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以俊，中國當時的滿清政府，被迫與英議和。一八四二年簽訂第一個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自此以後，中國開始經歷一百多年的內憂外患。其間發生過多次知識分子的救亡運動，包括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國民革命、五四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終於到了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播遷臺灣；中共建立政權，開始兩岸對峙，但總算隔了一條海溝，兩岸政府各擁一方，雖偶有零星的衝突，大體上維持一個粗安的局面，各自發展。

臺灣自土改以後，農村問題大致解決，社會歸於安定，最終創出一個經濟奇蹟。中共在大陸政權建立以後，對外尚經「抗美援朝」、「援越」和以後的「懲罰越南」的戰爭。對內又經歷「肅反」、「土改」、「三反」、「五反」、「鳴放」、「三面紅旗」、「文革」等歷三十年的動盪局面。到鄧小平定於一尊以後才安定下來。可惜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發生鎮壓事件，又擾攘了好幾年始復舊觀，並開始經濟型體改造。

臺灣的經濟奇蹟，知識分子起了極大的作用。大陸過去的三十年動盪，原因諸多，然知識分子飽受沖激，應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尤以大陸文盲過多，又以中共體制相思想的過度僵化，知識分子能否運用智慧，清除這些障礙於無形，而又免於動亂。是國家民族前途禍福所繫，任重而道遠，比任何歷史時期更佔重要位置。

中共能在大陸取代國民黨政權，最重要的還是「時勢」；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東歐成為共產國家以後，目標轉到亞洲，其勢不可擋，也不能擋。中共能握機造勢，也是一個重要的成功關鍵。而造勢是得多數知識分子的擁護和協助。國共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中共已成了氣候，而在未開戰之前，知識分子已大部分支持中共，無論教育界、傳播界、藝文、電影，凡是以知識分子為主的「陣地」，都成為中共佔領的「輿論陣地」。這種力量，在軍事接觸之前，已為中共佔領「人心陣地」、「軍心陣地」。勝敗之勢已決定；是近代知識分子最能發揮力量、決定政權的一次。

一、知識份子的演變史

知識分子是一個近代對讀書人的稱謂；但由於分工日趨細緻，和傳統讀書人的籠統稱謂，體質上已有變化。只是兩者還是以知識求存；有別於體力勞動的共同點，勉強加上等號而已。古之讀書人，我們讀「大學」，便可知其概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致能把讀書人的條件和功能說清楚了。這就是我們看到歷史發展成士群的真正原因。讀書人充實自己而成士，出而應世，就是進而為仕，因而官吏出於士群；士成為治國平天下的集團。因此，不管誰家天下，誰做帝皇，治權都牢牢握在士群的手裏；統治者也確實要士群來確保他的江山。演變成士群體制的政府，以現代語來說，就是「文官制度」。又由於士有一定的修省工夫，中國除了士權旁落而成亂世的年代，治世多於亂世的。

這一篇短文，很難清楚勾劃出歷朝士人對治亂影響的論證。我們不妨從公元一

千年後開始至今，做個簡單的說明。那就要從宋代開始。宋鑑於唐的藩鎮之亂，實行中央集權，故邊患最多，但宋砥礪士人氣節，治權在士群，名臣輩出，是歷代所罕見。北宋歷一百六十八年，南宋又歷一百五十二年，共三百二十年(公元九六零年至一二七九年)，比唐朝〈共二百九十年)還長久。宋亡，士大夫殉國者為歷朝最多。文天祥「衣帶贊」最能道出士人氣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元代以異族入主中國，對士群只有利用，治權旁落，元只享國九十一年。明朝治權重新由士大夫掌握，可惜明太祖對士人不尊重，設廷杖之刑，專打官吏屁股，極盡侮辱士人之能事，連士人的自尊、氣節都打掉了。皇室只信豎宦，故崇禎上吊，也只有宦官一人殉死。滿清入主，表面對漢人苛刻，但皇室仰慕漢文化，治權還是士群掌握，從入關稱帝至乾隆末年，文治武功與版圖，比漢唐尤盛。至宣宗〈道光〉年代，西歐工業革命發生，以後演變成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在「船堅炮利」下，開始了近代的噩運。士群對傳統文化的信念動搖，從慕洋、崇洋而媚洋。基督文化、民主思想、科學連同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挾帶沖入中國。士大夫對傳統文化失去信心，無法對舶來品慎選明辨，因此天下大亂，政權落入割據的軍閥之手，共產主義運動得機在中國滋長起來。

從近代史到現代化，傳統士群隨著時代而演變。今天的知識分子，由於專業的分工，很難要求他們在專業以外，再做內省的工夫。因此缺少了傳統士大夫對文化傳承的責任感，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歷史使命感。在眾多的分工專業上，我們對研究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以為最接近傳統的士群。因此，未來文化的傳承和復興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們的身上了。

二、中共為什麼與知識份子劃清界線

中共在南湖舉行第一次代表會議，出席者全部是知識分子。開創的陳獨秀、李大釗且是北大教授。早期領導人的張國燾、瞿秋白、周恩來、秦邦憲等也不在話下。遵義會議之前，向忠發、李立三曾短時期做過臺前的傀儡，算是工人出身外，全部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定於一尊，雖然也是知識分子，卻是學歷最低的一位。因此，中共黨人的組合，是以知識分子為最多，且是最主要的骨幹。如果

