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香港政府訂定「一九四九年移民管制條例」，可視為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措施。當時中共政權在初創期間，根本無暇顧及香港一些條例的訂立。在此以前，大陸地區人民來港並無任何限制，特別是廣東人（香港原屬廣東省）。但該條例頒行以後，香港人民入境處就有法律的根據；而且該條例對非香港土生人士來說，可以管制其離港、以及在港的活動。也就是說，幾屬非土生居民，如是非法的刑事犯，固然可以遞解出境；政治性的人物，即使沒有犯罪記錄，也可以「不受歡迎」為由遞解出境。

一九五六年，大陸人民經中共統治六年，期間經歷了肅反、土改、三反、五反，香港人多為粵籍人士，廣東又為海外的僑鄉，華僑大多為地主、富農，因此受到衝擊也最大。許多港人接到留在僑鄉親人的訊息，其感喟可以想見。那一年正值匈牙利人民抗暴，對右派社團起了鼓舞作用；在雙十節慶祝餐會後，在九龍青山道燒毀有親共色彩的製餅廠，此事經報導後，演變成左右兩派在工廠和街頭展開血肉攻防，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一次暴動，經港警和駐軍的鎮壓、戒嚴，多天始平息下來。

自一九四九年大陸大量政治難民來港，到一九五六年暴動發生，右派工人團體的數量，遠比左派為多，因此衝突的結果，左派工人的死傷，應較右派為多，平息以後，港府政治部遞捕和遞解出境的右派人士，也遠較左派為多，以後對右派社團更予嚴厲的限制，應是港府平衡兩派勢力的最好說明。

一九六七年，正值大陸「文革」年代，香港左派團體受到鼓勵，也效法紅衛兵的所為，要向「港英」奪權，當時港督戴麟趾，是香港有總督以來最難堪的一位，同年五月，左派群眾（大部份是青年和學生）每人手執「毛語錄」到港督府示威，圍牆四週貼滿抗議的大字報，群眾還拉起大布條，寫著「戴麟趾滾出來」！

港府對左派的暴動，很巧妙運用右派來對抗。一方面用右派的工會、同鄉會、宗親會和地區性的街坊福利會出頭號召；另方面鼓勵右派人士出來組織民安促進會，以輔警力的不足。港府並支持工商界在工廠和商業機構清除左派僱員，且鼓勵媒體大量報導左派各種暴力活動，試圖激起港人反感。終於匯成不可抗拒的輿情，把左派暴動的氣燄壓了下去。

後來，英國透過外交途徑，得知 中共並未同意「文革」輸出，也無意收回香港，港府政治部仍毫不留情地拘捕左派暴徒；使左派蟄伏達十五年之久。在這平靜的十五年，港人得以集中精神，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

韓戰期間，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訪守臺灣，不久恢復對臺軍援；另方面國府開始進入穩定狀態，香港支持國府的力量遂開始結集，建立了所謂右派勢力。

右派勢力的建立，和國民黨駐港總統支部的領導有一定的關係。大陸撤守以後，國民黨中央以港澳地位日益重要，特派朱力一以特派員身份來港，指揮總支部的組織工作和活動。

右派勢力的壯大，和國民黨當年在工運上的成就有密切的關係。一九五五年雙十節前夕，「域多和九龍新界搪瓷自由工會」主席孔松，在其任職的工廠中，因護旗為同廠隸屬左派工會的成員殺害，港九工團總會（簡稱工總）為孔公興建記念堂而組團回臺募款，各自由工會特派代表四十九人參與，赴臺後由當時僑委會委員長、海工會（當時稱第三組）主任鄭廣順引介，向臺灣工商界領袖籌得款項，於旺角長沙街十一號地段興建「勞工大廈」，為適應香港公司法及特殊環境，在港所募得捐款，由「工總」指派工會領袖為持股股東，其餘大部份由黨、僑指定可信之人為持股股東。

