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初中畢業後，我就跟了「水客」（帶鄉下人出港澳的人），辭別了親人，坐了「花尾大渡」（電動木船）到澳門，再從澳門轉坐德星輪到香港去。

當中共佔領了故鄉不久，工作隊便來了。父親在工作隊進駐月山墟不久，擺脫了監視，來不及向我們告別，就溜到香港去。到達香港，才寫信回家。我畢業以後，他就要我到香港。在我來說，是依依不捨的，這裡是我生長的地方，而且祖國是需要我們的。我許多堂叔和兄弟，有的參戰到韓國去了，有的參加了宣傳「抗美援朝」的工作隊，有的繼續升學。為什麼我要到殖民地的香港？

可是，由於年紀少，儘管心裡不願意，還是遵照嚴命，跟著水客，告別母親；到單水口等候渡輪。

那是一九五零年的六月。我穿的是黑膠綢唐裝，拎了一個手提袋，裡面只有兩套舊衣服，一些內衣，和一張粗糙的初中畢業証書。母親把一張五元面值的港幣，用扣針別在我的內袋。就這樣，我開始浪跡江湖的歲月，到現在，彈指三十餘年，我仍未履故里，翹首南天，何等悵觸！

到了澳門，便立刻轉船──德星輪，便望香港而來。鹹水海的氣味，對一個鄉下人來說，已有點怪異，加上輪船那股汽油味，吸上幾口氣，心裡很難受。船一開動，胃酸可像也隨著波濤的翻動，已經翻出口腔來。

六月的海風並不涼快，大艙的座位與馬達仳鄰。濤聲和馬達聲交織著，海水的氣味和汽油混著。到了公海，我已嘔得差不多了。尚幸不久，香港在望。我抖擻一下精神，摸進口袋，扣針仍牢牢的扣著鈔票。輪船已緩緩泊好了。

那時還沒有入境檢查，我跟著水客，挽著手提袋，上了碼頭。那個帶我的水客就對我說：「這就是香港了，我負責帶到你上了岸，責任就完了。你有親戚的地址嗎？」

我趕快從口袋檢出地址，點點頭。她就向我揮揮手，表示向我告別。我看著她轉了身，烏溜溜的髻鬆鬆的掛在後腦下，矮矮的身材，蹣跚的一步一步向前走了。消失在來往的人潮中了。

我收斂一下心神，拿著親戚的地址，思索著怎樣去。

許多人乘黃包車走了。我想，拉黃包車的人一定熟識街道。我走過去：「阿叔，你知道這個地方嗎？」我把手中的地址遞上。「我不識字！你讀出來吧。」

「德輔道中ｘｘ號」我讀了。

尋親

他抹一下額上的汗：「你有錢嗎？」

「當然有！」

「多少呢？」

「五元！」我拍一下口袋。

「上車吧！」

我躊躇一下，還是上了車。他就拉著車跑動了，我也不知他是怎樣走的，更不知方向；到他停下來的時候，指一下門牌：「到了！」

我核對一下，果然不錯，這是一間鞋店：「多少錢？」我問。

「就五元啦！」他已把手伸出來。

我愕一下，心想：「這麼貴！」不過已經太遲了，他已把自己拉到這裡來，又怎能反悔呢？只得解開扣針，掏出了鈔票，無可奈何地交給他。他接過就立即拖著車子走了。後來，我才知道，德輔道中和泊德星輪碼頭的干諾道中，僅一街之隔。步行十分鐘可到。拉車的將我多轉幾個圈，實在是裝模作樣，免得我論值議價。其實這是多餘之舉，我不知車費，想議從何議起。何況又沒有訂明多少，自己就坐了下來；現在到了目的地，還有甚麼可說呢？

我走入鞋店，向站在窗櫥旁邊的售貨員打探鞋店的業主，知道確實是我的親戚，便請他通報。

我這一位長輩親戚，算來還相當親近，她是我外祖父的胞妹，母親稱她做姑姐，我稱她姑婆。外祖父最大，她最少。所以和母親的年齡相差不遠。鄉下婦女唸書的不多，她也不識字，嫁了同鄉姓鄭的，家境並不富裕，但有一門做鞋的手藝，因為在鄉下難於生計，才到香港來的。我只在母親口中聽過他們，從沒有見過的。後來又知道他們在戰後發了達，不久又聽說姑丈死了。母親說起她，有時興奮，有時嘆惜，看來感情不錯的。婚後在鄉那些生計艱難的日子，母親還時時帶食物去探望她的。

「哎吔！你是阿之嗎？」一個五十出頭的婦人，從內門閃出來說。

就這樣我找到母親要我找的人。以後在父親的安排下，我到長洲三伯父開的涼茶店做幫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