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大」精神與民主潮流

今年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如以世界上其他歷史悠久的名校相比，沒有令人值得特別重視之處。加拿大就有多所大學超過一百年。DAIHOUSIE LAW SCHOOL（在HAILIFAX）超過一百四十年；UNIVERSITY OF TORONTO和McGILL UNIVERSITY都超過百年。英、美名校超過此數更多。「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乃當時任重臣的知識分子，鑑於抱殘守闕的舊教育體制，無法培養出新知識分子，將古老的中國帶上現代化的道路。因此，「京師大學堂」的成立，是中國要現代化踏出的第一步；而當時的現代化，不過達到「船堅砲利」、「煉鋼築路」的科學新知範疇。然滿清政府被推翻以後，民主政治還是沒有建立起來，「北京大學堂」成為北京大學以後，負有現代化使命的「北大人」，已感到單憑科學新知，仍不足以現代化。因此有「民主、科學」的提出，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標幟。經歷這「百年樹人」的洗禮，中國人在科學領域的成就已取得一定的成績。大陸的航天、導彈等尖端科技和臺灣的電子、石化等的基礎科技，其進步足以使世界震撼。中國人在物理學上的成就尤足驕人，五十年來得諾貝爾獎者五人；平均每十年一人，這種成績，是教所有中國人光采的。但很不幸，中國人在科學上成就的光采，被不民主的政治體制抹得面目無光。魏京生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和「北大人」領導的「六四」民主運動，都是政治現代化—民主的追求。「北大」建校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此；不是她的存活歲數。

蘇聯和東歐解體的主因，是蘇共在經濟潰敗中失控而開始，以致民族主義抬頭，和民主潮流的結果。鄧小平不敢面對，首次以政治大氣候做說詞，掩飾民主潮流已成被壓迫人民所展示的力量，是無法阻擋的。不久，便發生「六四」事件，雖然還是被坦克車輾碎；但民主運動並未因此而死亡，隨著「民運」人士相繼來到海外，海外「民運」又呈現出另一番景象。

二、海外民運歷史分期

八十年代初，王炳章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取得哲學博士的學位後，到紐約開記者招待會，宣布「棄醫從運」。是海外以大陸留學生為主的「民運」的始創期。那時大陸已經歷中共三十年的統治，僑鄉的飽受摧殘，又在「文革」浩劫後未久，「傷痕文學」方興，中共內鬥與大陸真象，都呈現在世人眼前。王的崛起予人新的希望；半年後，世界各大城市似都自動為王的「中國之春」建立據點，是王炳章領導海外民運的全盛時期。可惜王限於狹窄的氣度與庸劣的領導才能，竟未握機造勢，卻自我定位在毎個人英雄風流人物的表現上。當時是以「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為號召，而實際所做的，只出版「中國之春」，內容又多數為揭發大陸的黑暗為題材，無法提出具體救治中國的政策，更談不上號召的政治理論；又由於糾結在人事上的攻訐，予支援「民聯」的廣大僑學界極大的失望。從此以後，即使後來「民聯」開除了王炳章，仍無法挽回廣大海外人士對「民運」支持已冷卻的心。因此，王炳章在海外「民運」史上，是難辭其咎的。我曾在本報專題寫「王炳章其人其事」，發表後不到半月，王炳章以假護照被美國起訴。我在該文曾下個結論：「其他甚麼黨以他為號召，能有甚麼作為？不問可知。」看來似不幸言中了。

「六四」以後，大陸身歷民主運動的「民運」人士，相繼流亡海外，仍以美國為主要結集基地，「民運」已從王炳章時代的「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的被動角色，已有顯著的轉變，雖然限於各方面的主、客觀條件，但總的說，是在進步了。

三、「民運」反思的自我診斷

過去海外的「民運」人士，主要是「民聯」和「民陣」。由於魏京生到了海外，這一次「民運」人士在多倫多召開的「海外推動中國民主運動歷史反思研討會」，就加上「北京之春」。是不是這個原因？或者除魏京生以外，還有其他「北京之春」的成員與會，就不得而知了。從題目看來，「推動」和過去的「支援」，顯然自我定位有了改變。副題為：「海外民運怎樣成為成熟的政治反對派，及反對派所必需的政治、文化、心理與道德素質。」

