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十年來家國

五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說「中國人在世界上站起來了！」那一年，我還在開平二中讀初中三年級，雖然對政治不懂，但當年的青少年，在學校受到左傾老師的影響，心裡還是有興奮的感覺。國家經歷過抗戰和內戰，都是我們這一代所身歷的，中國人能站起來，誰能無動於衷？因此，勞軍的活動，我參加了；學校演出勞軍劇。「凱旋」，我是劇中唯一的童角。韓戰發生，堂叔參加了志願軍，我年紀少，落鄉宣傳捐糧支持前線，我可以跳「秧歌舞」連續半天而不累，狂熱打鼓指皮磨裂而不知。後來家人看我左得離譜，托人把我帶到香港，見了先父，就和他在船上辯論韓戰的「解放戰爭」，氣得先父一臉脹紅。我還擔心他會「大義滅親」，趕快緊抓著欄桿，怕他把我推下海去。這種經歷，猶歷歷在目。可知我並不是天生的「反動派」，個人也沒有受過共產黨的迫害。

在香港能自由讀到各種評論，和得到大陸最快的資訊。隨著年事漸長，慢慢懂得觀察和思考。更重要的，大陸在毛澤東統治下，經歷了「土改」、「三反」、「五反」、「鳴放」，以至「三面紅旗」的「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家人掙扎在死亡線上，許多鄉人已水腫和色盲。香港人每天在油糧寄匯的中資商店排隊，托寄油糧接濟大陸親人。每個運動，香港海域飄流捆著「五花大綁」的浮屍，和「大逃亡」的跳崖慘劇。我都一一看到，成了歷史的證人。那些經歷，都是轉移一個熱心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青年，回復理智來批判一個不恤民命政權的主要原因。一九六二年，我到了加拿大，不久便發生「保釣運動」，看到香港留學生主導的，為民族固有的疆土的吶喊，結果在周恩來發表談話：這是歷史的問題，留待以後解決，而馬上結束。以後的「文革」，這裡的文幼章和大陸說客的作家韓素音，都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國邁向現代化必要的手段。然而今天，中共已將「文革」定位為「十年浩劫」。「傷痕文學時期」，造就了鄧小平復出的契機；也造成「民主運動」延漫全國十七個省市，終於發生了天安門的慘劇。這種種經歷，雖未身歷，但作為一個海外的知識分子，誰都感到沉痛。

我們不能否定早期的共產黨人的人道主義精神，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他們看到國家的衰弱，飽受工業革命後列強對中國人的欺侮，看到軍閥的割據與政府的無能，人民失去生命財產的保障，社會失去公義，貧富懸殊。這些痛楚，正是一個還有良知的中國人所不能忍受的。共產主義運動就在這種社會、歷史背景滋生和迅速發展的原因。然而，理想必須靠一群人組織起來，才發生力量，才能建立政權。中國共產黨人也就在這種理想下結合組黨。可惜的是，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其初掌控者乃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列寧，其後握在同一類型的史太林手上。以致中共在先天上經蘇聯的乳哺，體質上雖還流著中國人的血液，行為上沾染列、史的遺毒。大陸過去四十年慘痛的經歷，無一不與此有關。最近的十年，中共已從蘇聯的遺毒中清醒過來，才能喊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雖然還不能一時廓清其毒，畢竟可以看到了轉機。

雖然大陸經歷中共統治已有五十年歷史，它對國家民族所犯下的錯誤，甚至罪惡，自然會由未來的歷史學家去裁判。但作為一個海外的中國人，看到它的改變，只要是好的改變，那怕還是挾帶著一些不理想的附件，或還不較好，都值得我們高興而去期待。但必須指出，中國人本來是個優秀的民族，如果不是中共浪費了寶貴的四十年，國家早已超過今日的成就。中共應該重視忠告多於吹捧的讕言。

在今年十月一日，我寧願看到江澤民主席，穿著傳統的民族服裝，而不願見到代表毛澤東傳人的表徵的毛裝站在天安門上。同樣，我寧願聽到他以和平手段追求中國的統一，而不願聽到他重申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中共必須反省臺獨的根源不在反對做中國人，乃恐懼中共暴政的紀錄。

日本是我民族天生的敵人，與我們毗鄰而居。美國隔了重洋，充其量是個懷著敵意的遠客。日本人佔了琉球群島，現在佔了臺灣門口的釣魚臺，她正在用各種手段挑撥美國和中國戰爭，臺灣問題是主要藉口。韓戰使中、美對峙四十年，日本是主要的受益者，如中、美開戰，可以斷言，臺灣未必收回，而日本必然稱霸於亞洲，中國必再經歷另百年喪亂。相反的，如兩岸和平，中國不傷元氣，日本怎敢染指臺灣，遑論稱霸亞洲，中國人才真正站起來！

李後主名詞句有：「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我借用第一句，並換了一個字做前篇題目，來抒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的感言。「五十年來家國」，誠非此短篇能抒發於萬一。緣半世紀身歷家國之變，湧上心頭，悲歡離合，其情有不能自己者。

