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徒生涯的開始

一九五○年十二月，我的母親從鄉下又跟著水客到香港來，為的是懇求姑婆收容我在她的鞋廠當學徒。我想這是多此一舉，當學徒又不是甚麼職位，不必化這個人情。那裡不可以當呢？這樣，我又在大人安排下，毫無疑問地做起學徒來。

我辭別三伯父，執起我僅有的籐喼，乘小輪船到達港島。一見了母親，和她一同參觀過工廠，便留在工廠，開始我三年又六個月的學徒生涯。母親不久也回鄉去了。也從此以後，一別三十二年，到我們在多倫多機場相見的時候，大家相見不相識，還要二弟帶我到她的面前相認，她已經是雞皮鶴髮，年及古稀的老婦。而我也兒女成行，哀樂中年了。韶光過隙，三十年來孤拳獨奮的江湖夢，多少風吹雨打，猶歷歷在目，彷彿是昨天的事。但眼前的母親，臉上一道道深刻的皺紋，又不能不承認這三十多年的歲月，是如此漫長而難過。不管是她還是我，一樣明月，兩種不同艱辛的生涯。終於把彼此消磨得不是原來面目了。

我在工廠留下來，立即變成生產的一員。我受著管工的指揮，安排和其他兩個新進的學徒在一起。我們第一天的工作，是在垃圾堆中，把鐵釘揀起來，分大小號放進釘箱裡。每個學徒，分配給幾個師傅使喚，為他們磨刀，斟茶和買香煙、零食。有空的時候，蹲在垃圾堆旁揀鐵釘，幫伙伕洗米，燒水和開飯。晚上收工以後，先掃了地，還得為師傅安牀板的。早上先起來，叫醒他們洗臉，準備清茶供應。他們起了身，趕快為他們收起牀板被枕，重新擺好工場的檯櫈。新的一天又開始。

工場座落在英皇道，屬七姊妹區，一座相當大的建築物，總有五千平方尺。當時還沒有生產皮鞋機器，全部生產過程，都是手工操作。如果皮鞋生產也算工業的話，充其量算是手工業。戰後香港勞工低廉，輸出的皮鞋數量十分可觀，是主要外匯來源之一。

工廠巡禮

七姊妹區在五十年代的初期，還沒有發展。許多矮矮的廠房，毗鄰而築。街道上的行人，固不如今天像過江之鯽的多。我在一九七二年重遊故地，街道的號碼仍在，但原有建築已不復見，換在眼前的，是一幢十多層的公寓大廈。我們常慨嘆人事滄桑；景物何獨不然呢？

鞋廠的工場是一座方形的建築物。進入廠門，觸目是一條條黑色的電線，從天花板垂吊下來，直到離檯面一尺左右，燈光就從燈罩下散開著。檯子不大，橫直約兩尺，成四方形，中間放著一個木製分格的小盆，裝著不同號碼的鐵釘。四人圍坐著，面前放著一塊黑得發亮的磨刀石。檯的旁邊，各吊著一兩瓶鞋油，像倒吊著死老鼠似的。他們都穿著綫紗內衣，褲子多半是短的，但也有穿長的。在燈火照耀下，各做各的工作；鎚釘的、拉線的、剷皮的、打磨的……。聲音不高，卻是力的聲音。總有二三十張檯子，看來并不舒暢，人氣、汗味混著牛皮特有的臭氣，雖不如鮑魚之肆的臭，但好不得多少。除了這些矮檯子以外，還有兩張大而高的，略與胸齊，兩旁坐著人，面前也放著刀石，各做各的活。其中一張的末端，站立的那個人，手執鉛筆，拿著紙模，在皮面上劃；和高檯上的人所做的工作不相同。此外，還有六、七部車衣機，工人正在皮面上加工車線。

原來皮鞋這一門手工業，在當時還分底、面兩部份；互不相同，卻算同行。他們雖然也是鞋廠請來的工人，但我們當學徒的，要一律稱師傅。

我當時長得還小，學做鞋匠恐怕不夠氣力，便選了做鞋面。這一個行業，要學三年才算滿師。我卻學了三年半，因為還沒有滿師的時候，我因讀工專夜校，以半年時間補償姑婆的損失。