籌備會議發出邀請的文件，不但主題和副題勾劃出會議具體的內容，比過去的空懸政治理想：「自由、民主、法治、人權」要好得多。政治號召往往都是最好的理想詞句。然政治學是一種細緻的內容，包括程序、具體的制度和法律架構，才能達到政治的理想。沒有內容的政治理想，是烏托邦主義、宗教的天堂，是不切實際的。經歷過去共產主義運動的現世紀政治學家，已倡言過程比標的重要。政治學竟是務實的解決事務的人文學而不是幻想的。

該文件坦率的檢討說：「目前海外民運遭到批評的幾方面包括：組織繁多，山頭林立；時有內鬥、不夠團結，前期在資金應用上不夠謹慎，有些民運人士個人質素備受質疑等。」這一段文字，大致是海外人士對「民運」冷漠的根源。既能為自己診斷出生病的原因，對癥下藥便會好起來。以上的病源，配方是：統合組織、遵守民主決議、建立會計制度、訂立共同信守條款。至於分量的多少，緩急輕重，均非外人所能置啄。

四、知識分子應有的歷史反思

研討會重點討論的題目有六。然細析之，不外分「民運」個人的成員和群體的組織，在海外從事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同時，成員素質如何提升和自我期許；組織如何吸取經驗而臻於成熟的運作。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經歷一百五十年內憂外患。外患固然有其歷史的因由，主要還是內在的原因誘發，以啟列強侵凌之心。「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然中國過去以農立國，教育不發達，文盲太多，所以中國知識分子所負的責任更大。宋代砥礪士人氣節，故宋亡於元時，為國死節的忠臣義士最多。元以異族統治，民族氣節漸漸淪喪。明有廷杖之刑，當眾打士人的屁股，連自尊心一齊打掉，崇禎帝尤刻薄寡恩，對廷臣的自尊心摧殘殆盡。因此，他只有孤獨的自縊，沒有人臣為他死節。清把漢人列為奴隸，廷臣須自稱奴才，已無氣節可言，更談不上道德勇氣，慈禧太后以建海軍經費移修頤和園，竟無一人敢忤旨。北洋水師自甲午戰爭一役，全軍覆沒，中國漫長的沿海線遂無可守之險，遂淪為次殖民地，任人劃分勢力範圍。國家的積弱，知識分子對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崇洋媚外不知廉恥，舉凡傳統、國粹，一律以為國家貧窮落後的因素，非打倒踩到地下，還啐一口以泄其餘憤不可。國家賦予知識分子重責如此；而知識分子自傷自殘如彼，國家焉得不喪亂！

五、「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

海外「民運」人士為中國知識分子。現代有人利用二分法，知識分子二分為高、低級兩種，不知又如何界定？則「民運」人士都為高級知識分子無疑。我們不必質疑這種界定是否怡當，起碼對「民運」人士的尊敬，則其責任亦更重大。如要提高質素，自非自我提升不可；而一切事業的基礎，包括政治運動，皆在學問。

學問是各類知識的廣泛的總稱。海外「民運」人士從事於政治活動；而且最終的目的，是為祖國政治體質改造，必須先研究我國國情；研究國情，必先研究我國歷史，尤以近代史為重要；並參研先進的民主體制，截長補短，為國家未來研擬一幅可大可久的藍圖。

除了宗教，信仰和道德勇氣都由學問產生。沒有認識，如何產生不移的信仰？沒有識見，如何產生道德勇氣。學問是一切真知灼見之母、信心的源頭。歷史上所有仁人志士，其成仁赴義，鼎鑊置於前，妻孥置於後，而能一往無前者，乃信念認為非行不可。並確信歷史必然站在他的一邊。香港有句傳神的話：「信心爆棚」，學問使人產生信仰和信心，清楚自己的定位所致。

學問也可以增進修養。「民運」自我檢討「時有內鬥」。而學問又必能化解內鬥。自私、好鬥者也鬥不起來。孫中山做了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覬視這個職位，孫先生讓給他，自己當個鐵路部長，袁世凱惡跡昭彰了，國人共討之。而孫中山不會因讓位而貶損其歷史地位。他連現成的大總統職位也可以放棄，而「民運」尚未成功，大家還在流亡，有甚麼可內鬥呢？凡喜歡內鬥的人，必然對「民運」前途沒有信心。這個道理，一想自明。

「謙受益，滿招損」；「切不可排資論輩耍老大」。這一句，是我向一位早期參加「民運」的留學生徵詢時，他希望我寫進去，他必有所據而說的。有則改之，無則嘉勉吧！

「民運」人士自承「面臨的文化與生活困境；其心理與道德等層面的素質要求。」其實這些都與學問、修養有完全的關係，不必割裂細分，徒亂耳目。在不斷增長學養，就有釜底抽薪作用，一切困擾，將可迎刃而解。

