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權派對歷史功罪與定位不足信
 
2001年12月13日
陳水扁以選戰方酣,或者簽證出國有問題,對「國際自由聯盟」頒發他自由獎章,請夫人吳淑珍女士代領。吳女士的致詞,雖是應景之作,但畢竟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說:「陳總統出身寒微,但不斷努力,自失敗中汲取教訓,最後獲致成功,他奮鬥的歷程與臺灣民主之路同時並進。」陳水扁能坐上總統的座位,其努力向上的奮發精神,我們不可輕言否定,但臺灣在民主的進程中,許許多多為自由、民主獻身的人同樣不可否定有其貢獻。同樣,臺灣的憲政與當時政府努力於教育的普及與提升,才促使民主政治的實現;陳水扁的因緣時會,和他對民主政治的貢獻,說起來還不成比例。
吳女土揄揚陳總統「推行廉潔公正政府,提升臺灣經濟活力,維持兩岸長久的和平關係。」這三項政績,好像民進黨的選戰口號,和實際剛好相反,但出自民進黨黨人的口時,卻是毫無愧色。誰都知道陳水扁政府毫不廉潔公正。為吳女士推車的人都當了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別的就不必說了。講「經濟活力」不如講臺灣自陳上任的經濟慘狀。「兩岸長久的和平關係」,不如講兩岸緊張關係。當權派講歷史功罪真要打個折扣。
同日,臺灣官方公布「雷震檔案」,我們看到雷震對民主政治的努力,當時對他的制裁,是失於嚴厲,我們深表同情;並對「白色恐怖」不可理解。但是茍若在雷震的年代(一九五六到六六雷震事件發生的年代),以臺灣的處境,在若干層次上,對穩定政局的考量,自有不同的因應,不可一概譴責。但是,到臺灣情勢安定下來,自應對雷震作平反,起碼解禁才對。威權制度就是寧願委屈他人,而不願對威權人物有任何損傷,終成歷史地位之玷,則愛之適足以害之,這是威權人物用奴才的流弊,古今中外並無二致。當年雷震之不容於當朝,而歷史終於還他本來面目。因此,當權派講歷史功罪真要打個折扣。
國府駐加拿大最後一任大使薛毓麒,也於同一日逝世,新聞發佈只有三行字。薛毓麒身後蕭條,他在任內為保持「中」加關係,確實盡了很多努力,也可說最大的努力。可是形勢比人強,還是斷交了。薛大使不但盡心盡力於外交工作,對僑社的親和力也多足稱道之處。到他下旗歸國,僑民到機場送行時,他大概為安慰僑胞,臉上擠出了笑容,被我痛斥了一頓。事隔三十年,我深深悔恨當時未解他內心的苦痛,其強人歡笑的一面,現在想來,其當時謀國之忠,內心之苦,豈足為外人道,歷史亦應還他一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