉兵反清，並入台驅逐荷蘭人，建立台灣成為反清的基地(順治十九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其間經歷了二十二年(一六四六至一六六二年)，是台灣全島為漢人開發統治之始。到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施琅平定台灣，前後經歷二十一年(一六六二至一六八三年)。兩者相比較，歷史的紀錄很接近，是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之間。

從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台(一九四九年)，經兩蔣統治至蔣經國逝世(一九八八年)，期間經歷(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八年)三十九年；但從蔣總統在臺復行視事（一九五零）算起，兩蔣治臺共三十八年；和中華民國撤出大陸（民國三十八年），在大陸的年期與立國精神是相同的。明顯超過鄭成功治台二十一年，而且兩蔣時代之對抗大陸，立國精神還是「漢贼不兩立」，不論誰漢誰賊都是中國人，而且尚以「復興中華文化為職志」，並不排斥大陸人民，只是對抗大陸的制度，亦明顯与明鄭不同，不符合歷史軌跡；是繼承民國在大陸統治的餘緒。而民進黨的台獨，以拒絕外來政權和不認同中國人作為獨立主要訴求。認為日本佔領臺灣，便脫離中華民族主體，今天是一個新興的民族對抗大陸的另一個民族，和明鄭對抗大陸的滿清朝廷是一樣的道理。依歷史軌跡，李登輝繼蔣經國之後主政，但其初以上任不久，臺獨言行未露，經兩年之後，自一九九○年開始，李成為國民黨主席、總統候選人，當選以後，其政治地位穩定下來；他的台獨言行也開始了，配合具體實施，逐步推行。如以此為起點，又經其扶植的民進黨繼起，則二十一年之後，適值中華民國一百年(二○一一) 若能與大陸重歸統一，就符合明鄭的歷史軌跡。然而，其間出現政黨再輪替，二○○八年，臺獨的陳水扁政府出局，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主政。然馬領導的國民黨，和兩蔣領導的國民黨的本質接近？還是與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接近？抑是他獨創一格？而這創新的國民黨，在這眼前的關鍵時會，能不能開脫歴史的覆轍、衝出歷史的困局？本書舉證歴史、結合現狀，就是要探討出這問題的結論。

朝代的興衰，有歷史軌跡可尋；一兩年甚至三五年，都不足以短期來否定其依歷史軌跡的進程。二○一二年，台灣又再逢政黨主政的總統大選而決定。如果民進黨重新執政，還是以該黨原有的：以敵國態勢對付大陸和主導台灣，幾可以確定進入明鄭的歷史覆徹，實現歷史的宿命。如果是國民黨繼續主政，要看她能否擺脫歷史的覆轍和困局，佈展一個創造歷史的契機。

在執筆為文的今日，如果我們覆核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的施政大方向，有幾點脫離李登輝、陳水扁既定的「國策」：一、宣告「不獨」；二、承認「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雖然在「一中」就是中華民國，比起陳水扁的「沒有共識的共識」徹底否定「一中」來得明確；三、外交休兵和僑社融洽，也與「烽火外交」的對峙鬥爭明顯不同；四、「三通」已逐步實施，雖然還沒有全面進行。五、經濟層面如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簽訂了。但馬仍然無法完全擺脫李、陳的「不統」。這個宣示，只能說馬以民意現狀贊成近期統一最高不到三成，為此民意基礎上而遷就事實的操作，只是「九二共識」的現階段的灰色地帶。其實，馬的「不統」和「九二共識」並未自相矛盾，所以我們只認為是遷就現階段民意的操作。到大陸實行民主政治，馬的「不統」也就相應不存在。所以，歷史覆轍也可，歷史困局也可，都是基於主體和客體不變的情勢下發展而立論。然而今天在資訊快速的年代，主客都無法確保本身的不變，不管是自動還是被動；或彼此在互動中的交互影響而兌變。只要變動，就不一定還是原來的形勢，也就不一定形勢比人強了。