這些道理，不外馭繁成簡，讓大家參考。孔子勉勵他的學生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君子有幾個重要內涵：一、「君子自強不息」（進德修業）；二、「君子坦蕩蕩」（樂觀而誠摯）；三、「君子行其位素其位」（和樂安份而不汲汲於名位）。套句現代語：「你要做個君子的知識分子，不可做小人的知識分子。」

從「京師大學堂」到北大精神，我們民族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科學有了成果，民主尚未落實；所以追求民主。這個方向沒有錯；世界的潮流也沒有錯。「民運」人士在大陸成長，而今在海外推動大陸民主運動，可知民主思潮也在大陸發展，更證明「民運」人士對民主的追求的方向沒有錯。個人的生命有限，而民族的生命無窮；以個人有限之年換民族無窮的生命，這是發光發熱的事業，還有甚麼困擾呢？

毛澤東年輕時不滿意社會不平等，不滿意國民黨統治下現狀。有「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起來革命。中共統治大陸不民主，改革太慢，執政近五十年，還留在「社會主義初階」，那麼我們民族要等多久才有民主？才廢除一黨專政？才消除腐敗貪污？朱鎔基當上總理，要預備十口棺材，九口給貪官污吏，一口留給自己，還準備做商鞅。商鞅是車裂而死的下場。不論成敗，只憑這決心，他的歷史地位，將遠遠駕凌周恩來之上，其他總理就更不必談了。可知中共政權改革的急切性，海外「民運」人士推動大陸民主運動，當有促進大陸民主早日來臨，不但大陸老百姓歡迎，有國家觀、有良知的中共黨人也會歡迎。

六、海外「民運」組織的定位及其他

海外「民運」組織，「如何走向成熟的政治反對派？」這個命題，似乎透露出政黨雛型的趨向，因為反對派已是政黨的雛型，走向成熟的時候，改為政黨乃「水到渠成」的事，則海外「民運」組織，必須有更精密的分工和組織，不能以異議分子自限而僅止於時政的批判，還需要具體政綱、政策作為號召。然由於海外「民運」沒有國內政治舞臺，失去一般反對派或政黨可訴諸於選民的機會，如何突破這個困局，絕非這一篇專題可以詳為論述的。政治學是務實的，更不能作假設性而越俎代庖，有待海外「民運」人士經研討、實踐中不斷改進而成熟，並走出困局。東歐共產國反對派的形成，主客條件各異，可以借鏡而不可抄襲；畢竟國情有異。波蘭由「團結工會」訴諸選舉而成功；捷克在體制內改革，到時機成熟而轉型成功；比匈牙利、羅馬尼亞亞訴諸革命，減輕國家元氣受傷的程度。臺灣反對黨的成功，國民黨的本土化政策起催化作用，不是民進黨暴力主義所帶動的。

海外「民運」部分人士經研究後，草就「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其缺失尤非這篇文字可以詳述。惟憲法必須可大可久，不能因眼前的現象，把一個統一的國家，割裂成諸侯部落，國土分成自治邦、自治省、自治市，破壞國家統一長治久安的基礎，必成擾攘不安的亂局。讀書人有幾個誡條，其中有兩條特別重要：「無以政治殺人；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國家今日暫時的分治，乃是兩個政體的不相容，不是非分開不可的，民主本來就是由做主人的人民，選擇國家的體制。到人民能自由選擇之日，即國家和平統一之時。不能先將國家分裂，來遷就任何一個政治利益集團。海外「民運」人士切不可做國家分裂的始作俑者。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中共只是現階段；大陸的執政黨。西藏、臺灣、港澳同胞所反對者，是中共政權的體制和不民主的支配力量，並不是非分治不可的。

走筆至此，印尼的強人蘇哈圖黯然宣布下臺，統治印尼三十二年的強人，未蓋棺已定論，他把國家弄至哀鴻遍野、瘡痍滿目，成為國家民族罪人，已毋庸置疑了。「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又多一項明證。也反證民主政治有監視政府、政治人物的機制的可貴處。中國人追求民主政治歷一百年，鍥而不捨，海外中國人的良心，對大陸民主的關心是必然的，它沒有緘默的權利；尤非黨同異伐之論，讀者定能察諒。

（註：文刊於星島日報（多倫多版）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的「週日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