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之劫

我在香港的學徒生涯中，正是大陸農村的土改時期。

中共在土改期中，差不多在每一個農村，都發生血的清算，造成濫殺的局面。「土地改革」許多人誤認以為土地的再分配，打破地主階級對土地的壟斷；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來沒收地主的土地，發配給農民，藉以刺激他們對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他們的生產力，改善他們的經濟生活。如果我們完全否認中共有上述的意圖，也許會失諸武斷。但是，中共沒有把上述意圖作為土改的主要目標的，卻是可以肯定。因為中共把土改作為消滅地主階級的手段，也就是鞏固無產政權為首義，農民利益只是次要，甚至不及次要。我們從中共以後實行集體農場到人民公社，就可以証明土改不是土地再分配改善農民經濟生活，是中共政權支配土地的過程中，一種權宜的分期政策。老實的農民，那裡會預知呢？

「土改」差不多和「鎮壓反革命」同時進行。土改中對地主階級慘烈的鬥爭，在我們的僑鄉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我們那一條村莊，死了多少人呢？實際的數字不清楚，一因年紀少，沒有認識所有同村的人。二是沒有留在鄉村，無法一一統計。只以我們六房親屬，五代以內的算：與祖父同輩的，陶庵公、樸緣公都被槍殺，樸明公因為陪殺，回來受不住虐待毒打，也自吊了。伯叔輩的有：振鈴叔被槍殺，六嬸被毒打後投水自殺了。許多地主親屬被打傷、打殘廢的，和不堪被虐待毒打而自殺獲救的，可以開列數十人，包括我的母親在內。

這決不是地方幹部執行的偏差，全國鄉村莫不是這樣。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有他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的指示：「在湘西二十一個縣中殺了一批匪首、惡霸、特務，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敵焰下降，民氣大伸。……只要我們不殺錯，資產階級雖有呼喚，也就不怕他們叫喚。」

從這個指示，可知毛澤東說的「匪首、惡霸、特務」，是和「資產階級」歸類的，也許并不是真的「匪首、惡霸、特務」。我的母親就是一例。因為她劃當了地主，當然也「霸」了，叫做「善霸」，和「惡霸」等量齊觀。

對中共的再認識

土改中「惡霸」固然惡鬥，「善霸」也同樣要鬥。照中共當時的解釋「善霸」是利用人性的弱點，以為善的手段，麻醉農民，甘願被「善霸」剝削，所以比「惡霸」還要狡猾云云。要把「善」的羊皮剝了，使他露出豺狼的真面目，這是必要的手段；所以更非鬥不可。這也許是唯物辯証法的邏輯吧，當時消息傳到香港，確實使無產階級出身的學徒，糊塗了好幾天。

毛澤東在同一年五月八日，另一個指示涉到「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緩刑期內強制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這個政策可以獲得廣大社會人士的同情，這個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勢力，利于徹底消滅反革命。這個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利於國家的建設事業。」這個政策，看來是一石數鳥，也奠定了勞改犯一生對中共作無償勞動的指針，也成了以後鄧小平審判「四人幫」，判死刑而緩期二年執行的張本。「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恐非毛氏始料所及吧！

我對中共政權本質的新識認，在香港這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接觸到的書報新聞中，隨著年齡的增長，再不會不經思索就會全部接受中共的宣傳了。反而從這些宣傳文字中，可以漸漸判斷它的真意和真象。皇后大道中那幾間左派書店，供給我許多認識中共的參考書報。每天在那裡看幾頁，兩年算起來，倒看了不少。工專夜校的學習中，帶給我許多新的憧憬和希望，連帶把學徒死水般的生活，激得起一陣陣漪漣來。我開始有自己的思想天地，和一般師兄弟更少接觸。他們陶醉在他們進步的技藝中，我陶醉於自己的新知上。

我的技藝學得不精，因為沒有把它當技藝學，只在那裡求兩餐一宿。三年半也在彈指間過去了，我面臨失業的困境。

由於我在學徒生涯中的自我孤立，我和同行簡直是同行不同志，也沒有跟任何師傅有感情，他們不會帶我出身的。而且當時鞋業也走下坡的，許多師傅也失業，何況剛滿師的新入行呢？

三年半的收穫

姑婆的鞋廠到學徒滿師就不再辦下去，可見她對學徒近於無償的勞動，搾取到最後的一刻。她的工廠開了不久，我就參加了，一同當學徒的約有十人，我們雖然不是相約而來，但是相隔不久，我以後又添了幾個。可是我以後學的緣故，到我滿師的時候，差不多和後進的同時。所以，當我們滿師的時候，她也失去了最後一批無酬的工人，所以，乾脆結束了。其實，這種舊制學徒，滿不滿師只有東主知道，我們連一紙証明也沒有，不滿師又有甚麼分別呢？三年辛苦不尋常，可是收穫？幾乎完全沒有，如果一定要算賬的話，搜索一點收穫，即使是無形的也算，那麼，這三年半似乎又不是完全浪費。