要證明主、客形勢的變動，轉變比過去快速得多；而且以後更快。一九七六年自毛澤東逝世，大陸漸趨穩定，逐漸脫離一窮二白的困境；而臺灣的經濟起飛已完成，邁向開發中國家；漸漸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這些時期，大陸相對動亂，外匯零存底。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可惜這時蔣經國已先一年逝世；李登輝繼位，是台灣「錢淹腳目」的時候，是法國的xo拔蘭地和瑞士勞力士為台灣客掃貨而供不應求的年代。李登輝的台獨意識漸露，以致政爭不斷，那會握機造勢打破困局！大陸經過動亂、也經歷蘇聯解體，終於否極泰來，鄧小平徹底了解：沒有一個安定的環境，經濟無從發展；也積取了一些市場經驗，加速開放，從此全力推動經貿發展，十年之後，兩岸此消彼長，到二○○○年新世紀開局，大陸又得到香港的回歸，成為新興的「四金磚」(Bric依國家第一個字母：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之首；而台灣已為「四小龍」之末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台幣貶值可知。尤不幸者，台獨的民進黨取代了國民黨的執政，陳水扁八年政爭更烈，經濟空轉。到馬英九為國民黨重奪政權時，大陸的外匯存底已超越日本，成為超霸的美國最大債權人、世界工廠了！而台灣風光不再。二十年的變化，特別後期十年的速度，教人瞠目結舌，包括在世界金融海嘯以後，中國崛起對世局演變的地位；又有誰想到？一九九五年，我辭去公職，有一次到台北探望前院長郝柏村；他是個民族主義者，當陳水扁在立法院翻他的桌子(任國防部長)、 用文書扔他(任行政院長) 時，我都是現場目擊者。那一次探望聊起國是，他慨嘆兩岸的競爭中，台灣(李主政年代) 常以軍備、外交為主軸，是昧於以己之短擊人之長；就是不用制度、文化等，以己之長去競賽，致常處於下風，是十分不智之舉。李去陳繼，陳水扁還是師李的作風，以致困局日蹙。

經歷李登輝十二年、陳水扁八年共二十年主導台灣政局，經驗告訴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兩岸緊繃的對立、臺灣政經的空轉；是條走不出的死胡同。把臺灣困在死局之中，百年困局與明鄭無異；這就是歷史的覆轍、第一個推論，也是一個結論。

另一個推論，就是台灣突破困局。不論是自我突破，還是客觀形勢的轉變，因而因勢利導得以突破。如果是自我突破，台灣必須出現一個高瞻遠矚的政治家；能在強弱懸殊的對比中，轉變主體的弱勢為優勢。那是具旋乾轉坤的智慧和運氣。如果是客觀或客體的形勢的轉變，台灣也須出現一個能握機造勢的領導人，因勢利導劣勢轉向優勢。這是不論什麼時代，群體都需要有領袖魅力、作風的領航人(leadership) ，去開創局面或轉變困局。

蔣老先生退守台灣，念茲在茲求台灣打破困局。他帶著副參謀總長余伯泉坐鎮澎湖佈置進攻，然事洩於美國，美以一九五四年訂立的「中(台) 美共同防禦條約」為理由，阻擋了國軍向大陸進攻。蔣老先生終身無法再北伐，也終身對美怨恨。蔣經國著的《我的父親》，內記蔣老先生的日記曾有這樣的記載：‘世世子孫，須記得美國的背信絕義。’他死後停厝慈湖而不下葬，就是希望子孫、黨人，在光復大陸後才奉安南京。他是效法孫中山先生停厝北平的碧雲寺，到北伐成功後奉安南京紫金山(即今之中山陵) 。蔣經國也深知台灣的困局，終身只能以「不接觸」而待大陸政局的演變，可惜終身未遇。也只可同樣停厝而不下葬。人生遺憾，孰過於此。由是觀之，兩蔣終身是個民族主義者，效忠民國，至死不渝。

中國國民黨與今天之中國共產黨，其名稱與組黨目的應是一致的，其前途都在「中國」兩字。中共幾經波折，又回歸民族主義，才有今日之發展。中國國民黨自始就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終於創建民國。其初以政治需耍，推翻異族、入主中國的滿族；當時民族主義是指漢民族。滿清推翻以後，孫總理便提倡五族共和，等於國家是大家的，平等參政，民族主義的內涵已包括中國疆界所有民族──中華民族了。馬英九首次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時，曾一度提及黨名的態度，會在大選後考慮，後亦澄清不會。可知今日執政之中國國民黨，或明日(如二○一二年再獲執政) 之中國國民黨，也不論是否馬英九主政，中國國民黨的前途，還是寄託在「中國」兩字。

