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有優待退位皇室條例；並宣布在中國領土上的各民族一律平等，說明推翻滿清政權，乃自求民族解放，不再為滿清奴隷。為此，曾多次將中華民族稱為中國民族，以示五族共和大義。究竟中華民族與中國民族有甚麼不同？其實，中國民族乃以地理疆界之內的民族為名稱；惟中華民族，何嘗不以地理疆界而定？但多了一份文化的傳承意義。所以孫中山創立的中華民國；中國共產黨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都以「中華」兩字為主要意義。臺獨人士不喜歡中國兩字，是沒有必要的；有之，唯一的解釋，就是想自外於民族；同樣道理，中共不等於中國，正如目前共和黨不等於美國。因此，臺獨不能說自外於中共等於自外於中國。中華民族與中國民族的構成分子是一樣的，不多也不少。只是前者還有文化傳承的意涵；所以稱為中華民族還是較恰當，緣中華文化對我民族的凝聚力太重要了。

由於歷史因緣，臺灣和港澳一度為外國勢力侵入；蒙古尚有一部分（外蒙）獨立。但中華民族的主要空間還是大陸地區。在世紀變局之中，我們對大陸地區的榮枯，當然關心而有待執政當局善於因應，力爭上游。我曾以世紀自「九一一」而巨變，建議廣結善緣，並著重化解美國宿怨，防制日本；達到與美國分享人類文明和世界資源；成為東西安全的主要力量，中華民國便可真正的揚眉吐氣，這是對外策略。

外交是內政的伸延，是政治家必須認知的政治學原理，內政配不上，外交無法落實，一切變成空談，「弱國無外交」的。強弱的論定，不是完全以軍力的強弱而定，蘇聯的軍力也曾成為超霸，結果連維持統一的局面都做不到而解體了，國力的強弱有一個計算的尺度，非這短文可盡；也不是本文的主旨，我只是談這個觀念而已。

然則大陸執政當局如何因應新世紀的變局，內政如何呢？一、加速落實「三個代表論」、開放入黨大門。這原是江澤民先後在去年二月和今年七月的講話。這不是順著中共領袖的構思而呼應，是中國人民已經最起碼要求了，我們也可以此為起點。由於中共還是強勢「一言黨」的政黨，但已是黨內中開明的構思了；我們認為這一派總比左派好。過去中共是一個極其注重主義教條講意識形態的政黨，以階級鬥爭為綱，以致創建國家後，以不正常的政治運動做為鞏固政權的唯一手段。從肅反、土改、三反、五反、鳴放、三面紅旗而及文化大革命，幾乎與全民為敵。「三個代表論」可以療痛止傷，與民修好。國力是靠全體人民支持政府的。開放入黨乃打破黨員的局限性，將使中共從此政式告別狹窄的主義教條，面對世界潮流的起步。二、建立國家制度。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然有其運作的體制。這樣才不會「人亡政息」，施政才能連續下去。人治因此結束，制度建立起來，國才會長治久安。現代化國家，必然是黨、政分家，軍隊國家化。黨政分家，才能確保國家制度的實行；軍隊化才避免軍人干政。軍人的天職在保衛國土和人民，不是政黨掌控政權、人民的工具。文官制度要建立起來，官吏依法行政，就能擺脫權比法大；任免有保障，政府便有能，不必靠後臺，廉能政治才有保障。三、司法獨立。這是法治的基礎；以政干法，法治無從落實。貪污腐化黑道及一切不法現象，皆因司法不獨立而起。只要司法獨立，不但能掃除不法，連帶也保護了國家制度。四、實現民主政治。我也同意：民主制度有其國情不同而異，但民主政治的精神和原則，是沒有東、西之分。例如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是輿論對政府的監督。如果我們以國情不同為理由，全盤否定言論自由的機制，甚至壓抑它，將使權力走向腐化。民主政治的達成有三個要件：多數決定、法治和責任政治。沒有言論自由、一黨專政，無論如何都不算民主。

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不同，民族主義求民族自主；民粹主義有仇視外族、排斥外族的成分。不能假民族主義之名行民粹主義之實。如果我們內政建立了民主機制，又以民族主義與外族平等相遇，誰還把我們當作好戰好鬥的假想敵？

