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的雙十節，雖然時局已急轉直下，但開平縣立第二中學的操場上，我們依然列隊舉行升旗典禮。

童子軍吹響了國旗歌。我們立正，舉起三指合併的右手。向冉冉上升的國旗行注目禮。忽然。不知怎的，國旗升到半桿，卻掉了下來；童子軍的角號也戛然的停止。值日官叫了「稍息」的口號，我們放下右手，大家等著升旗的童子軍再為國旗打結。

國旗歌又再度響起，我們立正再行升旗禮，眼看國旗爬到桿頂，等侯「稍息」的口號，望著國旗一碰到那旗頂，國旗卻倒掛下來。大概上結不牢，一碰旗頂就散了。總不能在雙十節將國旗倒掛著。童軍教練余式惠先生，立即走到升旗臺，接替了那個升旗手，把國旗降下來，并且親自打結，親自升旗，結果還是掉了下來。到第四次，好容易才完成，大家才舒了一口氣。

開平二中每年分春秋二季招生的，雖然沒有高中部，從初一到初三，總有好幾百人。散居海外的同學很多，參加四九年雙十國慶升旗禮的，絕不會忘記當時情景。

升旗禮完畢，照例由校長講話。校長許天祿先生，是我的堂叔。他除了講述國慶史話以外，他說，前幾天我們看到撤退的國軍，精神飽滿，槍械精良，將來一定可以回來的。

有誰知道，從一九四九年到現在，三十多年來，遺民淚盡『紅』塵裡，東望王師又一年」！包括我的堂叔在內，除了他隻身避秦香港以外，他的太太，直到去年才從大陸放出。當年離別正少艾，今日相逢已「老柴」，國家的變亂怎不教人唏噓！

兵家必經之地

雙十節的前幾天，劉安琪兵團就從「新開公路」南撤。我們的學校，正好在公路的旁邊。每一節下課，我們都趕到公路旁，看著一隊隊的士兵。開始時是摩托車的隊伍，跟著是裝甲車，以後是馬隊和步兵。最先通過的是美式裝備的機動部隊，隊伍整齊，精神飽滿。後來的隊伍就有點零亂，許多是傷兵，也有一些軍眷跟著走。放了學，我們三三五五的沿著公路，跟著撤退的士兵，拾起他們遺下的子彈，用美式的童軍帽裝著。有的拾到炮彈和手榴彈。後來被學校警告，不準攜這些彈藥回宿舍，我們才停止檢拾。

國軍的隊伍通過不到一週，有一天，我們正在上課。忽然，聽得鼓聲咚咚，步聲踏踏。下了課，馬上趕到公路旁。果然，一排排穿著草綠軍裝，軍帽上赫然是五角紅星，就知道是共軍了。大家並不覺得驚慌，因為從報章上，早知道這個日子終於來臨的。士兵看見我們，很友善的揮手，並笑我們為什麼還戴著美式的童軍帽。

有一些騎在馬背上，手臂繫上紅布，腰間插了配槍，想是軍官吧！士兵們跨的步伐很寬，有時跑步。每隔不遠，隊伍中有人背著一面大鼓，跟後的就揚起鼓搥，很規律的擊著，像配合步伐似的。公路旁的柱子或樹幹上，貼著形形色色的標語，記得貼得最多的是：「我們的腿不簡單，每天可走三百三！」大概鼓聲和標語，是激勵士氣追趕國軍吧！

根據「余漢謀先生年譜初編」第一○二頁的記載：「十月十二日中央政府由廣州遷重慶。廣州遂於十三日撤守。派余伯泉、羅懋懃兩師駐防廣州灣。廣東綏靖公署南遷瓊州海口。」

從此，我的故鄉就這樣「解放」。那時，我唸初三，還未滿十五歲。

失蹤教員露真相

「新開公路」，是從新會縣城，經單水口，過了潭江，再接公益，然後到臺城。開平二中的所在地是處於單水口的，鄺和譚兩姓是當地最大的氏族。聽說鄺健廉（紅線女）的籍貫，就是開平單水口。

共軍通過了「新開公路」，當日土共就在單水口巡行了，不知從那裡鑽出這麼多的陌生年青人的。女的紥彩腰帶，男的纏了彩頭巾，打起鼓，唱著歌，三步一扭，在通衢大街進行著，聽說這是扭秧歌。我們好新奇，跟著市民們圍觀著。