李登輝主政期間，曾多次將中華民國自我矮化。其中提出「兩國論」：與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國與國」的關係，曾內外遭到強烈的反對，迫得自圓其說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當然這是玩弄文字的遊戲，其實什麼關係，還是「國與國」。另一次自我矮化是：「大陸是個政治實體政權」。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現狀；但出於中華民國總統之口；等於宣告。也就是宣告放棄中華民國在固有疆界的法統地位。緣滿清王朝的覆亡，曾下詔書遜位，就是承認中華民國，是繼承朝代(特別是有清一代) 的法統地位，是合法的轉移政權的。蔣老先生撤守大陸，即使以後退出聯合國，從未自我矮化為地方政權，尚以民國為正統而定位。至於民國在固有疆界來說，大陸為主體之幅員地位，那已是常識的了，李登輝宣告這個主體為政治實體政權，就是承認大陸政權的法統地位、合法地位，還不是自我矮化為地方政權嗎？如果不是因為嚴守法統地位，蔣老先生何必拒與大陸代表同坐在聯合國席位上？當時美國與各國達成協議，台灣可保留聯合國議席，法總統戴高樂尚有特使來勸蔣接受，都被他拒絕了。可知蔣的內心世界裏，中國就只有一個。

中國史家有其獨特的歷史觀。歷朝修史，是在前朝國祚全面斷絕以後才做。如「遷史」、「資治通鑑」都是修前朝史；又如明修「元史」，清修「明史」；必需這個朝代過去，塵埃落定，像人一樣，死亡以後可以蓋棺論定，然後修史，記其史實，評其得失，以證興衰之所由，可為後世殷鑑。所以有謂「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明修元史，為洪武二年以後的事；至於明史，由崇禎殉國後，繼之者尚有監國之王數人，明祚未斷，一直到康熙中葉，明鄭覆亡以後才修明史，以張廷玉為首。張廷玉不是滿人，乃安徽桐城人，字衡臣。明史共三百三卷，是一部立論中肯歷史書。(見拙著《諤諤集》的「修史」篇) 。

「辛亥革命」，清帝正式下詔宣告退位，中華民國正式成立。法理上是經前朝確認繼承法統的。可惜繼之而來的袁氏稱帝、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和戰後的內戰相繼；以致政府無法修清史，不能不是一大失算的憾事。尤其是李登輝自我矮化，則中華民國的歷史法統地位，是否因未修清史而影響？以致淪為過渡政權？如果中國史家淪為政治的附庸，以此為認定，搞亂歷朝史家的成規、法統傳承；李登輝則有負中華民國、民族太多了；尤為中國史家之厄！

然歷史是實實在在的紀錄，中華民國在徹守大陸前不但存在過三十八年之久，而且先後東征、北伐完成全國統一、領導全面對日抗戰八年；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和光復台灣。這些史蹟，任何人都無法否認歷史的事實，不會因一時受政治影響；時間會對不切實的錯誤，有沉澱的作用；到政治勢力消退，歷史真相便會浮起來。何況民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在亞洲成立的共和國；且是聯合國五個締造國之一。沒有中華民國，連聯合國的歷史都不全面。因此，全書的主論，仍以中國史家的認知，即使李登輝不當的宣告，但民國的存在，可以民國百年史中的後期史(遷台後) 來讀，以補正史之不足。

二○一○年，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在「中國評論」(五月號)發表專文：指兩岸進入共同發展的「歷史新時期」。他引用率團訪台的鄭必堅提出的「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指出兩岸的出路，取決於我們的意識；而意識取決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因此，大陸必須面對還存在的民國。實際上，中共也沒有否定過這個事實，近年兩岸達成的各種協定，不是說明了嗎？章念馳曾接受台灣著名企業家曹興誠五次以廣告形式，論述「兩岸和平共處法」，直指大陸當局對台政策的盲點：只強調台灣自古是中國的領土。這是舊的「地權」意識，和傳統的「內戰遺留的問題」。只想向台灣人民「招安納降」；而未徵詢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意願。以為「平亂」便可；這樣，台灣人民是很難接受的。

雖然目前仍無法看到二○一二年的大選結果，及以後的變局。但就目前而言，中國國民黨政府畢竟與民進黨的前政府有別。我們看到李、陳相繼主政二十年的台獨政策下的空轉，其結果可以從「四小龍」的比較看出：過去台灣是「四小龍」之首，而空轉了二十年淪為「四小龍」之末。我們已不必看這空轉中的對岸急劇的崛起；此消彼長之下，已可證明前述第一個結論是正確的。簡言之：台灣由台獨主政，中華民國百年的歷史覆轍就難以避免。

