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奠定國民黨的歷史地位

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是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檀香山創立的；到現在歷一百零四年，是世界少見的具歷史性的政黨。孫總理領導的革命，從興中會開始，到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義成功，次年中華民國成立，除了袁世凱執政到稱帝、北洋軍閥割據，約十五、六年時期外，其餘的年代，一直到現在，國民黨還是中華民國的執政黨，也是破世界執政記錄的政黨，不管怎樣非議國民黨，她堅強的適應力和生命力，是毋庸置疑的。

我們回顧歷史，中國自甲午戰爭後，滿清政府已屬尸居餘氣，任人擺布，失去自主能力的垂死政權。國民黨的革命雖未成功，但已隱然開始主宰中國的命運。至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大陸撤守，國民黨將中央政府遷到臺灣，繼續執政，雖未能主宰中國命運，但說她還是影響國家民族的前途，誰都不能否認。因此，概括的說，國民黨的誕生到今天，有一半時間主宰國家的命運，一半影響國家的命運。她在中國的歷史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國共兩種體制優劣分明

國民黨的誕生，真可謂是順天應人。以中國而言，她的誕生，結束了四千多年來的帝皇政治制度，也為亞洲開創第一個共和政體。以世界而言，自從馬克思、恩格思在一八四八年出席倫敦召開世界共產主義大會，發表了「共產宣言」以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有了一個朦朧的概念。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的「資本論」首版（德文）面世，正式揭開反對資本主義制，也就是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有了理論的根據。馬克思除了批判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外，並確定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一、優惠階級—無產階級；二、階級鬥爭；三、生產工具的共有；四、暴力革命；五、無產階級專政；六、擴展共產主義。一八九八年，馬克思主義者在明斯克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零三年列寧被選為共黨領袖。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列寧政變成功，奪取了政權，布爾雪維克正式改名為共產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正式有了革命的基地。但孫中山先生與列寧是同時代並世前而出的革命領導者，開始從事革命的年代也差不多，成功的先後也只差五年；列寧和孫中山逝世，相差也只有十個月；其不同處；列寧信仰馬克思主義，僅在奪取政權的手段，策略上修改，共產主義理論及其基本原則不變，但孫中山已自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弊病，嚴格批評他只是個社會的病理學家，不是生理學家。馬克思只看到社會的病態，而其方法是無法恢復一個健康社會的生理。

一九零五年，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三民主義」一詞見於誓約上。同年「民報」發刊詞，孫先生也提出了「三民主義」，一九一九年，孫中山先生開始手撰「三民主義」，快就完成的時候，由於陳烔明的叛變，手搞毀於炮火。至一九二四年（民十三年），孫生先在廣東高師（中山大學前身）講述三民主義，由此可知，馬克思的共產宣言（一八四八）距孫先生提出三民主義（一九零五年），相差了五十七年。馬克思「資本論」出版（一八六七）距孫先生手撰「三民主義」（一九一九）相差了五十二年，也就是說，孫中山先生多了半個世紀觀察資本主義社會和制度的演變，也同時觀察列寧領導共產革命的過程，自然比馬克思只靠邏輯上推理的演變實際得多。歷史證明，孫先生批判共產黨的「民主專政」是假民主，一百年後的今天誰能否認呢？又如他批判共產主義的理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無法達成；沒收地主土地歸公也同樣不能解決土地資源分配。他提出「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並防止資本家壟斷。一百年後，許多先進國家的立法精神，都不出孫先生的預見，因此，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比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進步太多了。到目前為止，世界政治思想家能批判共產主義，又預見其失敗者，並能醫治資本主義制度弊病，由觀察而推論，孫先生是第一位，而且是唯一的一位。我們經歷這廿世紀，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由開始、發展、全盛到衰落，人類飽歷浩劫，而孫先生早已預見，可惜他的真知灼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否則人類可以避免這一次浩劫，但歷史必會還他一個應有的地位。孫先生是國民黨總理，如國民黨能實踐「三民主義」，她的誕生就是順天應人，特別是中國國民黨非但結束舊的政治體制，結束軍閥的分裂，統一了中國，然後領導全民抗戰，對抗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而今的臺灣經驗，正是影響大陸唾棄共產主義的元素，如果沒有國民黨在臺灣的成就，中國人甚至世界人就看不到同種同文同社會背景，而兩種體制的優劣是這樣清楚分明，國民黨在關鍵的時代出現，不是順天應人叫什麼？

三、共產主義是廿世紀惡夢

還有一年，廿世紀便結束了，我們回顧這百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烈的激變。多少生命被毀滅，多少文明被摧殘，是有歷史以來最大的浩劫，主要來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這不但是武力的戰爭，而且是思想的戰爭，又是思想加在武力上面的戰爭，所以特別殘酷。為什麼有這種後果呢？乃馬克思接受黑格爾辯證法，認為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存在，因此必採用鬥爭、戰爭，這是人類進步的根源，戰爭有積極的道德價值，和平是僵化的。到了列寧，將鬥爭理論發展為鬥爭策略，他又以矛盾統一律，強調階級鬥爭是必然性否定之否定律，強調資本主義必然要被否定。他的策略是力量小的時候，只能企圖漸變，到力量大的時候，就毫不猶豫突變。因此，漸變乃量變，突變乃質變，這是共產黨基本的策略，由此可知，共產主義者視鬥爭、戰爭為有積極道德價值的事，而廿世紀是共產主義發展的世紀，人類的浩劫那能避免呢？

