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舊唐人街的主街依利沙白街，從南起自皇后西街到北面的登打士西街，像中文的「工」字，不過南北的橫街東西向佔地較短，中間南北向的主街較長。北美洲的唐人街有個共同的特點，除非不是大都名城，十九設在市中心；多倫多並不例外。這裡有兩個意義：一是華人到得早，幾與立市同步；二是華人還是安土重遷；不輕易轉移。由於地在要衝，常有迫遷之苦，多倫多舊唐人街也沒有例外。六十年代開始，多倫多市的人口不斷膨脹，舊市府已不敷應用，唐人街就在毗鄰，破舊得也和新氣象有點差落。舊的市府已成歷史建築，當然不能拆除，只可興建一座新的了。目前新市府和她前面的市府廣場，那個地段，大多數是華人經營的。不過，經營權與產權不一樣，租賃商舖，領個營業執照便可經營，不必擁有產權的業主才可以。當時大陸尚在中國共產黨建政未久，僑社反共人士較多，還抱著觀望的態度，不必急於購置地產；何況長久以來，地產市道並不活躍，容易買不容易賣。唐人街的商戶，屬於華人業主者大概半數，不像現在九成以上。市府要徵收土地，業主除接受市府估值補償外，沒有甚麼法律可根據而能抗拒的，這完全與歧視華人沒有關係。過去法制還很不完善；以致凡是公共的設施，都可以徵收私人土地，例如開公路、道路、醫院、學校、政府辦公樓宇等建地，政府都可以徵收，任何人都不能拒絕，而所補償的價格，亦由政府估算；這等如土地、樓宇的地產稅，也由政府裁定一樣，沒有說不的權利。這種法例，大概要到七十年代才改變；政府興辦公共設施可以徵收，但要符合現有市場價格，由領有地產公會經政府授權經學習和考試及格，領有專業執照的估值師所提出的才算；如果業主有異議，還可以自聘估值師提出新的理據。若政府與業主都無法達成協議，可以訴諸法庭裁決。政府僅是個法人，和自然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所以過去不合理的徵收，現已完全改觀。華人在舊唐人街的業主，在市府徵收時得不到應有賠償和公道的市價；就連徵收過多的轉賣與私人起建酒店（如皇后西街、市府廣場對面的「四季酒店」），華人業主也無可奈何，因為先徵收而後賣的，產權已過戶了。到後期法例改變，Colony Hotel（過去Holiday Inn）現址一帶的華人業主都發了財，真不可同日而語。暫且按下，下文再有交代。

多倫多市政府新辦公大樓的興建，由於佔地很廣，這地段正是舊唐人街的心臟地帶連腹地，一經切除，舊唐人街就開始式微了。還不止此，由於市政府的擴充，有一些政客受到城市設計專家的慫恿，認為Dundas St. West的南面街道（從Bay St.到University Ave.的一段），是多倫多市中心交通的瓶頸，應該將店面拆除而擴闊道路，車的流量才不致阻塞轉入大學街而南下Gardiner HWY。這段完全是舊唐人街店舖所在。如果在市府通過執行，唐人街會潰不成市，為了自救，華人才算第一次為保衛華埠而抗爭。

將唐人街登打士西街南面的商戶拆除，雖然使唐人街支離破碎，奄奄一息；但更大的厄運，已在形成。原來有一些市議員進行動議，為了市政府未來的發展，以唐人街與新市府毗鄰，應立法凍結她的發展；就是要唐人街不得作任何發展。如果通過立法程序，等於宣告唐人街死刑，由於法律規定不能移作別用，只有保持現狀等候徵收。看官，舊唐人街位在新市府之後，原是商業中心發展地帶，地價高昂，可建高度最大，土地稅自然也較高；如果立法不准發展，誰會到唐人街投資，而地稅又如此高，這些業主們不是坐以待斃嗎？