然而，大環境的變動，近年有更急速的趨勢。民族主義已藉民主政治不可阻擋的潮流而抬頭，除非順應潮流，以民族為主體建立的民族國家，其包含構成主流民族的不同種族，在民主政治體制下，定必要求更多的自主權。這種趨勢已不容忽視，也除非得到應有的要求和尊重，而且也再不能以國家為機器，做出以「民族主義」作為藉口的去壓迫少數的種族，否則動亂是不會休止的。台灣固然不適用自外於中華民族的主體，但以現實的分治和政治制度有別於大陸；台灣要求尊重行之已久的政治制度，只要她不自外於中華民族，大陸是不應拒絕的；但假政治制度之由，行托庇美、日之實的「獨立」，而使民族固有領土脫疆；中國人都會反對。而且這個還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台灣存在的皇民思想，萬一民進黨執政因勢利導，連結日本，成為日後侵略中國的馬前卒。在我們還看不到日本過去對我民族兇狠而不生悔悟，且對我民族的兇相又日露的今天，我們能不觸目驚心嗎？這是我們反對台獨義無反顧之理。今日「釣魚臺」列島爭議與行動升級。美、日軍演，和美國防部長公開宣稱美、日聯防條約包括「釣魚臺」列島的時候；我們不能不為民族憂！因此，我們對實質已回歸民族主義而尚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即使其仍舊沿用舊的黨名、黨徽，還是值得期待她能撥亂反正，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創造條件。首先與台灣反對台獨的仁人志士結合，特別是目前的執政黨、深具民族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存異求同，就能打破美、日連結台獨的圍堵困局；亦唯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穿越兩岸的鴻溝，假以時日，兩岸就能重新建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也只有這樣，這兩個都以「中國」民族的復興為奮鬥目標而建立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才能實現彼此建黨的終極目標。中國國民黨既能衝出百年宿命、中國共產黨亦就真正回歸民族主義，而今經濟開放改革經過一段年日，黨內有發出政改的呼籲；如果這是邁向民主政治的訉息；未來國、共兩黨就有達成兩黨良性的自由競爭的希望。一舉而把中國自由民主政制實現；結束兩黨仇視的宿怨。達到雙贏願景的實現；也是中華民族真正復興的契機。這是第二個結論：中華民國能衝出百年宿命。如果中國共產黨，在她還擁有中國大陸固有疆土和管治國家機制的時候；為了中華民族可大可久、放棄一黨獨大之私；以天下為公的襟袍，大步從經濟改革開放走上政治和建制的改革；不但為黨解除民怨、穩定政權；進而得到人民的擁戴；還重新得到歴史應有的定位；也許會成為‘為生民立命、為天下開太平’的偉大政黨。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必然記下這一筆。

大陸經濟「崛起」，西方列強和東鄰的日本正以異樣的眼光、詫異的表情在注視著。「金融海嘯」發生以後，中國起了帶動世界經濟復甦的作用。也驚醒了「超霸」的美國，要維持她繼續主宰國際的強勢，不甘當「老二」，自然對中國的崛起予以有力的打壓。執筆至此，美國一連串圍堵中國的行動已次第啟動；而歐洲的財政危機，各國都寄望中國援手，何嘗不是中國的轉機；‘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在這關鍵的時會，台灣如有所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兩蔣時代都沒有發生過的。馬英九身為台灣的領導人，如能高瞻遠矚，因勢利導，就能打破百年困局。這是中華民國一百週年的最後的一年；能不能打破百年困局？就看這一兩年了。作者多年對兩岸的研究，結合現狀，提出主要的前瞻性的論述；才是本書的主旨，呈獻於關心中華民族的前途、兩岸雙贏、民族復興的同胞。

本書對台灣的前史，作概括性的歷史陳述，又從歸入中國版圖後和日治時代的結束，作分期的握要的論證；證明臺灣是歷史中國的一部分。而主要的落點還是民國中央政府治台的六十年，期間的演變，歸結到能否衝出百年困局、開脫歷史覆轍這個命題上。更重要的，作者以歷史事件結合現狀，於此兩岸頻密交往、達成多項協議、實施兩岸自由行的今天；又在〈金融海嘯〉以後，美國國力的衰退，國家信貸降級；而美國次第聯結日本、韓國及南亞諸國，重新啟動圍堵中國、軍演黄海、南海的時候；這關鍵的時刻，個人以民族為念，提出見解和建議，希有助兩岸都能走出困局、打破宿命；達致國家民族未來的和平統一、復興和壯大。作者排除黨私立場，以民族大義；結合史料、史識、史德，將判斷誤差率縮小到極限；提出建議與所望，而有待歷史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