說中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的組合，應是平情之論。但由於中共倡導這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自不能與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流，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影響到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到現在還沒有改變。這是中共建立政權以來都處於動盪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共自外於知識分子的行列，且劃清界線。

也許毛澤東看到知識分子在推倒國民黨所發生的力量。因此在利用以後，便急於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也許他想：如果不能消滅這個階級，起碼也打擊到這群人抬不起頭來，使人民不再信任他們，醜化其形象，也算間接推毀其影響力，不至重蹈國

民黨的覆轍。毛曾譏侮知識分子是「臭老九」，這是以八娼九儒十丐為張本的說法。儒生(知識分子)排在娼妓之後、乞丐之前，前面還加個「臭」字，真是給他這一批批臭了。所以當時頗負時譽的大學者梁潄溟聽了以後，寫了一首「詠老九」的詩：「九儒十丐古已有，如今又叫臭老九。古時老九猶似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專制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若使馬翁今尚在，也應揪出滿街走。」「馬翁」乃指馬寅初，在中共建立政權後，反對毛澤東「人多好辦事」的主張；主張節育為毛所斥的往

事。梁潄溟後亦被批鬥。但也有人指出，「馬翁」乃指馬克思。馬屬知識份子，是毫無疑問的。

毛澤東的「鳴放運動」，是最後一次對潛藏不露的「反動」知識分子，來個「陽謀」的「引蛇出洞」。從此，算是肅清了。也的確從此以後，再沒有聽到知識分子的諍言了，帶來「文革」的「十年浩劫」。毛死以後，又經鄧小平的開放改革的宣示。「傷痕文學」興起了，我們才聽到知識分子的聲音；讀到他們的作品。其中最膾炙一時的，有白樺的「苦戀」，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第二種忠誠」。

三、劉賓雁在大陸與出國初期的言論

「苦戀」是寫一個海外的中國學者，聽到「新中國」誕生了，為了建設新中國，放棄海外的高薪，投奔祖國母親的懷抱，希望能貢獻所學，並和祖國和過去飽受苦難的同胞共甘苦，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不但希望落空，還受到懷疑、迫害，最後不得不逃亡，終於在舗天蓋地的風雪中，冷蜷的身體，像一個問號，正是為他生前的凄厲呼號：「我愛祖國，祖國愛我嗎？」就是那個問號。白樺寫這一位知識分子投奔祖國的收場，道盡大陸高級知識分子的悲慘。由於這一個故事，白樺用劇本形式來寫，臺灣有一間電影公司，將它拍成電影，內容與劇本完全一致的表現，對白也一字未改，我在中場以後，一直流淚看至終場。

劉賓雁是一位中共黨員、文化幹部。「傷痕文學」興起以後，他寫過一本「人妖之間」，揭露社會的黑暗。在大陸「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政策（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要旨）下，劉無視文藝政策與教條，揭露黑暗，站在文化幹部的立場，他算是膽大妄為了。但還是比白樺的「苦戀」溫和得多，亦已哄動一時了。不久，劉又發表「第二種忠誠」，他還是站在黨員的立場，只是質疑對黨效忠，為甚麼一定依黨的模式效忠？為甚麼不可以有第二種形式的效忠？劉賓雁不是反對效忠，只是換一個方法或形式而已。這種溫和的建議，也換來中共開除黨籍的處分。但劉頗獲知識界的同情，譽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

一九八八年的九月，劉賓雁應邀到香港，和臺灣來的作家陳映真對談，香港許多報紙都說，這是「兩岸中國良心的對談」。劉在對談會上，曾批判香港、美國社會充滿罪惡，還說：「在五十年代，我們曾經有一段日子是不錯的，沒有強盜，沒有小偷，但也萌生一些危機，也只算是理想狀態，但可以作為一個依據。我們可以做到這個地步，甚至更好的地步。」這次對談，文匯報全面轉載。我當時在香港，讀到這番話以後，寫了一篇「一個海外中國良心的異議」。認為八十年代的香港和美國，有強盜、有小偷就認為是個罪惡的社會，不如五十年代的大陸的「理想狀態」，這句話怎麼說也不會令人信服的。

一九九零年三月，劉賓雁到臺北演講，談到東歐共產國家的崩潰相中共的處境。他說：「大陸人民為甚麼不能如東歐人民那樣輕易推翻中共，是中共的根紮得很深。四十年來大陸所以這樣平靜，其故亦在此。」他又說：「大陸人民已普遍覺醒，都在反對和詛咒中共，但若有人擎起青天白日的旗幟，高呼打倒共產黨，他們仍會指他是反革命而過去抓他。」大陸在九十年代以前的四十年是「這樣平靜」麼？

