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外祖父早年到溫哥華謀生，一九零一年第一次回家，同年我的大舅出生；第二次回家一九零六年，我母親出生。八年以後再回一次，生了小姨，以後就沒有回家了。直到一九六二年，才回香港退休，距最後一次四十八年，已經老態龍鐘了。那年正是我到加拿大留學的年份，我向外祖父母辭行。想不到外祖母劈頭第一句話是：「難道留在香港會餓死你嗎？」她對加拿大是非常反感的：「你阿公也是二十出頭便去了，到現在才回來，還有甚麼用！」這一代華僑的苦痛，僑眷是刻骨銘心的。那個年代，大概就是「人頭稅」和排華時代吧。外祖母的反對，這個印象令我十分深刻。

加拿大的幣值，在「人頭稅」的年代是一筆相當大的數字。華工的工資也普遍低，平均年薪只有五十到六十元。已登記曾納「人頭稅」者四千人計，每位五百元，就有二百萬元了。而未登記者有多少？頗難算得出來，我外祖父李其銘也在其中。對加拿大國庫的收入，真是個天文數字。而國家是永續性的。因此不能說加拿大對「人頭稅」的補償，是對現在的納稅人不公平。這種歧視性的課稅，原本就是不應該的，而現在的納稅人，難道享受加國因「人頭稅」而有助益，過去不義的累積而產生的各種福利是應該的嗎？

論者或以為：「人頭說的受害者是個人家庭，但針對的是華人這個群體，是華人這個種族。因此，「也必須以一種面向華人社會的方式來解決」、「必須以消除種族主義的目的」。種族歧視當然不應該再有，人權已是世紀的普世價值，加拿大的憲法已明文規定了。過去不當的種族歧視，我們要加拿大政府為過去不當的政策道歉，誰都贊成，雖然是遲來的正義，但懲前毖後，還是要做的。但身受其害者得到應有的賠償，也是應該的。這是兩碼子的事，兩者進行不悖於法理情的。

聯邦政府編列了二千五百萬，用來解決華裔，意大利、德國、猶太、印度及烏克蘭等族裔在歷史的不公平待遇。尤望為此努力的華裔代表們，在分配上要準備好談判的數據，爭取應有的比重分配。不要與同六七個族裔的平均分配，華裔受害之烈，應有數據算得出最慘重的一個，華裔得到的分配也應成正比例。

二次大戰期間，加拿大因日本偷襲珍珠港，有些日本僑民當間諜，拍攝美軍在檀香山的軍事設備，使得偷襲成功。因此把日本僑民集中管理。戰後日僑索償，加拿大政府賠償了。這是為加拿大戰時必要的措施，而「人頭稅」背景完全不一樣，完全是種族歧視，如華裔索償不理，政府就太不公平了。這裡，又不能不自我檢討：我們華裔每次選舉只做抬轎人，至於選後對政客要求全沒有放在心上，靠華人選票上臺的政客，沒有一個為我們仗義代言。大家放棄公民權利，不選華裔候選人，成不了勢力，始終成為弱勢族裔，自作自受，又怨得誰？「人頭稅」擾攘了十多年而未解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二零零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