我們的工作時間很長，八時起來，九時就正式開工。除了午、晚膳兩餐以外，要到九時才收工，趕工的時候就更晚。當時皮鞋外銷好，可是工人的待遇并不高。

為師之道

也許待遇和工作，太菲薄和勞累了。一般師傅的脾氣很暴燥。他們發洩的對象，自然在學徒的身上。間中也發現幾個脾氣特別好的，後來發覺都是吸鴉片的道友。不過，一般來說，道友師傅的手藝往往精良，是學徒最想接近的人物。由於接近，有的也學會吃鴉片。不過，學徒沒有錢，想上癮也不可得。也有好幾個師傅教我吃鴉片，我也依了。一口一口的吸下去，倒是香得很。不過，我先向他們有言在先，白吃的我陪吃是沒有問題，可是無法拿錢出來，因為我沒有錢。我們學徒，每月只有五元，一年以後才加三元。當時涼茶是一毫一杯，我也飲不起，要和看檔的老闆商量，能不能賣半杯給我。有些體諒的，倒也不厭其煩，五分（斗零）半杯；有些相應不理，有些以為我出歪主意，不賣也罷，粗口像數「白欖」似的數出來。我會嚥一下，掉頭離開。不過，我以後就不會再到那間涼茶鋪去了。

師傅也當過學徒，也許他們受過的災難，不在學徒身上消消，是不知道做師傅的滋味吧，那一天真倒霉，開飯的時候，有一位師傅叫做謝阿滿，要我為他到一間他指定的商號，買五分錢的腐乳回來。我看到大家已入席，呆了一下，還沒有開口，他已霍然站起來，眼睛像脫眶而出，被一條條紅腺拚命拖著似的。嚇得我趕快接過他的錢，急急的到他指定的商店去。那一間商號離工廠，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總之買了回來，席就剛好散了。他還叫我把腐乳留下來，下一餐交給他，我心裡有氣，瞪了他一眼。我一轉身，嗖的一聲，一條皮鞭從我的背上落下。這一下，使我的人生整個改變了。

童年之爭

我是母親寵愛的長子，除了父親和老師打過以外，還沒有被人欺負過。記得我在初中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姓鄺的同學，長得比我高，他想欺負我。我起來抗爭，一連和他在田野上打了幾場，跌了又爬起來，繼續打下去。上課了，我們停了手。下了課，我自動向他挑戰。大家再打了一場，我還是打不過他。不過下一節，我還是向他挑戰。我當時抱定主意，打不過已經知道了，但我會有經驗，我輸了，你也不好過，大家的衣服一樣髒！

他無可奈何，又拉不下臉下來。在小息中又打了一陣。放了學，大家回宿舍吃飯。我們的衣服都很骯髒。吃過飯後，大家都換過了衣服，他做夢也想不到我再找他挑戰，看看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終於猶疑起來。我說：「怎樣呢？你不是先打我麼？」

他無可奈何說：「我們已打了幾場，還不夠麼？你打不過我！」

「但我還能打，來吧，打不過沒關係！」我認真邀請他。

他又看一看自己的衣服，說：「你這個人怎麼這樣難纏難打呢？我們講和，你怎樣？」他也認真說。

「你以後還欺負我麼？」

「當然不會，這才叫講和。」他見我猶疑考慮，催促說：「算了吧，我們以後不再打，我也不再欺負你。」

這樣，我抗爭到底，結果雖然以「講和」終，但以後他的確沒有再欺負過我。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架的經歷。

大概也是這些日子裡，有一天，我的弟弟被一個少他一歲的小孩踏了一腳，而且被他打了，向我哭訴。原想要我出頭。我卻說：「你比他大，怎會反被他欺負呢？我帶你去找他，你一定要打贏他，打輸了，我不但不幫你，而且不認你做弟弟。」但是給母親聽到了，也就不了了之。

謝阿滿打我一鞭，我轉過身來，定眼看著人，倒使他軟下來，借故連哼幾聲，就獨自去開工了。

的確，我連飯還沒有吃，還捱了一鞭。大概這也是謝阿滿軟下來的緣故吧！不過，我確實感到委屈。這一天，我思前想後，這個行業，那裡是我可以幹的呢？我們這一家，從來就沒有人幹這一行。我還記得月山墟口那一個「補鞋佬」，蹲在那裡，頭也抬不起來似的幹著手藝。算了自己倒霉，入了這一行。就算滿了師，我也不會幹下去。