一九五七年，匈牙利發生反共暴動，毛澤東既想肅清反動知識分子，也想了解大陸究竟還有多少反共分子，或對當時中共的不滿分子，就搞一個「大鳴大放」。劉賓雁當時還只是共青團團員，擔任「中國青年報」的編輯委員，擅長寫報導文學，劉是被「引蛇出洞」的一條，因此被打成右派。劉經過改造出來，加入中共，以後因主張各報獨立，新聞自由，衝破教條，反映現實，又被定性為反共反黨，被開除了黨籍。大陸五十年代，經肅反、土改、三反、五反、鳴放和三面紅旗。我真不明白為甚麼他還說是「理想狀態」、平靜的社會!聽說劉寫的「第二種忠誠」傳到鄧小平手裏，認為這不是對黨對政府的不忠誠，只是用爭諫的方式對它效忠，對他的表現很滿意，因此放他「出國講學」。這是不是劉的金蟬脫殼之計？我有一位朋友問他，如果中共再邀請他入黨，他會不會再入？當時他說：「有可能。」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四、劉賓雁反思後的言論

一個人以今日之我來否定昨日之我，是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一個身心健康有自尊心的人；他需要有勇氣，尤須要良知，這種人是值得尊敬的。其實，「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毋掩於明。」胡適晚年頗致力宏揚孔孟學說。我在學生的時代，親耳聽到胡適在臺大法學院演講說：「我青年時代反對過孔子，是過激了!孔子有很多學說令人尊敬。」一九六二年，我到加拿大留學，有一位朋友學者告訴我，胡適在美舉行一次演講，要買門票才能入座，題目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句〉。佛家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是昨非正是良知的表現。我一直注意這個中國良心的

轉變。劉賓雁的確經歷這十年的自由閱讀和觀察，自由心證和反省，令我看到一個知識分子轉變的過程。

這幾年看到劉賓雁發表的文章，無法一一細舉，我只就最近幾個月來的作品稍事介列。在眾多揄揚中共近年改革的成就，人民比過去富了；「不僅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最好的時候，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時候。」劉賓雁寫了一篇「現在是中國最好的時候？」引以上幾句話做引言，寫了二千多字來反駁，文長不錄，我只摘錄該文的小題目：「社會分配不公，未來動亂之源」、「最大憂慮是對人的憂慮」、「中國的人的危機」、「共產黨腐敗十倍於國民黨」、「鄧小平錯誤的抉擇」。又有一篇「不是不想過河，石頭還是要摸」，指出「目前觀察中國問題的人，多側重經濟或政治層面，而忽視社會層面。」他認為「看到敵人，不是自由化」，不是鄧小平本意。

他指出「難道江澤民這個班子，比胡耀邦、趙紫陽更富雄才大略、更能高瞻遠矚，因而政治上更加寬容大度嗎？當然不是。威脅中國穩定的大敵、對於中共政權構成顛覆性危險的那個真正的敵人不是別人，而是深入它五臟六腑之內的那個腐敗勢力!」他指出：「中央政權有兩個選擇，一個是醫治自身的腐朽，對社會作出讓步，求得和解以緩解動亂，一個是堅持腐朽，不惜與全社會為敵，鎮壓動亂，最後自取滅亡。」「天安門運動的一大弱點，也許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拿不出一套方略吧!」「比如反對腐敗……你說那套不行……你說應該怎辦？反對派必須比當權派高明，方能證明自己存在的權利。」另一篇近作「尉健行能否捂住哈爾濱蓋子？」小標題有「權力爭奪--中共腐敗的根子」、「政治惡霸最可怕」等。我們於此，可清楚看到一個中共黨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也許有人懷疑大陸還可以封閉；但可以預言，隨著科技的進步，資訊時代的來臨，已悄悄跨越了國界，中國知識分子將如劉賓雁一樣，必將看清政權和社會的黑暗面，重新省思，重新負起知識分子應負的責任和歷史使命。這一刻的來臨，知識分子群必將重拾信心，再造中國。

良知是每個知識分子所具備辨別是非，善惡的明燈，它是知識分子的共性，也許有過昏暗的時候，到底不是常態；否則人類何能發展下去？王丹曾指錢鍾書不是知識分子，只能歸類學者。因為錢在「六四」事件沒有出來為愛國學生講過甚麼話。我以為：知識分子的功能，不是局限於為民請命的一端，他還有文化傳承的責任和其他。像錢先生這樣高齡的學者，能茍延性命於亂世，為道統文化做著傳承的工作。如果他不失良知，不應摒於知識分子群列之外。錢先生在「六四」後寫了一首「閱世」，他的良知正在發熱發光，可惜王丹看不到。錄之如次：「閱世遷流兩鬢催，塊然孤喟發群哀；星星未熄焚餘火，寸寸難燃溺後灰。對癥亦知須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這首詩功深力厚，傷時感事，苦口婆心，蒼涼孤憤的心境，均能一一表達。真是一代宗師。也許百年之後，無人得識臺前的王丹，而此詩卻能傳誦千古，又豈能摒於士群之外。知識份子審時度勢，不意氣爭一時而爭千秋，又能發揮功能，不失立場、志節，正是智慧的發揮。錢鍾書應作如是觀。

中國的前途，繫於中國知識分子良知的重現。看到劉賓雁的轉變，像看到黎明前的一線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