忽然，我們在隊伍中發現在學校失蹤的化學老師──鄧克峰。

鄧克峰個子小，人卻極開朗，和同學們有說有笑，大家很喜歡他。教的是初三化學和實驗。他還在二中教的時候，我才初二，沒有上過他的課，但在週會或晚會，常常聽到他風緻的談吐。教員宿舍和學生宿舍很接近，學生接近他是很容易的。他是充滿吸引力和親切感，沒有一點架子，是一個搞群眾運動或學生運動的好手。

在農村有許多學生是超齡的，以耕稼困難，能讀中學的，在適齡的青年中，大概有三份之一，失學的佔了多數。有的以家庭環境好轉，但年紀大了，便不再入學校。超齡的學生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是沉默寡言。大概是心理和生理的影響。心理總帶點自卑感，因為面對比自己年輕的同學，學同等級的課程，有時反不如他們。失學的原因，大半以家庭窮困，也造成自卑的因素。

我有一位族兄，名叫許耀德，以耕稼困難，小學畢業後就失學，後來成了親，是香山里人，耕了幾年田，家境稍見豐裕，才再入二中讀書，那時已廿四歲了，比我大十年，卻只比我高一季，他是春季入學的。他是鄧克峰帶走的同學之一，轉到山區打游擊去了。

中共在農村的接收政策

和許耀德一同失蹤的，尚有一位姓羅的同學，是羅村金居里人。也是個超齡的學生，父親是個「廟祝」，當然是貧苦出身的。

鄧克峰帶了多少學生去？我不大清楚，只知道這兩人，因為後來他們脫離游擊隊，又重新回二中讀書。他們本來已是沉默的人，再回來後，就更少說話，也絕口不提過去的事。聽說由於家人到山區去找著他們，以家計困難為理由，好歹也須他們脫離組織，歸來以助家計。看到雙親和妻兒的苦苦哀求，他們終於歸來，不久重回學校。從他們回來以後，大概一年光景，共軍便南下，佔領了家鄉。當共產政權成立以後，我們還在二中讀書，大家都用奇異的眼光看他們，我們也說不出這是揶揄的？還是看不起的？但可以肯定，他們的感受絕不好過。

鄧克峰的活躍，在失蹤時並不使我們過分詫異。但有另一位地理教師，是姓崔的，名字已忘了。他平日是這樣謹言慎行，一派師表的風儀，也居然和鄧克峰同時失蹤了。後來聽說他的職位，比鄧還要高，的確是真人不露相。共產黨在學校的工作，不能不說是成功的。

中共政權的建立相當順利，中國人民是善良的，反正那一個皇帝都要納糧。同時，中共的宣傳做得很成功，各地的接收還沒有聽到發生亂子。新貴們是十分客氣的，大概這是他們的政策，在還沒有徹底掌握情況以前，是這樣客氣和善，雖然，以後的真面目終於暴露出來，但刀子操在他們的手上，主客易位，自為魚肉，任由宰割了。

落鄉的文工團

單水口的警察所，只是照牌換了派出所，此外，沒有顯著的分別，許多警員只改了帽子徽章，其他一切照舊。內部的組織也許換了主管，外表是看不到的。商號照常營業，貨幣兌換也正常了，很快便恢復秩序。商人們照樣開門營業。真的，人們確信只是轉朝換代而已。

農村也沒有甚麼變動，地主繼續收租，佃農繼續交租，祠堂的祭祀如舊，親房人等一如舊觀，按丁口分豬肉。唯一不同的，多了一個農會，由農人組成，出頭露面的，仍是當地人，但有幾個幹部在處理日常工作。這是中共佈下的棋子，以後農村五步流血，完全是農會推動的。後來成立人民公社，農會幹部就轉化為公社幹部。三十年來中共血洗農村，都假農會的控制和推行。

中共統治大陸以後，向農村推動政策，主要的任務每落在文工團的肩上。文工團的團員大多數是青年，能唱能舞，充滿活力。他們可以演街頭劇，特別在農村，找一處空曠的地方，發動群眾前來，圍成一個圈子，就在那裡演劇，唱歌跳舞。政策就在那時宣讀。這種方法比出通告有效，因為通過演劇，講話，把政策交代清楚，容易得到支持。文工團第一個在農村的任務，是說服農民向「政府」納糧，他們首先發動地主們先交，然後再向自耕農和佃農。當中共向海南島用兵的時候，廣東各地就發動支援前線的運動。在農村就首先發動地主捐獻軍糧。在學校就發動勞軍運動。我們常常列隊歡送參加攻打海南島的過境部隊，我被編入儀仗隊中打大鼓，右手的食指下節的皮打脫了也不知道，至今仍有一個小疤痕。