到了史達林，清楚要求黨員：「共產黨員是特別材料製造出來的」，因此綜觀廿世紀慘烈的階級鬥爭，那怕已變成共產黨統制下的社會，還是劃分階級，甚至製造矛盾，鬥得血流成河。德國大哲學家叔本華（1788-1860）批評黑格爾理論：「黑格爾的哲學，過去只能在精神病院中聽得到。」大哲學家羅素也說：「若離開邏輯，志在任意主張罪惡，是不能赦宥的。」廿世紀，共產主義者將世界變成人類實驗的屠場。兩位哲學家都及早預告我們，聖賢也曾告誡：「無以政治殺人，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馬克思主義者以政治殺人，馬克思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四、「聯俄容共」是權宜之計

我在這裡特別指出，很多人在檢討歷史時，攻擊孫中山先生的人，認為「聯俄容共」政策錯誤了；別具用心的人則利用「聯俄容共」乃孫先生既定的政策，兩者都與實際有出入。這個政策，絕不是孫先生的既定政策，只是權宜之計。茲舉歷史證明：列寧取後政權（1917）比孫先生建立民國晚了五年。一九一九年列寧為爭取中國的好感，先後發表：放棄在華一切特權宣言，願與中國締結平等互惠新約，這是列寧主動示好；第二、一九二一年第三國際代表馬林來中國，七月一日在上海指導第三國際中國支部（中共）成立，十二月廿三日到桂林晉謁孫先生，希望能與國民黨聯盟，但被孫先生拒絕，只答允與蘇聯在道義上聯絡，都有歷史為證。次年（一九二二）蘇聯派全權大使越飛來華十二月十七日抵上海和孫先生見面，經多次會談，同月廿六日發表孫越聯合宣言，宣言的開首寫明：「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施行於中國；二、中蘇締結新約，放棄在中國一切特權；三、外蒙是中國領土，蘇聯無意使其脫離中國獨立。」可知今日只講孫先生的「聯俄容共」，不講該政策的前提—「孫越聯合宣言」的內容。孫先生乃在蘇聯答應在三個前提下聯俄的，可知孫生並不信任列寧，孫先生在民族主義第四講說：「俄國的一萬萬五千人，就在今日來要求我們合作。」他又在大亞洲主義演講說：「俄國最近的新文化，便集合我們東方的舊文化，以便要求和東方攜手。」正可說明是蘇聯主動來求孫先生聯合的，不是孫先生既定的政策。至於「容共」更清楚，只準共產黨以個人，在服從與接受孫先生領導、遵守三民主義下加入國民黨。孫中山先生那有國共兩黨合作的言論和事實。

五、孫中山批判馬克思謬論

孫先生雖然沒有指名道姓批評列寧，如果仔細讀三民主義，許多批評共產主義制度的失當，有許多是隱指列寧的。孫先生批判馬克思很徹底，在民生主義講話中，有一段話說得很得意：「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Mauig Williams），深究馬克思的主義，見得同門互相紛爭，一定是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便發表竟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又是以生存問題為重心，那才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的最近發明，是恰和本黨主義若合符節。我們提倡民生主義廿多年，當初詳細研究，反覆思維，總是覺得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而又切實又明瞭。」我這裡一字不易錄出這段重要的話，說明孫先生對歷史重心的見解，他批判了馬克思的謬誤，還引述馬克思信徒的反思，竟和他廿年來說的暗合。

如果孫先生看到蘇聯的崩潰，東歐解體的主要原因，還是他在一百年前所說的理由：馬克思不知歷史重心的民生，民生不解決（即生存問題），共產主義制度注定就這樣垮了。孫先生真是不世出的巨人，思想縝密，眼光遠大國民黨何幸有此一位締造者，他的學說、遺教何等珍貴；後死尤艱，國民黨的同志當有承先啟後的使命。

六、繼往開來做跨世紀準備

孫中山先生最講實踐，注意研究客觀的事實。解決問題的方法。他提倡科學，很少講哲學，而絕不談玄學。他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說：「他們考察的方法有兩種，一種用觀察，即科學。一種用判斷，即哲學。人類進化的道理，都是由此兩種學問得來的。」孫先生將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並列，和實證哲學相似。經這種觀察、研究而判斷的結果，當然比馬克思形而上學，全憑主觀的意識對事物解釋，雖有推理的過程，但沒有事實的根據的玄學，要科學的多。馬克思的謬誤，經過一百年的實踐，他完全符合一百年前孫先生的預見。

三民主義是一種學術：「是理論的學問和實用的技術」（見「詞彙」註），不只是政治學思想。它第一步教中國，強盛之後再推行於世界。孫先生的學說、遺教，都是可以實踐，經慎重的研究，提出原則和計劃。所以不是空談，而是可以實踐、預知結果的科學的學說。

孫先生的學說、遺教，經過廿世紀的驗證，愈益證明不但適合中國，也適合世界潮流，可以預見將來更受重視。國民黨也經歷廿世紀的鍛鍊，為民眾建立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模式，做好跨世紀為國家未來和平統一的楷模。國民黨黨人，在新世紀來臨前夕，應發揚黨主義的精神，提升其時代性的理論，和技術性的政治運作，大公無私，為黨做好跨世紀的準備。

（寫於一九九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