後主以南唐一隅之地，只有三千里地而已；而感觸有如此者，何況錦繡中華大地。我們老祖宗交給民族的版圖，北從外蒙古的赫汗而至南中國海；西從塔里干盆地而東至島蘇里江。可謂泱泱大國，舉世無多，自蘇聯解體，僅有加拿大在伯仲間，但加拿靠近北極，冰封不毛之地甚廣，不若中華江山多嬌。這個民族生存空間，可謂得天獨厚，無與倫比。這萬千里地山河，卻在這五十年中，被無知、固執與好大喜功，蹂躪得大地呻吟。

試看三峽水壩工程，全世界水利專家，包括關心國家的華人，都反對建立。理由至為明顯：一、從經濟效益看，三峽集風景、神話、古蹟於一系列的觀光區，可謂天賜的黃金聚寶盆，這個山水佳景，起個大而無當的石屎工程，暴殄天物，每年損失的觀光收入甚大，這是無本萬利的財源，自己毀了。

二、就長期國防言，我國幅員遼闊，以日本處心積慮百年，要打敗我國，還是功敗垂成，主要是沒有一處足以癱瘓全中國樞紐地帶。三峽恰像中國的心臟地帶，蓄長江上游之水的大水壩，一旦為敵人摧毀，兩岸與下游諸省，全被淹沒，足以癱瘓中南諸省。

三、就技術而來看，長江近年已像黃河，江水帶著泥沙順流而下，將來的水庫變成沙庫，是可預卜的。不但以上三者，目前興建被迫遷徙的不下二百萬人，很多還在流離失所。去年斷流不久，一次長江大水災，又把斷流的泥沙沖垮，河床又超墊超高。過去有「黃金水道」之稱的長江；未來像黃河一樣斷流，誰敢保證不會產生。過去湖北為千島之省，又在「填湖增地」下破壞了自然生態，以致水災頻仍。專家估計廿五年後，中國無可飲之水，要回到先民「鑿井而飲」的困境。民族生存的空間如此險惡，又如何對得起後世子孫。空間就是有形的國度；無形的是制度，五十年的驗證，就不必說了。其滋生的「下崗」、「房改」、「教育」、「性別」等問題，都是擺在眼前的急癥，都不是國慶遊行中展示的武器能解決的。我為同胞祈福。

二、故國傷心只淚流

近代廣東人出了三個偉大的人物：政治家孫中山、學術思想家梁啟超、愛國大詩僧蘇曼殊。蘇曼殊的身世，他自己說「有難言之恫」。一般認定他的母親河合氏是日本人，父親姓蘇，曾在日本經商。據專家考證他的生父不是中國人，是日本人。蘇曼殊只是自出世後由生父託養於蘇姓商人，遂姓蘇。蘇曼殊一生熱愛中國，獻身革命，至死不改初衷，是個徹頭徹尾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人。其雜居詩有：「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只淚流。」句中故國，乃指中國而言。看到中國的衰弱，時受列強凌辱，個人又無可奈何，故只有傷心、只有淚流！

民國卅八年大陸撤守，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臺灣，開始了克難時期。先求生存，次及穩定，其後復興與發展。古寧頭之役才算立定腳跟，金門炮戰以後才穩定下來。一九六六年大陸「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應算到一九七五年，臺灣已經奠定經濟發展基礎，食品加工業和初級小型工業，隨著教育的普及，生產力使成品質素大大提升了。臺灣的工業正式「起飛」。「起飛」在工業發展過程中是極其重要的轉捩點，如「起飛」成功，需時僅三、兩年，最多不會超過五年，是成是敗便從此確定。結果臺灣成功「起飛」而轉型。我們從一九七五年算做起點，三年「起飛」應是一九七八年，剛可十年的一九八八年臺灣的外匯存底已累積至美金九百億。而大陸外債到了三千億，外匯存底為零。可惜得很，那一年就是蔣經國去世的一年，國家失去了一位穩健的操盤大手。十二年於茲，臺灣的外匯存底還是九百億，每年的對外順差動輒超過百億，究竟這些錢那裡用去了。難怪國人懷疑「凱子外交」和黑箱購買軍火作業。近年還要爭取向美國購買防禦導彈的系統。據郝柏村先生在一次與我閒聊中告訴我，這套TMD系統，長程飛彈的攔截也不是全有效，中、短程的更難。但僅系統的裝置已三千億，其他彈頭、維修與管理訓練尚不算在內，可謂是個無底洞。中華民國與大陸相比，為甚麼以自己最短處的外交和軍備和大陸競賽呢？為甚麼不以我之長處：如文化、經貿、人權、制度與大陸競賽、談判呢？郝先生慨嘆秉國策以己之短擊人之長，其不智如此，前途很難逆料的。今年「九二一大地震」，應是金門炮戰後最暗淡的雙十。緬懷夙昔，寧不傷心。

