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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作家劉賓雁的轉變 – 論中國知識份子的良知

 

自鴉片戰爭以俊,中國當時的滿清政府,被迫與英議和。一八四二年簽訂第一個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自此以後,中國開始經歷一百多年的內憂外患。其間發生過多次知識分子的救亡運動,包括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國民革命、五四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終於到了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播遷臺灣;中共建立政權,開始兩岸對峙,但總算隔了一條海溝,兩岸政府各擁一方,雖偶有零星的衝突,大體上維持一個粗安的局面,各自發展。

臺灣自土改以後,農村問題大致解決,社會歸於安定,最終創出一個經濟奇蹟。中共在大陸政權建立以後,對外尚經「抗美援朝」、「援越」和以後的「懲罰越南」的戰爭。對內又經歷「肅反」、「土改」、「三反」、「五反」、「鳴放」、「三面紅旗」、「文革」等歷三十年的動盪局面。到鄧小平定於一尊以後才安定下來。可惜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發生鎮壓事件,又擾攘了好幾年始復舊觀,並開始經濟型體改造。

臺灣的經濟奇蹟,知識分子起了極大的作用。大陸過去的三十年動盪,原因諸多,然知識分子飽受沖激,應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尤以大陸文盲過多,又以中共體制相思想的過度僵化,知識分子能否運用智慧,清除這些障礙於無形,而又免於動亂。是國家民族前途禍福所繫,任重而道遠,比任何歷史時期更佔重要位置。

中共能在大陸取代國民黨政權,最重要的還是「時勢」;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東歐成為共產國家以後,目標轉到亞洲,其勢不可擋,也不能擋。中共能握機造勢,也是一個重要的成功關鍵。而造勢是得多數知識分子的擁護和協助。國共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中共已成了氣候,而在未開戰之前,知識分子已大部分支持中共,無論教育界、傳播界、藝文、電影,凡是以知識分子為主的「陣地」,都成為中共佔領的「輿論陣地」。這種力量,在軍事接觸之前,已為中共佔領「人心陣地」、「軍心陣地」。勝敗之勢已決定;是近代知識分子最能發揮力量、決定政權的一次。

一、知識份子的演變史

知識分子是一個近代對讀書人的稱謂;但由於分工日趨細緻,和傳統讀書人的籠統稱謂,體質上已有變化。只是兩者還是以知識求存;有別於體力勞動的共同點,勉強加上等號而已。古之讀書人,我們讀「大學」,便可知其概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致能把讀書人的條件和功能說清楚了。這就是我們看到歷史發展成士群的真正原因。讀書人充實自己而成士,出而應世,就是進而為仕,因而官吏出於士群;士成為治國平天下的集團。因此,不管誰家天下,誰做帝皇,治權都牢牢握在士群的手裏;統治者也確實要士群來確保他的江山。演變成士群體制的政府,以現代語來說,就是「文官制度」。又由於士有一定的修省工夫,中國除了士權旁落而成亂世的年代,治世多於亂世的。

這一篇短文,很難清楚勾劃出歷朝士人對治亂影響的論證。我們不妨從公元一

千年後開始至今,做個簡單的說明。那就要從宋代開始。宋鑑於唐的藩鎮之亂,實行中央集權,故邊患最多,但宋砥礪士人氣節,治權在士群,名臣輩出,是歷代所罕見。北宋歷一百六十八年,南宋又歷一百五十二年,共三百二十年(公元九六零年至一二七九年),比唐朝〈共二百九十年)還長久。宋亡,士大夫殉國者為歷朝最多。文天祥「衣帶贊」最能道出士人氣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元代以異族入主中國,對士群只有利用,治權旁落,元只享國九十一年。明朝治權重新由士大夫掌握,可惜明太祖對士人不尊重,設廷杖之刑,專打官吏屁股,極盡侮辱士人之能事,連士人的自尊、氣節都打掉了。皇室只信豎宦,故崇禎上吊,也只有宦官一人殉死。滿清入主,表面對漢人苛刻,但皇室仰慕漢文化,治權還是士群掌握,從入關稱帝至乾隆末年,文治武功與版圖,比漢唐尤盛。至宣宗〈道光〉年代,西歐工業革命發生,以後演變成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在「船堅炮利」下,開始了近代的噩運。士群對傳統文化的信念動搖,從慕洋、崇洋而媚洋。基督文化、民主思想、科學連同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挾帶沖入中國。士大夫對傳統文化失去信心,無法對舶來品慎選明辨,因此天下大亂,政權落入割據的軍閥之手,共產主義運動得機在中國滋長起來。

