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護重來的時候，「人面不知何處去！」杜牧之重來的時侯，「綠 葉成蔭子滿枝。」駒光不留，人隨境遷，無可奈何的事太多了，更何論值此亂世！

近代詩人于右任有句：「燕歸應恫舊巢非！」「恫」故不幸，更不幸連「恫」也沒有機會，最後只是無可奈何地吟著：「喪我於高山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祇有痛哭！」這才是不幸之尤。而我，離開香港，屈指計來，從一九六二年至今，寄居楓葉之國。今秋歸來，剛可四分之一世紀。而香港繁榮，卻是於今勝昔，何「恫」之有。可惜的是，自「九七協議」簽訂以後，在許多港人看來，這種繁榮，只是「滿樓風雨近重陽。」「重九」已是深秋了。這種風雨，既不是和風細雨，也不是薰風豪雨，卻是西風冷雨，總帶點肅殺的氣味。童年的故鄉是這樣朦朧；香港可就不同了，我在一九五0年到達，那時已十五歲，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才離開，十二年的淚痕與歡笑交織的日子，像烙印一樣的刻在心靈的深處；苦難的疤

痕，歡樂的脈絡，是忘不了的。

一九七二年從加拿大第一次回港，香港已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都市，我深深以做一個香港人為榮。以後渡假，那裡都不去，就是回香港；護照滿是來往香港的出入印鑑。如果不是情意結作祟，那裡不可以去呢？如果香港此際算是過渡的風雨時節，則歸來的我，應是風雨故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