我時常慨嘆「歷史的誤會」。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他的「三民主義」的構思，是觀察馬克思的資本論，共產主義概論之後的學說，並曾著力批判。一百年後，共產主義的發展以至末落，無一不在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的論斷中。可惜得很，孫先生締造的國民黨卻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而中共卻奉膺孫先生「必須喚起民眾」手段，不斷的宣傳：國民黨是老杇的政權，不如共產主義的進步，真是從何說起。這個「歷史的誤會」的玩笑開得太大了，經過五十年的驗證，共產主義還為中共黨人在宣傳上所「堅持」，實際上從基本政策上完全揚棄；則五十年來把中國成為共產主義的屠場，我們的同胞死得多冤枉？

蔣中正先生畢生與中共對壘，見過大場面如北伐、抗戰、戡亂，內心不懼怕中共，所以敢喊「反攻大陸」。蔣經國在蘇聯的經歷，他了解共產黨，以臺灣為基地，不戰也不和，埋頭建設，和中共比制度，比人民生活，比自由民主，把中共比下去，求中國人的覺醒。終其一生，中共無法突破這種困境。嚴格來說，以臺灣蕞爾孤島，在抗衡中著著先機，他是成功的政治家。如果說蔣中正獨裁，他會把憲法帶到臺灣實施嗎？他連任，只加了臨時條款，還不敢動憲法原文。官吏的任命，還必須行政院長副署，監察院還可以依法彈劾總統。絕不像目前的憲法，總統任命不必行政院長副署，而且行政院長可不必經立法院同意；監察委員由總統任命，彈劾總統之權成為具文了。四年中修憲三次，徒具五院形式，而實際五權分立的精神全報廢了。立國的根本大法年年不同，其能長治久安者，未之有也。憲法尚可隨時修改，則朝令夕改便形成了，民無適從之法！

本土化是具排他性的產物，有本土化，自然有非本土。凡非本土，就不是主流。「非主流」、「省籍情結」因此而起。「本土文化」、「學術本土化」這些謬論亦因此而起，排斥中華文化間接受到鼓勵了！中原在哪裡？「新中原」又在哪裡？則「新中原文化」是指其麼文化？是隱匿性的臺灣文化嗎？中華文化不是中共的，我們為甚麼自我否定道統的承繼者。中華民國早在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它具有法統的地位，為甚麼說是一九九一年由臺灣人民授權的，為甚麼自我否定法統的承繼者？這些都是犖犖大者。由治而亂，每懷故國，寧不淚流。

三、一紀回頭故國秋

一個國家政風良窳，影響社會至大。這是上行下效的結果。所以孟子說：「不肖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越居高位的人，其身不正，如何要求眾多的部下能守正不阿？「上能正，孰敢不正。」就以蔣經國治臺來說，他勤樸，官吏沒有誰敢敷衍偷懶；奢侈浪費。臺灣從南至北的山脈，把東西分成兩岸，蔣經國以身作則，和退伍官兵同甘苦，在中部開鑿一條「橫貫公路」；把東西兩岸連貫起來，分割的區域經濟結合成一個整體。他崇儉，穿青年裝，那件皮積夾也穿到褪色。提倡梅花餐（四菜一湯）請客。那有人敢像劉泰英吃魚翅吃膩了的豪語？有一位官員娶媳婦，擺了四十桌，翌日便丟了烏紗。大家節約，民間儲蓄自然形成，國家財源自然充裕，經濟起飛的資金便有著落了。誰要做官，絕不能沾上商業利益。因此，權力與金錢之間隔了絕緣體，金權政治便無法形成，官商勾結無法產生。政風清廉，黑道自不能為患，乃邪不勝正也。終兩蔣之世，臺灣無金權結納的政治，更無「黑金政治」的蔓延。這是上行下效的結果。蔣經國逝世十二年，我國以甲子記年，十二年為一紀，一紀之變，有不堪回首之感。

國家建制，而人民還沒有確立守法精神，遵守法律的觀念之前，人治的因素還是影響社會風氣的。社會風氣之敗壞，又反過來影響政治風氣。「有這樣的人民，便有這樣的政府。」這是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我們看看一些政治落後的國家，政府和社會都同等腐敗。我們真擔心：臺灣似朝這個方向發展。

從上而下的檢驗，這十二年來，從地方議會到中央民代，有多少次「自肥案」的提出；不但自肥，還官官相助，從總統以次到小官小吏，大家一同加薪，目前總統薪俸，是全世界所有國家元首的第二位（瑞典總統第一）高薪，七大工業國的總統、首相不及我們總統的四份之一或一半。民主國家賦予立法者為人民看荷包的權力，唯有中華民國的立法者卻做人民「散財童子」。那個民意代表不兼公司、行號、國營事業的董事或董事長？因此，年來上市的股票，其公司掏空而倒閉者，十九與官員勾結有關。公營銀行的呆帳，在民意代表的壓力下，不但不以糾正，而且通過以優待、減少營業（利）稅來填補呆帳的損失，將不法官商造成的呆帳、掏空成為社會大眾的負擔。天下未有之奇，唯臺灣見之。此次大地震，君不見假樑虛柱，造成多少冤魂。官商勾結膽大妄為，揭露於人民之前。賢者握腕，不肖者效法，治亂之變，難收拾。亂之源在上，立法者與執法者相勾結，除非來個「全斗換」，如何旨望當朝的自我改變？

（一九九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