無知的年歲，產生了無知的舉動了。這種純真，最易被政客利用。

故鄉故里

中共政權在大陸安定下來。不久，學校就放寒假。我的故鄉離學校不遠，走一小時可到。先經過月山墟，渡過小河，就看到有三座大宗祠檔在前面。宗祠前，豎起了許多旗桿和牌坊，聽說前清皇帝對我們祖先功名的獎賜。宗祠的後面，便是故里，我們三兄弟和三姊妹都在那裡出生和長大。

三座宗祠除了供奉祖先神位以外，其餘的都闢作教室，是我們許族子弟從啟蒙到小學畢業，都在那裡上課，名叫「高陽小學校」。我也在高陽小學畢業的。畢業後才到二中讀書，那時我才十一歲，便離家當寄宿生了。

寒假的時候，許多比我大的叔叔和堂兄弟都回家。大家從不同的學校回來。自從進了初中以後，寒暑兩假，我都奉父親之命到三叔祖的書館讀書。因為三叔祖有一個很聰明的兒子──我的堂叔，可以教我，為我補習各科。他那時正在嶺南大學讀預科，中英文都很好。

三叔祖諱墀芳，號石民。乃高叔祖竹湖公之孫。竹湖公諱奇雋，以孝廉登同治年間進士，候補知府於福州。以其品性純良，不適宜宦途，乃自拔歸隱於鄉，與當時清流如呂拔湖、何淡如等唱酬。據「開平縣志文藝」編載竹湖公有關地方文獻，包括：「紅葉山房遺稿跋」，「城北義勇祠碑記」，「梁儀部仲敬先生祠碑記」和「重修月山書院碑記」等。除此，尚有「尺蠖齋詩集」，「尺蠖齋文集」等行世。

三叔祖的書館窗明幾淨，可通花園。花園種綠竹圍繞而成，還鑿了一條小溪，跟著竹圍繞。竹影臨流，份外青勁。園中還有許多龍眼樹，碰上季節，豐果纍纍。我常爬上龍眼樹，選擇最肥大的果實擷來吃，沒有人干涉。

不堪同首話桑麻

堂叔比我只大四歲，除了指導我的功課外，我還可以向他發問任何問題。這一年翻天覆地的變，自然也談論起來。他認為：中國這個社會確實有許多不平等的人與事存在。為了一個合理的社會，使每一個人都能有較好的生活，國家民族有較好的前途。我們犧牲享受，犧牲私有財產，又有甚麼關係呢！

我對他的話完全同意，他是我一向佩服的人。他不但只抱著這種希望，而且的確表現出來。不久韓戰爆發，他也參戰去了。家鄉的農會曾為此打鑼打鼓到他的家報喜。不過，到了土改評階級的時候，他的家人仍然掃地出門，逃不掉被鬥的命運。他在大陸經過廿六年的掙扎，終於得出牢籠，在香港大學得了哲學碩士，成為某一門自然科學的權威了。離開故鄉以後，我們分別了卅年，前幾年在香港一聚，默然了好一陣，不堪回首話桑麻。不知我們辜負了時代？還是時代辜負了我們？欺騙了我們？

渡過了寒假，到我們開學的時候，重回學校。我再不懷疑學校更換了校長。已不是堂叔許天祿，換了鄺年明了。

課程也有一些更動，最顯著是多了政治科。當時主要研讀的，自然是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那本小冊子了。國文也改了教科書，白話文比文言佔重了，許多中共要員的作品上了冊。

中共對話劇很注意。這一個學期二中籌演一齣新編話劇：「凱旋」，是描寫抗日復員以後，軍人回家的遭遇，當然又是對「舊社會」揭瘡疤的宣傳劇。本來學校是屬意我演那個做兄長的，把劇本發給我，我看到劇本有許多惡毒的話，我沒有辦法唸下去，借故推介同班李瑞林去演。那時還相當民主，學校也沒有異議接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