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的思想本來是純正的；近百年來國家多難，青年人在國土灑下的血也特別多。許多愛國運動，都是青年學生發起的。就說中共第一代的人物吧，我們也不能武斷地排除他們對國家和社會改革的抱負，亦無須一定指責他們在開始時就以階級鬥爭，消滅資產階級為目的。中共在發展中蛻變，因為她構成的成員蛻變了。中共成立的南湖第一次代表會議，張國燾（主席）和毛澤東（書記）都是青年人，然而，他們在成長和鬥爭中蛻變了。

張國燾的評語

如果我們研究他們蛻變的歷程，當然會發現許多主觀和客觀的條件，內在和外在的因素。張國燾離開中共的行列，和毛澤東領導中共的行列，都說明他們蛻變的事實。

張國燾在中共掩有大陸以後，蟄居香港，晚年來加，定居在安大略省，絕口不談政治。我曾有一次機會碰上他，那時正是「文革」最火烈的日子，怎麼說他都不答一詞。到握手話別，只聽到他輕喟一下，說：「潤之也做得過份一點了！」這究竟指對人民言，還是對中共幹部言，他沒有詮釋。這已說明中共第一代人物對革命初期所抱的理想的變動，包括毛潤之在內。

張國燾對來訪的中外記者，都少有意見，只有一次例外。也是在「文革」期間，記者最感興趣是他對毛澤東的評價，因為那時正是中共把毛神化，紅彤彤的語錄小冊人手一本的時候。他只說過一句話：「毛澤東是一位出色的農民革命的領袖。」這是不是除了當「農民革命」的領袖是出色以外，其他方面是不出色？或不當行？他也沒有詮釋，是奉承？還是揶揄？只有張國燾自己才知道。

這都說明中共第一代「革命時期」的人物的蛻變，儘管我們不排除他們在開始參加中共的動機純正，但在他們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以至奪得政權以後的三十年，究竟還剩下多少為廣大苦難的同胞？証之三十年來同胞苦難的增加，則他們的革命，究竟離開革命的理想有多遠。所以即使我們用同情的意念，來讚頌共產主義的人道理想，和參加革命動機的純正。但我們也不能捫著良心，無視中共的領袖們在參加革命以後，在中國大陸施行多少人為的運動，以致加深我同胞的災難，已成為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不人道的政權的事實。所以，決不能以當初的理想，就可以寬恕以後漫無止境的罪行。性本善論者，也不會因為人的本性本來善良，而無視以後的蛻變。在北平反對國民黨政權的學生運動時，陳誠說過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現在學生要打倒官僚，不知官僚也做過學生。

從知己到異己的原因

中共的建黨，促成者應是陳獨秀，主輔者應算李大釗。他們都是知識分子。第一次代表大會從張國燾以次，也是知識分子。中共先建黨才有槍桿子的。中共奪取政權，最少有一半功勞得力於筆桿子。可是，中共在發展中，質和量漸漸變了，即使是知識分子出身，加入了中共以後，由於一切以俄為師，迷信史太林，包括他的認定：「共產黨員是特別材料製造的。」不管是被迫改造，還是自我改造，都把知識分子原有的氣質磨去，成為一個符合於黨的工具──黨員。這是為甚麼世界所有共產黨都和知識分子對立的原因，包括以知識分子為組織骨幹的中共。因為一旦成為黨員以後，就已脫離知識分子的行列，一切價值標準和道德標準都與知識分子南轅北轍，積不相容之故。

許多知識分子沒有明白以上的道理，把中共引為知已。即使到現在，他們無視中共對知識份子過去種種迫害，相信中共的造詞，又一廂情願地聽她的擺佈，想來可憐又可哀！但中共對知識分子太瞭解了，所以也最善於利用他們，把他們玩弄在股掌之上。乍寒乍暖，一縱一收，像玩猴似的。即使最頑皮的金睛火眼的頑猴，都無法跳出如來佛的五指山。頑猴可以大鬧天宮，但終無法逃過五指山鎮壓的厄運。因為天宮的職司是常規；而如來佛的五指可以運用自如。知識分子在任何政權可以鬧得天翻地覆了，惟有在共產政權下彈動不得，就是這個道理了。

三十年代，左派已橫行中國整個文壇。四十年代，中共在全國學校的滲透已不止紮根，到達開花結果的時候，學生運動大部分操縱在中共黨員手中的。我們的開平二中有許多教師，在「解放」後才露出真面目。有一位姓葉的，還帶著扭秧歌隊入城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