不想幹還得幹下去，因為年紀少，不知道怎樣反抗。其實也沒有反抗的念頭，因為我們從少就遵從家長的主意。而且還有「有始有終」的觀念束縛。就這樣，在不願意而無可奈何下，浪擲了光陰！

苦難的學徒生涯

其實做鞋面這一行手藝，那裡需要三年呢？舊式行會的師傅，他們因學藝不易，所以傳也不盡心。嚴格說來，簡直似不傳之秘。端由學徒看多了，跟著他們依樣畫胡蘆，自己摸索出來的。如果學徒有問而答，已是夠意思的好師傅了。

這種落伍的學徒制度，早就應該廢除了。先進的工業國家，在正規教育體制以外，無不注重職業訓練，各行各業都有自己訂定的訓練項目和標準，設立各種訓練班。有的政府公辦，有的委託教育機構，有的是工會或資深的行家私辦。經過短期訓練的人，完成了基本課程（包括最基本的理論和實習），畢業以後，便成為技術工人，正式入行，投入工作，變為有經驗技術工人，加入工會，受到職業和待遇的保障。

做鞋這一個行業，在加拿大也有訓練班，從基本理論到操作生產機器，全部過程，只需兩個月，便成為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了。

老實的說，在這三年半我所學到的，如果像在加拿大那樣有方法，有步驟的訓練，真的在二個月內全部學會，或者學得更好些。我們有許多師兄弟，他們卻一心一意去學，全沒有思考這一個行業，值不值得他們耽下去。我們混不起來，他們有他們的思想天地；我一個人變得落落寡合。

學徒最怕老闆──姑婆。他們叫她做「事頭婆」，「事頭婆」手中的皮鞭，打在學徒的身上，不要以為她的年紀大，倒是紮實得很。皮鞭過處，血色斑爛。我也毫無例外，暴發戶的咀臉，翻眼不認人。在鄉下老實的母親，怎會想到她會這樣對待我呢！

我們做學徒的，很多時吃的是冷飯，甚至幾天前曬乾的冷飯。工場地有許多玻璃碎和鐵釘，有些跌在冷飯裡，再煮出來給學徒吃。我曾吃得一嘴血（玻璃割傷），也曾從喉嚨拔出一寸長的釘。

無產階級出身者

人多而地方潮濕，營養又不良，我生得一手是癩。有一粒真好看，生在掌心的中央，膿血燦爛，像個一毫的硬幣。有些學徒，卻生在頭上，有的在腳。大家集資買「灰猛癢」洗滌，「事頭婆」是不管的。生了一個夏天，癩才揚長而去。我們也生過頭虱，大家傳染，捉它下來，放在刀石上，用鞋刀殺頭，或者用錘子轟它一個稀巴爛。至於「木虱」，那是一年四季，吸血如儀的事了。

有時工人多，我們當學徒的，沒有地下睡，便把床板抬上廁所頂，用小櫈子搭床，夏天悶熱，頭伸出在露天的空間。那一天晚上，不知怎的，櫈子不牢，床板跌了下來，頭下腳上，身體的重量，沿著斜跌的床板，從廁所頂直跌下來。我在睡中急忘伸手亂抓。竟給我抓著廁所門前的水喉管，死命不放。身體的墜勢使我像翻一個斛斗似的，下身翻下，床板也砰然直墜，跌落露天的水渠上，我則吊在半空。大家起來，摸黑開了電燈，有一個師傅把我接下來。如果我抓不著水喉管，頭撞在石砌的水渠上，也許會腦漿併裂，非死即傷了。

在這個苦難的時代，如果說每個人都有苦難的紀錄，那麼，三年半的學徒生涯，是我這一輩子不能磨滅的苦難記憶。我的弟弟，在三十二年以後從大陸來加，笑我是個資產階級，我卻說：我是個無產階級出身的人。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共產黨就來了，我沒有享受過，家境雖不俗，但是耕稼人家，積勤積儉，那來享受，十五歲便孤拳獨奮，從學徒出身，以後半工半讀，每一分錢，都是正正當當在外國賺的，沒有剝削過大陸農、工階級兄弟的啊！如果中共說我是反動份子的頭頭，真不知從何說起。如果論起出身，只有李先念才可以和我比擬，因為他出身木匠，我出身鞋匠。從毛澤東以次，所有中共的頭頭，到現在的鄧小平，都是小資產階級或富農出身的。雖然他們也是「勤工儉學」，但是到法國讀書去有國家的資助。而我呢？到加拿大來，是父親充會的自籌旅費生啊！

