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上的經歷

我對戲劇從小就喜愛，高陽小學沒有演戲的機會，但有唱遊組，我就參加了。到了二中，班會有游藝組，我也負責了。後來二中籌款起宿舍，公演一齣馳名當時的「萬世師表」。該劇有好幾個分場，歷時總有兩小時，全劇只有一個童角。學校就挑選了我。其餘的角色都由教師飾演。我那時剛入二中不久。公演的地點在譚家祠，連演數晚，都滿座。大概一因當地人的支持，二來鄉下少見這種娛樂，大家扶老攜幼，譚家祠擠滿了人群。

遺難香江以後，忙著找生活，沒有機會演劇了。後來到了臺灣讀書，課餘之暇，興趣已轉向寫作，也沒有演過劇。不過，我對話劇還是念念不忘的。到加後生活粗定，戲癮又復發作，演過幾次小型話劇。到一九七○年，為了和多倫多第一所華人安老院籌款，我參加「重見天日」（越劇十五貫改編）的演出。我第一次演歹角劉阿鼠，在土地廟那一場戲，過足了戲癮，一連兩晚，都滿了座。在賚路臣學院劇場，座位一千多。蕭芳芳後來來加表演，就在這個舞臺上。隔了兩年，為華僑公立學校籌經費，又參加「火燭小心」的演出，同樣在這個劇場，我演那個冒牌律師，也過足戲癮，成績不壞。

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左右，香港影視藝員陳齊頌小姐旅加，在一個慶祝會上，和龍軍訪兄演一段「帝女花」的折子戲，扮相明麗。我想起「長生殿」劇中的楊貴妃，如果由她演出，會有很好的成績。我有一個構想，如果再配上簡家驄律師演唐明皇，影珍妮律師演梅妃，我演高力士又何妨，並由我執筆編劇。在一流劇場上演，為僑社的慈善事業籌款，這樣的配搭就夠瞧了。

我們是比較談得來的朋友，但各有各的業務，要安排在一起，常有顧此失彼之弊，雖然都有此心，其奈時間安排困難何。如果陳齊頌仍留在加，還是有實現的一日。可惜不久她回港發展去了，演出的計劃便成泡影。

階級鬥爭

從「凱旋」一劇的拒演，在我生命史上是值得一記的。要不然，我就可能像李瑞林那樣，畢業後便參加文工團，留在大陸，三十年間反複的鬥爭，也許會得意一時，但歸根結底，由於家庭的出身不良，身上烙著地主階級的印，肯定當了牛鬼蛇神。三十年來，我的家庭一直列為黑七類，就可以想像過半了。

共產黨人認為人類的愛恨決定在階級，只有階級的愛和階級的仇。從這一觀念伸引，無產階級不可能愛地主階級，因為彼此處在敵對的地位。地主階級剝削無產階級，是地主階級當政時的天經地義的事。同樣的道理，當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也就必然要對地主階級專政。這個理論，成了中共的教條以後，地主階級就成了鎮壓的對象，不管地主階級如何輸誠交心，也是徒然，因為敵對的階級沒有愛的存在，只有仇恨的鬥爭，你死我活的鬥爭，沒有妥協的餘地。三十年的事實証明，中共的確奉守著這個階級鬥爭的教條。直到毛澤東逝世，鄧小平復出以後，才準許一部分地主摘帽子。不過，這是不是權宜的「退潮」，在目前仍難逆料。因為中共說了不認賬的紀錄太多了。

「論人民民主專政」是毛澤東為中共政權施政作理論指導。民主只是幌子，專政才是實質的。在毛澤東的心中，「人民」二字是有別於普羅民眾，或普通的老百姓。許多人一廂情願把自己列入「人民」，和許多「異己分子」希望毛澤東寬大，同樣鑄成大錯！

階級烙印

在後來許多鬥爭中，中共動輒說那些異己分子「對黨有歷史仇恨」，「惡毒攻擊黨」，「惡毒攻擊毛主席」。其實是「欲加之罪」而已。許多善良的老百姓，在中共評定階級以前，還是「妾身未明」，誰知道屬於那一個階級呢？以我們僑鄉──四邑而論，許多華僑，一生辛勤在外國，到老落葉歸根，返回僑鄉，置幾畝田，用娛老景，做夢也想不到會被劃成地主，貽禍子孫的。但無情的烙印畢竟蓋上了。我到北美二十年，目睹老僑的艱辛，耳聞以前的種族歧視，對中共虐待歸國華僑和僑眷，其罪衍又更覺難恕。

像我們親房的幾家人，雖然都知道我們的家庭成分，在「新中國」的處境不妙。正如我的堂叔說：「為了國家民族有較好的前途。我們犧牲享受，犧牲私有財產，又有甚麼關係？」抱有同樣心情的人，恐怕不少。他們已甘心情願犧牲所有，適應「新社會」，那裏「對黨有歷史仇恨」？如果果真有那麼多被中共清算的人以前是反對中共的，中共能這樣迅速掩有大陸，而又那樣順利接管嗎？這是常識問題。實在是在中共羅織罪狀，硬加上「階級敵人」的頭上，藉此奪去他們生活的權利，甚至生存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