第一，我捱得窮困。三年半等於一千二百七十五天，我沒有一天超過十元港幣在口袋裡，而且多半空空如也。我在物質生活貧困中過慣了，可以抵受得。一方腐乳可以一頓飯，還可以白飯混白開水。所以，除非生病，我從沒有「難下咽」的感覺。甚麼入口，都津津有味。所以，也從不揀飲擇食。後來，我到臺灣升學，有一次，有一位同宿舍的同學，向我借了一百元臺幣去泡女朋友。我每個月只有父親寄來的美金十元，連學雜費，膳宿費都靠這十元開支了。借了一百臺幣，便使我捉襟見肘，有好幾天只能買一個白飯，混白開水向喉嚨一倒，就過去了，也不以為苦。後來，他也知道了，說不好意思。我說這有甚麼問題，我捱得窮。要是你追得成功，這一百元的價值邊際效用就大了。

二十年前我來加拿大升學，第一年我每天帶的午餐，多半是豬肝三文洽。因為豬肝那時最平，二毫五仙一磅，一條麵包一毫五仙。四塊麵包夾兩槐豬肝，成本只有五仙，就夠我一餐了，加一杯清水是常慣的，加一杯牛奶（一毫）便算加餐了。

寂寞的十七

我深信捱得窮，對個人的情操有絕對的影響。我個人也有這麼幾次考驗。我從商以後，並碰到有些朋友慫恿開辦一些違法的生意，就會毫不猶疑衝口而出：「不幹，我捱腐乳的時候也沒有幹這些事，何況現在呢！」

第一，我瞭解窮困的苦，無援助的苦。由於對窮困的識認，我可以不做「錦上添花」的事，但我絕對會做「雪中送炭」的事。我不是自我臉上抹金；自認生來菩薩心腸，我也不是聖賢。只因我太瞭解窮困，太知道求助無門的痛苦了。我能在他人困苦無援的時候，只要能力做得到，拉他一把，助他一臂，說不定對他有意想不到效果。如果我們確信這個世界還有愛存在的時候，為甚麼我們不以愛心對人，使這個冷酷無情的世紀末，平添一些光和熱呢？

為善而求人知，似有賈譽之嫌；為善而望人報，則不是真為善。因此，即使我們孜孜不倦的「為善最樂」，也不必宣諸於口，見諸於文了。

如果有兩種無形的收穫，算得是三年又六個月辛苦的報酬，我還不至於浪擲了光陰。不過，在人生的過程來說，十五歲到十九歲，不論在生理和心理，都是成長的關鍵年代，幼稚到成熟的過渡時期，也是最多夢想的年份。而我，卻在一針一線，在錘聲和車聲中，流著汗，像走過一個漫長的沙漠；除了鍛鍊得一副捱得苦、抵得渴的筋骨和意志外，沒有看到任何值得留戀的景物，也沒有青年人的綺夢。

西人有：甜蜜的十六歲，快樂的十七歲，成人的十八和驕人的十九歲的諺語。各有不同的生長神貌，但都是朝氣勃勃的。而我呢？三年的生活是一致的，沒有甚麼不同的感受的。倒真像「眉毛和鬍子一把抓」，當時既難分辨，放手只覺痛楚就是了。滿師後急於求兩餐一宿，後來找到一位羅師傅，他在柴灣開設家庭式的「山寨」，只做拖鞋，發行給鞋店。就在那裡定居下來，日間工作，晚間仍到工專上課，二餐一宿，幾塊零用錢。實質和學徒沒有多大分別。

獨行者

實質的生活沒有改善是一回事，但精神上確有不同的感受。學徒雖然沒有合約，但這個諾言，就是自我束縛的架鎖。總算自我完成，自我解開它。

從筲箕灣電車總站下車，經過慈幼學校的斜坡轉下依山而築的小路，摸到羅師傅的「山寨」，大約需要半小時左右吧。日間工作，夜間上工專，從柴灣步行到筲箕灣坐電車上學。上學的時間近黃昏，從柴灣出來，一路夕陽如許，倒是蠻有意思。但下課後歸來，景緻就不是那麼夠意思了。一九五四年的柴灣，與今相較，變動很大。有時真是月黑風高，飛螢走磷。配上遠遠疏點孤燈，幾聲犬吠，對於摸黑的夜歸人，不由得心上不冒出一陣寒意。最麻煩的事，莫如碰上攔路的蛇、狗。兩者我都遇上過，上課時碰到攔路蛇，但那一段路面較闊，有足夠地方迴避，躲過了它就算。下課回來，有一次遇上那攔路的狗，地面窄，牠從內而出，我從外而入，夜裡看見那兩隻發亮的眼睛，從遠而近，大家相向走來。幾步間的距離，我只得停下來。那隻狗相當高大，牠也停下來。這一段路依山而築，一邊靠山，一邊臨崖。那狗擋在前面，想退恐防牠咬屁股，進又恐牠撲面而噬。進退不得，僵持了一會，我看不是辦法。我想，可能牠也是回家，也有退不得的苦衷。想到這裡，心裡不禁發笑，總須想個方法，難道這樣僵持下去麼？後來，總算我讓步，犯不著和畜生對峙，我側身用背斜躺在山坡上，一動也不動。那狗看了一回，才在我腳邊走過，總算結束對峙的形勢，各走各的路。

艱苦的生活是難不倒青年人。要不然，也許青年人不知艱苦。當年歲月，今日想來，倒也相當滿意，那種克難的勇氣，不知怎樣產生的。在柴灣工作也有半年，父親叫我去見他一位好朋友──盧少荃先生，經他的介紹，我到尖沙咀一間港九最有名、最有歷史性的酒店服役。我的工作，是在這個酒店的工人宿舍為工人服務。我更成了工人階級的工人，正式薪金只有三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