「勞工大廈」落成後，使右派勢力長足發展，會員最多時曾達卅萬。

國民黨在學運的發展亦頗可觀，新聞、影劇和文教，當時幾全為右派自由人士所掌握。新界支部到今日為止，雙十節時中華民國國旗仍到處飄揚，正可說時右派勢力還是根深柢固。

香港在中文大學尚未成立的年代，許多無法進入香港大學的學生，赴臺升學。香港留臺的大專畢業生至今計達三萬人，許多已成為香港各界的中堅。即如中共在港機構文件的分析：「反共拒共的宣傳在香港輿論界占優勢」，「香港主要報刊的版面，多掌握在臺灣的大學新聞畢業生手上」，這個認定是正確的，也說明右派勢力的建立，和國府長期注重僑教育有關。

香港中小學校的校長，由臺灣大專畢業生擔任的逾百，他們組織了校長會、教師會，比較具自由派思想，不受左派勢力操控。

震撼港人的逃亡潮與「文革」輸出

當「中英協議」草簽以後，大部份港人對英首相柴契爾夫人深表不滿。其實港人忘記了英國的外交守則：「沒有永久的敵人，祇有永遠的利益」。

港人從疑惑轉為徬徨，這種心情且反映在股市和價值上。當時中共總理趙紫陽似故作不解地說：「我不知道港人為什麼不放心？」以後，鄧穎超（周恩來遺孀）多次接見港記者、訪問團時，也笑著說：「請你們放萬二個心，香港『回歸』祖國後一切照常不變；也請你們回去告訴香港同胞。」

不管中共首要們的說詞如何，香港人對「回歸」後的前景不放心，並沒有什麼大道理，他們只是以親身經歷的體驗，無法放心得下，大陸難民逃亡潮和「文革」輸出的左派暴動，對港人造成的震撼，恐怕很難磨滅。

香港新界和大陸，祇有羅湖橋下一水之隔，落馬洲與蛇口相望；從山嶺則翻過梧桐山，便是新界。自從大陸開放以後，兩地居民更接近，春節和清明節，港人回鄉過年或掃墓，動輒超過百萬人。大陸客亦川流不息來港旅遊，在港做案的歹徒兩三小時後即可在廣州飲啤酒。地緣的關係，香港人對大陸動態遠較其他地區人士清楚，又以香港新聞自由，少有禁忌，故所知亦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穩定以後；在一九五零年底左右，大陸人不能自由出入香港，要憑證才可出入境。以後香港人口日多，英國透過外交途徑與中共達成協議，每日持單程來港的人數便定下來，雙程者必須在限期內離港。此辦法且一直沿用至今。此前香港政府大致採用「抵壘政策」；抵達港境便收容，領了身份證便成香港居民。以後改為要到達市區才算。移民協議談判以後，港府對逃港人士採隨捕隨解方式。近年部份避過查捕之留港者，成為黑市居民，在香港仍有個可觀的數目。

中共在參加韓戰時，在國內則進行「肅反」。一些重要的人物公審，大陸廣播電臺還作現場轉播。其歇斯底里的控罵和喝打聲淹沒了整過程。這種公審廣播很多，令人不寒而慄。近年來則有法庭公開審訊的電視轉播，港人發覺大陸的辯護律師，根本不會為被告設法辯護，卻以國家仁慈、政府寬大，要被告承認控罪，以免從嚴論處。港人看得目瞪口呆，並引起輿論界的譴責。港人對大陸的法治不放心，並非沒有道理的。

「肅反」以後，大陸大小運動接踵而至。自從中共禁止人民自由來港以後，偷渡者便不斷出現，能到達新界的便算成功了。以後每遇運動，偷渡者都必然增加，許多可歌可泣的逃亡故事，港人耳熟能詳。港人的記憶猶新，這些恐怕也是不放心的理由吧。

一九六二年五月發生的大逃亡潮，震撼全體港人的心弦。當時約有三十萬逃亡者平安抵港。至於在梧桐山失足墜崖喪生，因泅水溺斃者有多少？就無法估計了。

一九四九年以來，逃亡者連同每日合法單程入境者，佔了現在香港總人口的一半；以逃亡方法來港的人口，總在百萬以上，殆無疑義。

逃亡人士到港以後，成為廉價勞動市場的成員，初期的生活每多艱辛。但經過一段刻苦的奮鬥，便漸漸成為小康。香港人從逃亡人士處習得冒險犯難的精神，逃亡者本身更體現置諸死地而後生的生活哲學，使香港長於創造，善於應變和競爭。

（一九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