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工業革命初期所身歷的貧窮，深刻的體會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本於人道主義的精神，解剖了資本主義對社會造成的貧富懸殊的現象，創造一套「剩餘價值論」為理論骨幹的「資本主義論」。認為社會的分配不公，進而提出一套解決這種資源分配不公的方法，這就是著名的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立論基礎的共產主義。他觀察人類的社會進化，正是黑格爾哲學的原理：一個社會勢力的興起，就滋生另一種反抗勢力，結果又成了一種新的統治勢力。這樣一分為二，又是正、反、合的演變，循環不息，推動了人類的進步，這種「階級鬥爭」的演變，就是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正因為這樣，馬克思無法自圓其說。只可強詞奪理說：共產主義最後必然成功；無產階級統治以後，便是人類最終的社會制度。這顯然違背了他服膺的黑格爾原理，但不管怎樣，馬克思主義還是以哲學做理論基礎的。

一、馬列史毛各有一套

列寧祖織了共產黨來實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在實驗中以策略運用，結果成功了。發展了一套共產黨奪取政權的策略的寶鑑，豐富了共產黨組織、辯證法、階級鬥爭等方法論。史太林繼列寧而起，又擴充了共產黨在國際鬥爭的經驗，形成蘇共為指揮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樞，毛澤東遂有染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慾望。但毛提不出中國以外具世界普遍性的主義、策略性的理論，和指揮國際性的共產黨活動，終其一生，毛還是拳拳服膺馬克思、列寧、史太林，以他們為師。善謔者將四位共產黨首領用鬍子做地位的象徵；馬克思滿面長鬍，當然第一，列寧少了些，第二。史太林只有兩撇，下巴不留，第三。毛澤東其麼都沒有只可跟在後面了。但毛澤東後期，總算公認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之一。他很聽明，搞理論搞不過前三者，另樹一幟，來個毛東思想別瞄頭。

二、毛澤東思想成權力利器

「思想」真妙不可言，無人可在他生前取代，特別是共產黨領袖，何況「思想」成了權威方針以後，當者披靡。而且，無論誰都不能為他代言，更無法取代，就算樣效忠，只要他不喜歡，違背了他的「思想」，無人可以逃過清算，思想畢竟不是白紙黑字寫的教條，思想在他的腦子裡，因時因地因勢而易。他說違背就違背。只要他不死，別人無置喙餘地。毛澤東整肅任何人，以「思想」祭起，鮮有人能逃過整肅的，這是毛的高明處。毛澤東思想是中共理論家陳伯達首先提出的，是自出還是授意，無據可考，但陳終於被整肅於違背毛澤東思想的罪名之下。

思想之為思想，套句「浩然之氣」的解釋：「至大至剛」。尚不止此，還可以：「能貴之，能賤之；能容之又能不容；能生又能殺；整人半生不死；一夜之間捧成繼承人，一朝之間摔人折戟沉沙。由此觀之，毛之權勢，似又較馬列史更盛。無他，思想比主義、策略更具利用彈性耳。

毛澤東死了，當權派就可以放心利用毛東思想的權威，即使完全與毛生前的主張背道而馳，誰又能奈何他？思想究竟不是白紙黑字的教條。彈性的解釋固利於主導思想者於生前，卻不利於死後，已十分明顯了。毛的繼承者如華國鋒，以至四人幫，遂成一網打盡之局，毛屍當然無法置喙了。由於思想已成權威性，恰可給當權派盡量利用而已。毛如泉下有知，當悔當年以抽象的「思想」為攻擊之矛，成為生前無堅不摧的利器，而死後落入敵對者之手，毛的江山也就土崩魚爛，因為沒有任何可以阻擋這枝無堅不摧的利器。當然隨著時間會變弱，到中共徹底焚燬毛澤東這個圖騰，也就是打破偶像權威的迷思，否則，毛澤東思想還有一定的殘餘威力。

全世界共產黨都著重意識形態，中共亦不例外。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定於一尊以後，開始建立其思想體系，發表了「論新民主主義專政」，就更奠立了個人威權；自此才無人可以倫比。劉少奇不知避忌，發表了「論共產黨人的修養」，這篇極具思想理論性的文字，據我看來，才是毛澤東必須把劉置於死地的最重要原因。周恩來懂得避忌，從不談理論性的東西。鄧小平不知好歹，有了「白貓黑貓論」，也被打入牛棚三次。到毛死了，鄧定於一尊，「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出爐，可知政治意識形態不是隨便說的。

三、三民主義有時空倒置之憾

影響中國近代史極大的另一個政黨—中國國民黨，其締造者孫總理中山先生，不但是個政治家，且是個超越時空的思想家，他不但看透資本主義之弊病，也看破馬克思主義的弊漏，譏之為病理專家，不是生理學家，徒知資本主義之病而不能醫治，到今天，歷史已完全證明中山先生的真知灼見。他著的三民主義，成為國民黨治國的基本。他又將其政治理想分段實施，分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配套又有「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民權初步」。他不是個空談理想的人，有步驟、有策略的實行家。他又發表了「知難行易」的學說，鼓舞民眾實踐。他說先知先覺的人很少，要靠多數後知後覺者去實行，靠更多數的不知不覺的人做擁護；所以每個國民都有功能，不能全靠少數的先知先覺；沒有實行和擁護的大多數，還是不能成功的。這種理論，當我們回顧百年喪亂，在今日想到這種聲音，還是振聾發瞶，擲地有聲。可惜六十歲便去世，國民黨少了這個偉大的締造者，無法阻擋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展開，終於赤化。豈止「微先生，不知幾人稱霸，幾人稱王」而已。

