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竊據大陸以來，在十年間，曾實施多次破壞我國農村社會的手段，而四十七年八月推行的「人民公社」，則為最徹底的一次，這不但是對我國農村社會挑戰，且亦是向人類生活方式的總挑戰。

從社會進化史看來，人民公社不但不是社會生活的新方式，而且是社會在進化過程中早就遺棄的一個制度，其年代久遠，尚在中世紀初期「農奴制度」之先，如果我們翻開西歐中古初期莊園制度下的農奴生活史，確較諸中共公社制度下的農民為優裕，我們可根據史實，把兩者作一廣泛的比較，便知孰劣孰優了。

〈一〉經濟上的比較：

西歐中古初期，無論法國、德國、英國的農奴(Serfs‧Eeigene‧bondman)，在經濟上，他們向領主領有地產，雖然沒有所有權。

農奴繳納繼承金便可以代代相傳，領主大率無權收回他們的耕地，又為顧及農奴家族的生活，對他們的服役與納貢，存有多少的顧忌，否則農奴基本生活解決不了，生活無著，便談不上服役與納貢了，因之，農奴在經營上和家計上有點自主性，凡能勤儉的，隨著時日的累積，多少有點私有財物和一份田舍。

中共公社下的農民，除了身上配給的衣服成為僅有的私產外，可謂一無所有，耕作地和住宿的地方受到指定，連子女也不屬於自己所有，〈幼者送到托兒所，長者分發各地服役〉，較之莊園制度下的農奴，對子女在名義上雖屬領主，但事實上與其父母共同生活，只有在死亡時或結婚時向領主繳納繼承金和結婚金，成為領主勒索的對象外，就從任何角度來看，農奴對其子女與自由民對其子女的關係，則毫無二致，與「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人民，完全沒有權力對其子女的處置，確勝一籌。而中共對公社之施行，打破以家庭為社會基礎是其因素之一，人民從家庭中被趕出來，住的被指定在集體宿舍，食的在公共食堂，於是家破了，更比不上農奴保有一部份田舍和對家計有點自主性。

〈二〉司法上的比較：

在中世紀，每一莊園都設有法庭，在司法上的地位，我們可從其在莊園法庭見之。

莊園法庭的任務在審判領主與農奴間的租地糾紛，領主依法庭的審判得拘留農民的動產〈如牛羊〉而強迫其履行債務，但習慣法上是不容其出賣，只要農奴已履行其債務，得隨時贖回，此與近代法庭對債務糾紛的處理似，又因中世紀莊園實行的「共同耕作」，也透過莊園法庭的決定而施行，故他方面成為領主、自由民、農奴的會議機關，由領主主持，但農奴卻可以村民代表身分參加，就算自由民不遵守耕作規定，農奴且有權告發他的。

吾人反觀今天之中共，誰都知道，在共產信徒摩拜的唯物論，人的價值和物一樣，人性被抹殺了，故司法在共產國家毫無存在的意義，只要共幹的決定隨時給你一頂帽子，不但可以隨時拘留人民的動產〈事實上，在公社制度下無動產可言〉，連人也可以隨時「失蹤」，以莊園領主依法庭決定得拘留農奴之動產，當有雲泥之別。

致於集體農場之決定，操諸共幹的分配和指定，而與中古農奴參加莊園法庭對「共同耕作」的決定，其在司法上的地位，孰優孰劣，不言可喻。

〈三〉勞務與現物的提供：

農奴從領主租有土地，領主的住所就是靠農奴勞務耕作和建築，但為顧及他們的生計問題，領主對勞力的索取，常以農奴家族人力的多寡而定，並以解決其租地的耕作後而估計索取，否則農奴本身生活無法維持，自無法服役，所以農奴所負的勞務雖然苛重，但仍能解決本身的耕作。至於現物的貢納，多為農產品，但常限於各種節日或慶典，且其數字不大，農奴不感到如何負累。

中共「人民公社」制度下，耕地集體化，一切收獲充公，農民既沒有收益，當無私有財產，自然談不上現物納貢，至於勞務的搾取，每日工作十三小時，甚至「挑燈夜戰」而通宵達旦，又安能與中古農奴提供勞務可比哩!

從上看來，中共「人民公社」制度下的農民，其生活連中古西歐農奴尚且不如，在今天人類進化的過程而言，是一個畸形的病態社會，除了共產信徒以為這是達成共產主義社會必經的過程外，任何人也不相信這是一個社會進化的過程。

在人類文明進展到高潮的今天，中共竟實行「人民公社」，想把人類拖回連中古初期農奴生活也不如的社會過活，這種制度當不為人類所接受，因之，我們可以斷言，推行這個違背社會進化制度的共產黨徒，亦將為人類一致所唾棄。

(農奴制度史實參考張漢裕教授講義，及W‧J‧ASHLEY :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