港、澳回歸以後，成為大陸本土的窗櫥，不再是窺視本土的孔道。香港經英國一百五十年的經營，好不容易成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東京以日本經濟的雄厚，始終無法成為世界性的金融中心，主要是不如香港的國際化。實現國際化並不容易，不但是硬體的設施，更重要恐怕還是軟體的配合，市民的素質是否國際觀，國際化最重要；否則東京、巴黎早就是了。這也是拜現代世界還是英語體系為主之賜。中國有了香港，等於家裡有了一隻會生金蛋的鵝。這句話是未回歸之前，有很多人這樣說的。但何其不幸，回歸後的金鵝生不出金蛋。今年更出現逾千億的赤字，可知金鵝是病了。

很多人歸因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我不敢茍同，試問大陸地區如何？大陸的經濟力量有香港雄厚嗎？或者說：大陸也受到衝擊，只是不如香港之大。這就是了，香港縱然有衝擊，絕不是不堪一擊，大陸能避免大衝擊，為甚麼香港一能，問題就應該研究了。

對於香港問題，我寫過一本專書：「一九九七香港之變」；內容有很多分析後的預測。我認為：香港回歸後的榮與枯，要看中共干預的寬與緊。這個觀點而定香港的盛衰還是對的。該書出版時，香港是空前的繁榮，但我不樂觀，因為香港是行政主導，而基本法對香港特首與政府層層節制，已是不信任的不詳之兆。我在這短文只能舉一個例以見其餘。香港政府的政策的的政策的決定和責任，似乎是特首，其實不然，乃在行政會議，其成員乃中央委任下來的。雖然特首有權推翻，但基本法明定，這樣做要負全責，過去英國人的總督，只向英國政府負責，可以獨斷獨行，權責統一。現在董建華沒有這個權力，一切由行政會議決定，要他推翻決議而獨挑責任，董有必要嗎？所以「禽流感」、「紅潮」的發生，都是慢了拍而不可收拾的。香港終審法院的判決；香港市民在大陸子女有居港權，結果被中央否決，使香港司法獨立成了質疑，香港人的信心從此脆弱。平情而論，董建華沒有不想做好的理由，但必事位功半。香港人鼓譟，中央還是支持他，手法不高明。換了別人，只要基本法不改，誰做和董建華都沒有兩樣，也都是吃力不討好。這就是干預的惡果。陳方安生的治事能力並不強，但她有政治道德，不妥當的不同意，難以獲得信任，於是辭職了。曾蔭權上任，第一個大動作，率領三百大企業家去考察大西北，表面為香港企業增加商機，其實是表態，呼應中央建設大西北。香港人稱為「擦鞋」，香港的繁榮，靠的是自由市場機制，一支廉潔有能的公務員隊伍。干預不利自由市場機制；干預會使公務員隊伍變成「擦鞋仔」隊伍。中央要想恢復香港的生機，不是要怎樣幫香港，而是要放手讓香港人治理香港。香港人恢復信心，行政機制不受干預恢復靈活，自由言論和自由市場運作無礙。香港如不繁榮，未之有也。

臺灣的問題比香港複雜得多。香港的租割，是我們在英國人的槍口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英國當時在下議院辯論的時候就有議員指出：「這是不義的戰爭。」當然不義，販毒強行，還要人割地賠款，收回乃天經地義。臺灣經日本殖民統治；光復後又有「二二八」事件；以後又經李登輝主政十二年對臺獨的縱容、本土化激發排外省族群；如今天成臺獨黨綱的民進黨主政的局面。外有美國的歷史淵源和關係；日本餘孽的親日行為，構成極不簡單的糾纏。臺灣民眾鑑於過去中共在大陸對人民的作為，與今天對臺灣的強勢制肘；所以除了市場利益以外，沒有甚麼好感。這種心態，不一定是贊同臺獨，但給臺獨利用了。臺獨問題也不是本文的主軸，無法詳談，但臺灣海峽兩岸對峙，最不利於我民族的前途者，容易演變成美、日加入而成國際戰爭，這是最不願見的事。「惟仁者能以大事小」，中國當局須以善意態度對待臺灣，爭取民眾的好感，臺獨就難煽動起來，美、日亦無從插手。近日中共主席江澤民在紀念辛亥革命時，對孫中山推崇備至。我特別錄孫中山的兩段話，作為因應變局的參考：「謀中國的統一，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用兵力去征服各省，一條是用文治去感化各省。用兵統一中國的事，絕對做不到，也絕對不可做。」（見孫中山：《統一中國須靠宣傳文化》）又說：「以國家為前提，而不以本黨為前題，即各自犧牲其本黨，以為國家也。若各自為謀，則甚非國家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