中共初期乃得蘇共指導，其教義乃共產主義；則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顯得較進步。然國民黨之成立卻在中共之前，因此，中共宣傳國民黨為老朽、腐化政權。實際兩黨均以其主義為治國根本，則國民黨當較共產黨為先進。但中共長於宣傳，中國人接受其論點。這是歷史的誤會，時空倒置了。但國民黨沒有人提出這種論據。這種論調，我在二十五年前已向許多研究兩黨的朋友說了，在此立此存照。

四、三民主義不復舊觀

三民主義雖有縝密嚴謹的哲學基礎，然在戰亂中無法實施。戰後又以共產主義運動如日中天，蔣先生謀身後之名，過早施行憲政選舉，以致國民黨嚴重分裂，為中共所乘，失去大陸。蔣先生以軍人而為政治領袖，固有其政治措施缺失，然就民族歷史言，當不失為一位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者，自有其一定歷史地位。以蔣先生當年的權威，仍拳拳服膺為中山先生之信徒，力行其三民主義，當無疑義；只在民生主義中增補「育、樂、兩篇」。從沒有非份之想，要超越實際的政治領袖為政治思想上領袖。蔣經國繼統臺灣亦復如此。李登輝繼位，先在憲法上修改了具體的三民主義立國架構，改以抽象的立國精神。近年終於廢除大專院校三民主義的必修科和五權憲法實質位階，行政院不須經立法院同意，淪為總統慕僚長，監察院成半司法機構，無法執行彈劾總統權責。五權憲法雖名存實亡。中山先生締造的中華民國，立國的基本大法—憲法已不復舊觀。

五、「夢」的疑慮

李總統敢為蔣所不敢為之事，十年來主導政局中屢所多見，在一個有為領袖言，都不會默守成規的，也不必過分往壞處想而責難；不過，還得視其過往的政績而定，我們如檢視李總統十年來主導政局，站在政黨政治言，執政黨的國民黨的政權，自縣市選舉之後，地方自治的縣市大幅失去，地方政權只保留百分之三十以下，地方收入還少於百分之二十了。中央政權還能保持多久，確實成岌岌可危之局。政局動盪，社會失序，經濟成長日見萎縮，也是不爭的事實。使我們不免以李總統的權力日漸擴張中，而執政黨的勢力日蹙，臺獨囂張的現象，不能不深感憂慮。

記得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在六十年代著名的演說說：「我有一毎夢，人生而平等……我有一毎夢，好壞不以膚色而以品德來判別。」李登輝總統也公開對人說：「我有一毎夢，臺灣政權可以和平轉移。」站在一個黨魁來說，古今中外，還沒有一位政治家說過。李總統既這樣說，使我們對他諸多的改革，不能不表示憂慮了。

六、「新民生主義」與民生主義

近日，執政黨黨報社論，發表了一篇長文：「李總統的『新民生主義』正逐步形成。」細讀該文，雖然不是李總統自撰，但中央日報的社論，應可代表國民黨的言論，且涉及李總統，自不能說李總統不是作者就與他無關，發表以後，月來未見任何異議，起碼他是讀到而默許的。

該文揄揚李總統的政績，站在執政黨的黨報宣傳，我們不必挑剔。然而說：「這種新的思維系統，與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有其本質相通之處但又具有超越性的新時代新社會的新內涵，因而可以概括為新民生主義論。」非常清楚，李總統的新思維系統，是「超越性的新時代新社會的新內涵」，所以比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為新，因此成為「新民生主義」。這種新思維體系，其時代性與社會性比原來的民生主義為優。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是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主要方法，解決資本主義制度財富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上，使社會達成均富，避免成共產主義的共貧。所以中山先生說，這是一勞永逸的方法，一舉解決兩者之弊。的確，歷史證明，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以我國為農立國，倡導「耕者有僀¶田」，使農民發揮私有制的功能，並解決地主剝削、農村貧窮的傳統，這種構想，終於在臺灣得以實現。臺灣的土地改革，和中共統治的大陸土改，大致上在同一個時代進行，但效果顯然兩樣。臺灣在七十年代工業起飛，八十年代成為「開發中」國家，九十年代為「開發」。大陸土改以後，七十年代成「一窮二白」（中共自承）年代，以後回頭，從包產到戶到漸次發還土地給農民，到八十年代後才漸次復甦，近年經濟徹底放棄共式教條，經濟才進步起來。可知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確遠勝共產主義的。

李登輝的「新民生主義」是怎樣「形成」？雖然該社論強調「李總統關於新民生主義論闡揚絕非偶然突發之論，而是隨著臺灣民主改革程程的進一步深化所形成的。」這幾句話，絕不能作為一個新思維的交代，縱使退一萬步，不問其理論基礎，但總要說明「新民生主義」是甚麼？有甚麼功能？解決甚麼問題？總有一個適應性的範圍；一種或多種機制。縱使不苛求其理論的周延性，起碼合於常識的邏輯性。絕不能如該文的內容，東扯西拉的宣傳，炫人耳目，就是一種學說。

七、李登輝「思想」名稱不當

大概社論的作者提不出新主義的理論架構，在最後兩段以抽象的思想來說明：「十年來李總統所倡導的思想理念，與其強調隨著不同階段而有不同的發展」，「尤宜把握此一思想原則，落實於具體施政當中。」可知李總統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理念而構成的措施體系，「新民生主義論」等於白說了。至於「思想」，哲學家或政治家，如有他一貫性的思念，可以成為思想體系，大多數還要到其「蓋棺定論」以後，後之來者將它整理而成。李總統是實際的政治領袖，又隨「不同階段而有不同的發展。」這是一種因時因勢的措施，政治學稱之為「政策」，決不是思想，毛澤東思想在其生時確定，是權謀的利器，民主政治不可效法，亦不足為訓。

國民黨司文宣幹部不可將李總統推與毛先生同列。

（註：本文發刊於一九九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