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淚歷史的回眸

一切人類社會活動的紀錄，都可稱歷史；個人的經歷也可稱歷史，不過限於個人的經歷而已。

歷史是人類經驗的累積，既是文明的過程，也是人類文明的結果，個人、群體的社會、國家乃至民族，都有其經歷的紀錄，名稱或有別，但統在歷史範圍之內，合起來就是人類的發展史。歷史主要的功能，不但紀錄，而又在紀錄中吸取教訓，避免歷史的覆轍。所以歷史所犯錯的錯誤，招致帶來的災難，我們雖然可以寬恕，但不可忘記。忘記所犯的歷史的錯誤，就是忘記歷史的教訓，會重蹈歷史的覆轍、災難。

我在七十年代初期便為本報系當年的《星島晚報》以程千里為筆名，接下《戒馬書生》朱振聲先生的筆名）的篇幅，寫下《風雨江湖三十年》（《楓葉奇情錄》、《唐人街外史》等長篇傳記文學和章回小說）。以後又用原名在另外報章寫過《唐人街之變》和《唐人街正傳》。

三十多年來，我為寫加拿大唐人街的故事，走遍各大城的唐人街；還在域多利的「番攤巷」住了一周，搜集遺老的事跡。我在一九六二年到加拿大來，還見過百齡老人（築鐵路一代）；他們是「淘金」（第一代）以後的華僑第二代。我對華人的苦痛耳熟能詳。因此，又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和新知舊雨的讀者，說一些歷史的回顧，使我們這一個人口多而政治力量小的弱勢族群，不致重陷先僑血淚斑斑的苦難！

二、為君細說「華恥日」

一八八五年，太平洋鐵路完工。華工來加首先登陸的域多利，議會受到當地工會的壓力，就開始有限制華人人口的議論。先從入口的輪船限制開始；每五十噸的輪船，只能有一名華人。以後國會又立法，華人入口，須繳美金五十元；至一九零一年增至美金一百元；一九零四年再急漲至五百元。

一九二二年，國會通過撥款移民部六千萬，作為協助歐洲移民來加；而另一方面卻限定華人十三歲以下小童，才準納人頭稅入境；如超過年齡，當作投資移民論，須有三年經商的經驗，還要攜帶二千五百元作來加投資額。這就是當時華僑所謂「重歐輕亞」法例。其實不是「輕亞」而是「虐華」了。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一讀通過歧視的「四十三條苛例」；在第二讀通過時，華人已知問題嚴重。這時剛可發生「女傭案」，一位當地女工，被一個華人老闆在唐人餐館強姦了，引起當時西人暴動，燒毀餐館和毆打華人；並立即立法，不準華人餐館招請當地（白人）女工。

這種個案發展為仇視整體華人。因此，華人為了生存，在多倫多設立「駁例總局」，各大城也設分局。這是華裔加人第一次正式組織起來，反對不平等的種族歧視、荷刻的法律。四十三條苛例，就是有四十三條歧視性的法例，其詳細內容，讀者不妨到國會圖書館查一下，讓你徹底了解這段歷史。

華人為了這些苛例反駁，完全沒有影響加政府的通過，於同年七月一日公布而正式實施。華人痛憤之餘，定七月一日為「僑恥日」。誰又想到這一天是加拿人國慶日，在歷史上曾經是「僑恥日」！是華僑恥辱之日！

三、不做扼殺華人參政的兇手

華人所謂「苛例」，在加拿大的法律用語是「Chinese Exclusion Acts」。當時執政黨是自由黨；總理William Lyon Mackenze，是加拿大任期最長的總理。

華人常有一個錯覺，在兩大黨之間，每以為自由黨對華人較為友善。其實是自由黨會「洗腦」而已。例如同性婚姻合法化，自由黨強調尊重人權，完全不談社會責任和其衍生的各種問題、法律和福利制度；任何異議，總理馬田先扣不尊重人權的帽子。這種權力的傲慢，就是長期執政、控制輿論的結果。

華裔加人支持自由黨不遺餘力；溫哥華的陳卓愉是華人支持選出來的。多倫多有這麼多的華人，自由黨連中區的士巴丹拿區是華人聚居的選區，有史以來，試問自由黨有考慮過華人的候選人嗎？華人自己也不爭氣，過去有個張金儀，但華人不選他，迫得他另找選區，最後厭倦了政治。老實說，張金儀的出走，毋寧說是華人自己的手扼殺了他。