從近代史到現代化,傳統士群隨著時代而演變。今天的知識分子,由於專業的分工,很難要求他們在專業以外,再做內省的工夫。因此缺少了傳統士大夫對文化傳承的責任感,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歷史使命感。在眾多的分工專業上,我們對研究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以為最接近傳統的士群。因此,未來文化的傳承和復興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們的身上了。

二、中共為什麼與知識份子劃清界線

中共在南湖舉行第一次代表會議,出席者全部是知識分子。開創的陳獨秀、李大釗且是北大教授。早期領導人的張國燾、瞿秋白、周恩來、秦邦憲等也不在話下。遵義會議之前,向忠發、李立三曾短時期做過臺前的傀儡,算是工人出身外,全部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定於一尊,雖然也是知識分子,卻是學歷最低的一位。因此,中共黨人的組合,是以知識分子為最多,且是最主要的骨幹。如果

說中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的組合,應是平情之論。但由於中共倡導這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自不能與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流,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影響到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到現在還沒有改變。這是中共建立政權以來都處於動盪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共自外於知識分子的行列,且劃清界線。

也許毛澤東看到知識分子在推倒國民黨所發生的力量。因此在利用以後,便急於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也許他想:如果不能消滅這個階級,起碼也打擊到這群人抬不起頭來,使人民不再信任他們,醜化其形象,也算間接推毀其影響力,不至重蹈國

民黨的覆轍。毛曾譏侮知識分子是「臭老九」,這是以八娼九儒十丐為張本的說法。儒生(知識分子)排在娼妓之後、乞丐之前,前面還加個「臭」字,真是給他這一批批臭了。所以當時頗負時譽的大學者梁潄溟聽了以後,寫了一首「詠老九」的詩:「九儒十丐古已有,如今又叫臭老九。古時老九猶似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專制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若使馬翁今尚在,也應揪出滿街走。」「馬翁」乃指馬寅初,在中共建立政權後,反對毛澤東「人多好辦事」的主張;主張節育為毛所斥的往

事。梁潄溟後亦被批鬥。但也有人指出,「馬翁」乃指馬克思。馬屬知識份子,是毫無疑問的。

毛澤東的「鳴放運動」,是最後一次對潛藏不露的「反動」知識分子,來個「陽謀」的「引蛇出洞」。從此,算是肅清了。也的確從此以後,再沒有聽到知識分子的諍言了,帶來「文革」的「十年浩劫」。毛死以後,又經鄧小平的開放改革的宣示。「傷痕文學」興起了,我們才聽到知識分子的聲音;讀到他們的作品。其中最膾炙一時的,有白樺的「苦戀」,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第二種忠誠」。

三、劉賓雁在大陸與出國初期的言論

「苦戀」是寫一個海外的中國學者,聽到「新中國」誕生了,為了建設新中國,放棄海外的高薪,投奔祖國母親的懷抱,希望能貢獻所學,並和祖國和過去飽受苦難的同胞共甘苦,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不但希望落空,還受到懷疑、迫害,最後不得不逃亡,終於在舗天蓋地的風雪中,冷蜷的身體,像一個問號,正是為他生前的凄厲呼號:「我愛祖國,祖國愛我嗎?」就是那個問號。白樺寫這一位知識分子投奔祖國的收場,道盡大陸高級知識分子的悲慘。由於這一個故事,白樺用劇本形式來寫,臺灣有一間電影公司,將它拍成電影,內容與劇本完全一致的表現,對白也一字未改,我在中場以後,一直流淚看至終場。

