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於香港面臨「九七」，新聞界的老闆為了廣告利益或未來的「秋後算帳」，大都約束屬下的新聞從業人員的言論；美其名是「自律」，其實是在干預新聞作業。亞洲電視近年收視率最高的「龍門陣」，由於有兩位主持人：黃毓民和鄭經翰言論反共，被迫腰斬。有六位新聞從業員因此辭職抗議，成為近年矚目的「六君子案件」。「黃土黃水」是繼「龍門陣」之後的新聞評論片集，收視甚高，播映前幾經波折，放映後亦餘波蕩漾。香港人認為我是右派唯一的代表，特將參加過程縷述。

一、我參加評論的經過

亞洲電視派人來和我接洽做「黃土黃水」的評論嘉賓，該集是「北京電視臺」拍攝的紀錄片，以辛亥革命後到兩岸對峙的歷史事件，到目前形勢演變的過程，作為討論的主要內容。預計拍十三輯，最後一輯說到金門砲戰，希望臺灣提供若干紀錄片，以免成一面之詞。由於公務繁忙，我沒有答應。還建議由駐港另一位代表黎昌意取代。但是他卻誠摯（至少表面上）說：「我們不是來請你推薦，是專誠來請你，並沒有作第二人想；再說，這是粵語拍攝，黎先生在歷史、在粵語方面都應付不來的。」我說：「你怎麼會找上我呢？能說粵語的人，香港多的是。」他說：「這是臨場的評述，我讀過你很多政治評論；希望你能幫這個忙。」我當時還是個公務員，要向僑委會請示，以免有妨礙公務之責。這個有條件的初步答覆，是因來訪者有一段話：『這一段歷史是香港學生讀不到的，而且紀錄片乃由「北京電視臺」提供，對歷史認知的人，應負一些責任。』這段話才打動我向僑委會請示，但沒有把握。想不到不久，章委員長轉來口諭：「沒有關係！你對歷史有說明真相的自由。」以上是我答應作該輯嘉賓的全部過程。

二、「政治敏感」與干擾

「黃土黃水」差點不能出鏡，根據「東周刊」報導：亞視上層有意見。其他剪報，有說乃政治敏感云。

香港人所謂政治敏感，總括而言之：不可得罪「鄰邦」而已。然而「黃集」乃以「北京電視臺」之紀錄片為主要內容。李諤教授（預委）做主要引言，主持人蕭若元先生根據內容向嘉賓發問意見，應該也不是問題，黃文放先生雖然開明，但也不致有問題。所謂政治敏感，當指言論而言，如果有問題，問題人物似非我莫屬。有一些回大陸的香港友人，在廣州和沿海一帶看到「黃集」，在我評論的時候，有時聽不到。他們說大概是干擾吧？我沒有在現場，當不敢武斷。

根據快報黃桶先生的專欄：「第三眼」說：「三位嘉賓很明顯有三種立場，黃文放當然是歌頌中共的，許之遠是代表臺灣立場的，李諤是以教授身分保時中立。主持則是引導三位嘉賓發言。」關於歷史事件，切忌臆測之詞，政治評論亦然，因此對黃桶的臆測，我是不敢茍同，至少我了解自己不能「代表臺灣立場」，也沒有接獲任何的指示。歷史事實能改變嗎？凡留心看過「黃集」的人應清楚，我每次發言，都是拿歷史事件來說明，或以後發生的事件做基礎，來證明當時事件評論的依據。平情而論，如果說黃先生「當然是歌頌中共的」也不盡然。黃桶如此武斷，乃基於黨同伐異的落後思想，不了解知識分子尚有良知這一回事。寫人物、政評有此武斷正是知識分子的悲哀！

三、幼稚左派對「長征」的誤解

有一位思想左傾作家的專欄，多次批評「黃土黃水」，其中有：「不智的出鏡」他說：「談長征當然是談共產黨如何取得勝利，國民黨卻是失敗者，這是歷史事實，任何高明的論者也難於挽救國民黨失敗的事實。而許之遠卻是處於尷尬的地位，看得出他為國民黨之辯護，自己也沒有信心，像這樣的節目，若為了出鏡率，簡直是不智，故而為許之遠捏一把汗。」

中共在大陸崛起的過程中，有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就是從「清黨」後到「圍剿」。「圍剿」是對中共的根據地進行包圍，達致剿滅的用語，前四次沒有成功，第五次改變戰術，國軍不冒進，採步步為營；一步一步把範圍縮窄，希望把共軍的主力困在一處，一舉殲滅。這個方法，共軍誘敵深入，然後伏擊殲滅的故技失靈了。眼看包圍圈日漸縮少，不能死守被殲，祇有突圍。當時共軍總人數約三十萬，突圍時犧牲慘重，以後沿途被各地國軍截擊，到擺脫國軍追擊，在延安和劉子丹會師的時候，僅存三萬人，實際上還包括沿途拉走的民伕在內，僅有步槍萬餘枝，可知其狼狽困苦。國民黨稱之為「逃竄」；共產黨稱之為「長征」，也是說明克服「長」途的革命「征」途，其艱辛可知。決不是論者祇從表面字義認為：「談長征當然是談共產黨為何取得勝利，國民黨卻是失敗者」，那樣對歷史無知的誤會。其實，論史重真相，也不必辯護，更無須尷尬，論歷史沒有信心的問題，左派仁兄對歷史的認知太淺薄了。我更不是為出鏡率而出鏡；是為歷史的責任而出鏡，在末世流風下可能「不智」，但起碼盡了讀書人的責任。這位論者真須多讀幾本書。

（一九九六年香港星島日報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