原來多倫多市政府，有一個「建築和發展委員會」，唐人街的土地如果要凍結發展，當然也是這個委員會決定。委員會的主席叫做盧登堡，是個律師出身的資深市議員，後來代理過市長，並曾參加市長選舉，以極少數票敗於丹尼遜，此是後話。當他聽到有議員要凍結唐人街的發展，由於他一向對華人友好，好意向一些華人友好，透露這個不利唐人街的訊息。當然立即引起華人社會的震驚；立即組織了「拯救唐人街委員會」，成員包括：林善堂、林益烈、溫仲、簡家驄、林黃彩珍、司徒耀、羅育智、雷輝鴻等十多個華商。他們做了各種請願、陳情、參加公聽會、申述反對的理由，和保存華埠的繁榮對多倫多的重要性。由於理由充分，打動其他成員。投票結果，以三對一否決了動議。這個動議已成全市矚目，否決過程就更加矚目，唐人街不但起死回生，還孕育著新的契機；研究多倫多唐人街發展史不可不知。原來凍結動議的否決，意味著這個地段沒有不批準發展的理由；「假日酒店」集團立即以高價開始在唐人街收購；華人業主得到巨利，沿著登打西街置業和發展，助長了新唐人街形成的速度。如果沒有「拯救唐人街委員會」成員的努力，不但舊的不保，新的無從產生；即使產生，也不知等到何年何日？「假日酒店」的收購，連帶整個唐人街的地價飆漲起來，華人業主西遷已成定局，亦奠定新的唐人街，以資金的充裕，宏模壯觀都比舊的講究多了。這種種來龍去脈，福禍潛因，治史者也不可不知。

舊唐人街地價的飆漲，業主經發展商的高價收購，陸續跨過大學街。如「聯僑劇社」賣了原址，買了安省藝術館對面的大屋改建；「龍岡公所」先後在麥歌羅街、寶雲街和士巴丹拿街各大屋大樓；環球治安在登打西街購地新建；「三利」也轉進來；「黃雲山公所」在新唐人街買下巨樓；「涉趣園」也遷到庇華利街；這些都成為新華埠的種籽大戶。

看官，若論關鍵人物，追源溯始，我們更應感謝盧登堡這位華人之友，他是一位猶太裔人。真可惜他競選市長時以極少的票數差落失敗了；真跌破當時許多眼鏡，緣以其曾代理市長，政績又很好；橫算豎算都不會失敗的，所以他的競選總部也在酒店準備了慶功派對，結果卻意外失敗；是不是穩勝就不勝？很多支持者就以穩勝而懶得去投票？真令人懊惱。如果他當選，唐人街的發展定會較好。看到他尷尬和落寞的神情，真不知如何安慰。後來他真的再不參與政治，唐人街失去這位良友，厄運依然存在，擴闊華埠街道之議未息。發財的已發了，面臨拆除的，還是苦酒滿杯！

新市府的興建，舊唐人街已經去了心腹，登打士西街從Bay St.到大學街，這一段已成主要地區，如要擴寬街道而拆除南面商戶，唐人街真會支離破碎。當地不但許多重要商戶所在，也是重要的宗親堂所所在，如黃江夏、林西河及李氏公所，都是南面大戶，而且人數眾多；又是參加當地政黨活動如林益烈、林黃彩珍、黃衛青、溫仲等，為唐人街也為自己，遊行、請願，終於說服許多議員，市府因而擱置。平情而論，大多倫多又經以後的發展，到現在都沒有人說這個地段是交通瓶頸；可知當時的提出，多少有一點只顧美化新市府附近街道；又可以徵收手法，使唐人街商戶無發展商收購，拆除後，後面的變成前面；又可改建大樓來增加市府的稅收，而這些空地都不是華人的。當時市府為配合擴建街道，有幾件騷擾唐人街的手法；如說燒臘店的燒肉不熟；又說長期暴露在空氣中，易生細菌，未來要常來抽查檢驗。市衛生局又說接到許多投訴，有人吃了唐餐頭痛，因為下味精太多；味精妨礙健康；還有斤兩不足；餐館、雜貨、燒臘店都不衛生，反正應有盡有；無非逼華人就範。這個結論也不是想當然，試問此議案擱置以後，這些指控當時雷厲風行，吹皺唐人街一池春水，而底事全部無疾而終，可知是配合徵收的目的，向唐人街耍的手段而已。

舊唐人街在登打士西街，其實並不長。擴建道路打消後，大公司又來收購，上述幾個大堂所，聽說「黃雲山公所」當年賣出435萬；「林西河堂」在1989年經同一地產公司出價775萬，但未放手，是這一節的碩果僅存者。「西湖酒樓」過去也在同一段上，後來遷至對面。這個近五十年的老字號，主要東主溫仲以疾突發，不得不急賣，聽說只售125萬，如果屬實，真是「大平賣」了。「西湖」右側延到街角，全屬一個業主Peter Lee，是個在Kingston經商的華人；到目前仍依舊觀存在，但這幾個舖位似在翻新裝修中。除此之外，其他兩個大業主都是猶太人。