劉賓雁是一位中共黨員、文化幹部。「傷痕文學」興起以後,他寫過一本「人妖之間」,揭露社會的黑暗。在大陸「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政策(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要旨)下,劉無視文藝政策與教條,揭露黑暗,站在文化幹部的立場,他算是膽大妄為了。但還是比白樺的「苦戀」溫和得多,亦已哄動一時了。不久,劉又發表「第二種忠誠」,他還是站在黨員的立場,只是質疑對黨效忠,為甚麼一定依黨的模式效忠?為甚麼不可以有第二種形式的效忠?劉賓雁不是反對效忠,只是換一個方法或形式而已。這種溫和的建議,也換來中共開除黨籍的處分。但劉頗獲知識界的同情,譽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

一九八八年的九月,劉賓雁應邀到香港,和臺灣來的作家陳映真對談,香港許多報紙都說,這是「兩岸中國良心的對談」。劉在對談會上,曾批判香港、美國社會充滿罪惡,還說:「在五十年代,我們曾經有一段日子是不錯的,沒有強盜,沒有小偷,但也萌生一些危機,也只算是理想狀態,但可以作為一個依據。我們可以做到這個地步,甚至更好的地步。」這次對談,文匯報全面轉載。我當時在香港,讀到這番話以後,寫了一篇「一個海外中國良心的異議」。認為八十年代的香港和美國,有強盜、有小偷就認為是個罪惡的社會,不如五十年代的大陸的「理想狀態」,這句話怎麼說也不會令人信服的。

一九九零年三月,劉賓雁到臺北演講,談到東歐共產國家的崩潰相中共的處境。他說:「大陸人民為甚麼不能如東歐人民那樣輕易推翻中共,是中共的根紮得很深。四十年來大陸所以這樣平靜,其故亦在此。」他又說:「大陸人民已普遍覺醒,都在反對和詛咒中共,但若有人擎起青天白日的旗幟,高呼打倒共產黨,他們仍會指他是反革命而過去抓他。」大陸在九十年代以前的四十年是「這樣平靜」麼?

一九五七年,匈牙利發生反共暴動,毛澤東既想肅清反動知識分子,也想了解大陸究竟還有多少反共分子,或對當時中共的不滿分子,就搞一個「大鳴大放」。劉賓雁當時還只是共青團團員,擔任「中國青年報」的編輯委員,擅長寫報導文學,劉是被「引蛇出洞」的一條,因此被打成右派。劉經過改造出來,加入中共,以後因主張各報獨立,新聞自由,衝破教條,反映現實,又被定性為反共反黨,被開除了黨籍。大陸五十年代,經肅反、土改、三反、五反、鳴放和三面紅旗。我真不明白為甚麼他還說是「理想狀態」、平靜的社會!聽說劉寫的「第二種忠誠」傳到鄧小平手裏,認為這不是對黨對政府的不忠誠,只是用爭諫的方式對它效忠,對他的表現很滿意,因此放他「出國講學」。這是不是劉的金蟬脫殼之計?我有一位朋友問他,如果中共再邀請他入黨,他會不會再入?當時他說:「有可能。」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四、劉賓雁反思後的言論

一個人以今日之我來否定昨日之我,是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一個身心健康有自尊心的人;他需要有勇氣,尤須要良知,這種人是值得尊敬的。其實,「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毋掩於明。」胡適晚年頗致力宏揚孔孟學說。我在學生的時代,親耳聽到胡適在臺大法學院演講說:「我青年時代反對過孔子,是過激了!孔子有很多學說令人尊敬。」一九六二年,我到加拿大留學,有一位朋友學者告訴我,胡適在美舉行一次演講,要買門票才能入座,題目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句〉。佛家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是昨非正是良知的表現。我一直注意這個中國良心的