復學

時代畢竟是進步的，固步自封，抱殘守缺的人，總會受到時代無情的沖擊，甚至被淘汰掉。姑婆是個老婦人，學識少，膽量小，又沒有長遠週詳的發展計劃，也沒有應變的能力，又不相信別人。到生產皮鞋的機器發明以後，就無法和他人競爭了。外銷市場，是論成本的，機器製作比手工快，成本低廉，漸漸便競爭不過，工廠的訂單不足，工人辭去不少，生產力大幅下降，影響了聲譽，這樣循環下去，終於虧損。這樣再過了半年，為了縮少開支，把工場搬回鞋店的後鋪，規模也縮小了。人數只有以前的一半，學徒在總人數中也佔了一半（大家都能生產了）。

在英皇道工廠只有一年半，以後的日子便在德輔道中的鞋店後院。這對我來說，是最好不過的事，因為那裡沒有廁所，工人需要到上環街市的公廁去，每天總有兩次如廁，我便借故跑到皇后大道中的書局去看書。書局的老闆也知道我只讀不買，但為了招徠，也從沒有問起。總之，我每日風雨不改，必到那裡兩次，每次半小時，剩下的時間便是跑步和上廁所。任何師兄弟都不知道，一直到我滿師。

一九五三年的六月，我尚有半年便滿師。承大華鐵工廠的東主──徐季良先生的幫忙，有他的推薦書，才使我有資格考進香港工專夜間部；以秋季始業，父親和姑婆商量，準我夜間提早收工，條件是增多半年才滿師。因為可以復學，我甚麼都不計較了。從此，日間繼續當學徒，晚上上工專。日工夜讀了四年，到一九五七年，離開了香港到臺灣升學，才結束我半工讀的生涯。

我從來沒有見過徐季良先生，只在「大成」雜誌知道他是蘇浙中、小學主要支柱，熱心教育和公益的人，且樂善好施，心儀不已。如果沒有他，我復學可能要延遲下來，也許生命史會改寫。

徐李良先生

一九七二年是我旅加十年以後的第一次同港，很想拜謁這一位對我有提挈之德的徐先生，可惜不知道他的尊寓；尤恐冒昧。又因俗務蝟集，留港只數天，所以終未如願。以後，有好幾次歸港，同樣以上述的障礙，至今仍緣慳一面。

徐先生富而好禮，而好施。其造福社會，造就人才。受庇蔭者何止之遠一人。高山仰止，執筆書來，猶欲南向一拜。

溫室裡的花卉的生命力，遠不及曠野勁草。堅強的意志，對肉體有一定的支配力。自從學徒的生涯開始，身體轉弱為強。除了生過癩以外，就從來沒有病過。我是不能病的，病了能躲在那裡養病呢？日間是工場，夜間是臥室。日間的身體還可以立著和坐著，佔的空間不比夜間多。日間已擠迫了，夜間更不待言。每月只有初一、十五兩天，吃了中午飯休息，是一個月來最快樂的兩天，更加不能病。如果兩個下午合起來算一整天的話，那麼，一年中只有十二天休息。三年半就是如此渡過。休息那一天，我們叫「做禡」。最奢侈的消遣，是走遠到當時的新世界戲院看電影，當然是買前座票，票價兩毫五仙。因為只有兩三排，距離銀幕太近，畫像就在面前，非抬起頭來看不可。兩個小時出來，脖子也像僵了。要運動一下才能復原，苦中作樂。當時又何曾以為苦呢？

在我人生最慘淡和艱苦的年代，也是母親和弟妹在故鄉最慘痛的年代吧！她回鄉不久便重評階級，實行土改了。我們被劃入官僚地主，打入黑七類，掃地出門，甚麼都被搜括殆盡。如果中共對我的家庭，只作財產土地的沒收，我想：站在個人的立場，還是可以原諒的。我國積數千年財產分配不均的局面，如果真能從新分配，富有的人受苦一點，但把整個國民生計搞起來，為了後一代合理的生活，個人的損失算得怎麼？可是，中共的土改，不是為了土改而土改，也不是為了合理的均富生活而土改。卻是藉土改之名，作階級鬥爭之實，則何補於國民生計，何補於合理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