現在有了一個鄒至蕙，二十年來都在這個選區服務；她做過許多華人社團的義工，做過鄧協的國會助理，幫助過多少華人解決了移民團聚的問題，其中成功地使境內的移民配偶，可以就地申請。她在華諮處任董事時，利用一九八八年大選前夕，成功地創立華人法律援助處，使缺乏法律知識或請不起律師的華人，得到免費的法律援助。又以不識英語的華人很多，遇到緊急要求救助時，無法報案。在她任教育委員時，聯合社區人士親到警局請求，被拒絕過兩次，又經她鍥而不捨的努力，終於設置二十四小時「九一一」華語報案專線。

她常到中文電視、電臺答詢各種問題和協助解決各界的請求；這都是長期以來的為華人服務。有誰比她更能了解華人的問題？這樣的一個族群候選人，我們不去選她，而侈言鼓勵子弟參政，豈不可笑、可惡！如果鄒至蕙這次不當選，還不是華人自己扼殺一個優秀的參政子弟嗎？

四、甘心成為弱勢的族群？

我沒有黨派的成見，特別作為一個華僑的加國公民，在政治上經歷過歧視的族群，我們在國會的微弱聲音甚至沒有聲音，我們連自我保護都力有不逮，還談甚麼成見呢？

過去我們羨慕猶太裔，因為他們的人口雖少，但國會的聲音大。現在我們已不是一九二三年《排華法案》的年代了，那時華人只有二萬人左右；現在華人已有百萬了，是英、法裔以外最大的族群，我們遠比印度裔多得多，但他們的表現卻比我們好太多了。他們能，為甚麼我們不能？如果我們也有人口成正比例的議員人數，我們也不必斤斤計較，一定選自己族群的候選人。

現實是如此無情的擺在眼前，我們的議員候選人已那樣少了，再不團結支持，能當選嗎？自由黨政府前年通過的移民法，居然已經申請的，都不算數，一定要依新法。法律是「不溯既往」的，大陸同胞申請積案十二萬宗（移民部全部共十七萬宗）。新法根據當地配額，並必須在當地申請，英文比重又大。別的不說，只要移民官認為申請人英文不合格，就休想來。因此，十二萬中國人全數要重新在大陸加使館申請，加上英文這一關，十之八九已放棄了。這是「變相的排華法案」。

如果我們在議會有幾個為我族群發聲的議員，就會阻止這種歧視法案的通過。可惜自由黨的陳卓愉沒有為中國人擋下來，如果像鄒至蕙就不同了！我們還能不選為自己族群發聲的候選人？自由黨不再歧視華人嗎？

如我們不支持鄒至蕙，她當選的機會就渺茫了；如果還要打擊她，投人一票，等於打擊她兩票，我們於心何忍？華人候選人還有李國賢（於人村），也是多麼需要我們的援手！麥鼎鴻在溫尼辟北面小鎮，雖然基礎穩，依然需要我們的關愛！

政客到了選舉期間，每有口惠或實質的小恩小惠，沒有關係，但票還是投給華裔候選人吧！我們多麼不甘心長期成為弱勢族群！

五、我們需要為華人敢說敢拼的議員

民主政治有三個條件，具備了才算，否則不能算做民主。

一為多數決定，也就是政黨由多數席位的政黨掌握，政策由議會多數人贊成決定。這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條件。

二為依法施政；絕不是權大於法，所以不是人治。

三為代表人民的議員，要負上良心責任。不能違背選民的付託。雖然這是道義的責任，但是政治家必須遵守的。

尤其是內閣制，議員有可能成為部長，不但是民意的代表，而且是政府官吏，不能做了部長，「換了個位置，就換了個腦袋」。像陳卓愉做了部長，承諾過選民反對同性戀婚姻，做了部長便以政府官員為藉口。對人頭稅亦撿軟的吃，而無視受害家族的請求，起碼沒有全面向內閣反映。否則，結果便不一樣。他有機會而不做，對華人何益之有？我們需要的議員不是這樣。因此，要讓他落臺，他才會有反省，再上臺就不一樣。

鄒至蕙現在要求政府道歉與賠償，為甚麼不讓她當選。如果她當選而不負責任，同樣，我們也可以用選票制裁她。民主的好處是主權在民，握有選票，制裁不負責議員和官吏。我們需要一個為華人利益奮戰的議員，不是一個違背選民利益、沒有政治責任的政客。

李國賢也宣示他的承諾，也是我們所需要的。溫哥華京士威區的黃鑑文，他提出當選後要重新檢討同性婚姻法，可知也是個敢拚敢說的人，華人的政治理念，同樣需要這種人來打拚。民主政治是要學習的，我們生活在一個這樣民主先進國度裡，放棄自己公民的權利，不但對不起自己，還以個人的放棄，使整個族群永遠淪為弱勢、任人宰割，我們也對不起我們的後代。

請你出來投票！這是學習民主政治的第一步。

（二零零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