轉變。劉賓雁的確經歷這十年的自由閱讀和觀察,自由心證和反省,令我看到一個知識分子轉變的過程。

這幾年看到劉賓雁發表的文章,無法一一細舉,我只就最近幾個月來的作品稍事介列。在眾多揄揚中共近年改革的成就,人民比過去富了;「不僅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最好的時候,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時候。」劉賓雁寫了一篇「現在是中國最好的時候?」引以上幾句話做引言,寫了二千多字來反駁,文長不錄,我只摘錄該文的小題目:「社會分配不公,未來動亂之源」、「最大憂慮是對人的憂慮」、「中國的人的危機」、「共產黨腐敗十倍於國民黨」、「鄧小平錯誤的抉擇」。又有一篇「不是不想過河,石頭還是要摸」,指出「目前觀察中國問題的人,多側重經濟或政治層面,而忽視社會層面。」他認為「看到敵人,不是自由化」,不是鄧小平本意。

他指出「難道江澤民這個班子,比胡耀邦、趙紫陽更富雄才大略、更能高瞻遠矚,因而政治上更加寬容大度嗎?當然不是。威脅中國穩定的大敵、對於中共政權構成顛覆性危險的那個真正的敵人不是別人,而是深入它五臟六腑之內的那個腐敗勢力!」他指出:「中央政權有兩個選擇,一個是醫治自身的腐朽,對社會作出讓步,求得和解以緩解動亂,一個是堅持腐朽,不惜與全社會為敵,鎮壓動亂,最後自取滅亡。」「天安門運動的一大弱點,也許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拿不出一套方略吧!」「比如反對腐敗……你說那套不行……你說應該怎辦?反對派必須比當權派高明,方能證明自己存在的權利。」另一篇近作「尉健行能否捂住哈爾濱蓋子?」小標題有「權力爭奪--中共腐敗的根子」、「政治惡霸最可怕」等。我們於此,可清楚看到一個中共黨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也許有人懷疑大陸還可以封閉;但可以預言,隨著科技的進步,資訊時代的來臨,已悄悄跨越了國界,中國知識分子將如劉賓雁一樣,必將看清政權和社會的黑暗面,重新省思,重新負起知識分子應負的責任和歷史使命。這一刻的來臨,知識分子群必將重拾信心,再造中國。

良知是每個知識分子所具備辨別是非,善惡的明燈,它是知識分子的共性,也許有過昏暗的時候,到底不是常態;否則人類何能發展下去?王丹曾指錢鍾書不是知識分子,只能歸類學者。因為錢在「六四」事件沒有出來為愛國學生講過甚麼話。我以為:知識分子的功能,不是局限於為民請命的一端,他還有文化傳承的責任和其他。像錢先生這樣高齡的學者,能茍延性命於亂世,為道統文化做著傳承的工作。如果他不失良知,不應摒於知識分子群列之外。錢先生在「六四」後寫了一首「閱世」,他的良知正在發熱發光,可惜王丹看不到。錄之如次:「閱世遷流兩鬢催,塊然孤喟發群哀;星星未熄焚餘火,寸寸難燃溺後灰。對癥亦知須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這首詩功深力厚,傷時感事,苦口婆心,蒼涼孤憤的心境,均能一一表達。真是一代宗師。也許百年之後,無人得識臺前的王丹,而此詩卻能傳誦千古,又豈能摒於士群之外。知識份子審時度勢,不意氣爭一時而爭千秋,又能發揮功能,不失立場、志節,正是智慧的發揮。錢鍾書應作如是觀。

中國的前途,繫於中國知識分子良知的重現。看到劉賓雁的轉變,像看到黎明前的一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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