猶太人到加拿大來，比華人晚得多。很多人以為猶太人多攜帶著金錢而來，其實不然；但猶太人勤勞與節儉，並不遜於華人。而世界觀與學識，比同時來的華人過之，因此成就有差落；到華人知識青年大量來加留學、企業移民日多，傳統僑社的青年子弟長成；華人整體素質日漸提高，當又不可同日而語。

猶太人喜歡買土地，和同時期來的華人不喜歡買土地，也有強烈的對比，同是當時差落的原因。但七十年代以後，華人對土地的觀念大幅改變；而香港新移民又湧到，對土地的觀念，其熾烈需求心態，恐比猶太人過之。也因為這個理由，許多在唐人街的猶太業主，其產權就不斷轉到華人的手。真是天祐華人，幾代身無尺土的華僑，居然能適時改變傳統觀念，大家置業，而多倫多的地產，竟像脫韁的馬狂飆起來；凡及時買到樓舖屋宇者，無不市利十倍。這樣的一個風潮，唐人街經濟頓時改觀。

看官，唐人街的繁盛，決不是僅靠新移民帶來的資金而興旺起來。傳統僑社經歷了亦近150年，隨著加拿大經濟的發展，受到良好教育的華人子弟早已長成，一般華人家庭都有小康的局面；有機緣的人已富起來；加上華人及時將自己重新定位，拋棄「狐正首丘」、「葉落歸根」的故土觀念；不再認為埋骨異鄉是件悲慘的事；「異鄉就是故鄉」，像開竅一樣，把多倫多認定是安身立命之地，生時的住地與死後的葬地都買。這樣一來，到華人幾乎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住宅，經房價不斷飆漲以後，華人的經濟能力自此完全改觀。看官，統計數字最會說話。大概在七十年代的中期，有一份投資統計，如果在多倫多Rosdale區，投資一間住宅，五年之內，所購的等於國民平均所得二十五倍。投資地產，以地產賺錢，遠遠超過人的工資。華人有了住宅，解決了生活基本需求。如果大家小心算一算，住宅問題解決，像許多傳統家庭，七十年代之前已自置住宅，唐人街大宅甚至商戶，也不過三、五萬；小的一、二萬，甚至一萬以下的，到七十年代中期，那個還須按月付利息？吃和穿的費用，多倫多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都市；而水準與品質之高，卻不遜任何名城大邑。我除了東歐從未到過，多倫多確是個高品質享受低消費的福地。華人社會普遍富起來，才是華人族裔成為擁有高消費能力的主因。

回頭再說那兩位猶太人業主。一個擁有「漢宮酒樓」的現址，原是一間啤酒屋，大概老業主去世，遺孀也雞皮鶴髮了，還坐在酒吧銀櫃前收錢。老人的癡肥，有時見她蹣跚的幫著收拾酒杯；兩個兒子，也年在半百之間，都養了個啤酒肚。過去也有一些華人到啤酒屋去，後來在徵收的唐人街地段，做著拆除和興建期間；啤酒屋的生意明顯減少，僅靠巴士總站的來往人士光顧，但畢竟是過客，生意沒有長期的顧客就不容易做。母子三人早就沒有笑容；生意不生不死存在，尚幸早年供滿了按押，沒有什麼負擔，也就因循下來。另一個猶太家庭，擁有「李氏總公所」以西到街角的六七個店位，和後面一塊停車場土地。老業主欽繆(Himmur)先生，初來多倫多時，是靠收撿破爛的，經濟好轉以後，買個手推車，每天上街收買舊物，回家修補好另設檔賣出。後來不用手推車了，買了一部腳踏車，前後裝了個木箱，每天還是收買舊物；一直到退休。看官，猶太人的勤儉，當不下於華人，欽繆老先生到退休的時候，唐人街那六、七個舖位，已次第落入他的手中。第二代已經不做老一代的生涯。1966年，我向第二代的侯活、欽繆，租了一間二樓，改裝為地產公司，名叫「雅來地產公司」，每月租金只有八十元，這是唐人街第一間經營地產經紀業的。大概得風氣之先的緣故，開始唱獨腳戲，開張第一週，黃司徒懿卿和關文從別的公司轉來加盟。大概一個月以後，辦公室就滿座了；以後我們帶動唐人街西遷，這已是後話了。這正是：百年辛苦不尋常，地運來時開一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