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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臺灣的農村復興計劃與大陸的土改

 

臺灣省的農村復興計劃

在我負笈臺灣那四年,臺灣的經濟社會,還滯留傳統的農業社會,手工業開始建立一點基礎。外銷以糖和農作物為大宗,因此仍處於長期入超的困境。可是,從我離臺以後,也就是一九六一年開始,到一九七二年我臨時斯土的時候,臺灣已脫胎換骨,成為一個出超的開發國家。外匯的充足,便可以引進外國的先進設備和技術,加速工業的開發和人才的訓練,這樣又加強了外銷的競爭力,開拓了外銷的市場,從而又增加了外匯。經濟社會像一個個齒輪,一個帶動了另一個,邁向繁榮,邁向工業化,多元化和大量生產。

臺灣的繁榮,農村復興計劃是一個好的開始。農村復興又以土地改革的成功,奠下良好的基礎。三七五減租使農村得以復甦,「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實施以後,農村便擺脫了貧窮,漸漸富裕起來。政府向地主們徵收的土地,落實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有計劃地將國營事業若干股權或其他有價証券,作為徵購地主的土地的代價,引導舊式的地主,轉變為新式的企業家。這個政策的成功,不但解決幾千年來不能解決的土地問題,更把傳統農業經濟社會轉變為產業社會。由於社會的結構改變,政府致力教育水準的提高;而分工日漸精密,產生了中產階級。和緩了階級間對立,縮短了貧富距離。使臺灣走上繁榮均富的坦途上。

國府到臺灣以後,在兵荒馬亂中,首先整頓民生,無疑是痛定思痛作釜底抽薪的辦法。先掃除陰暗面,使中共失去培養種籽的環境。先穩住陣腳再求生存和發展。土地改革的種種措施和政策,都是掃除社會陰暗面的必要手段。使貧窮的廣大農村復興起來,富裕起來。

五十步笑一百步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大陸也實行「土改」。但是,大陸「土改」,大有別於臺灣的土改。不但手段不同,連目的也迥異。歷史已証明:大陸的「土改」,是以沒收地主的土地為手段,以消滅地主階級為目的,因此,「土改」期間村村流血,地主被「掃地出門」。不問自耕農,經過數代勤儉興家,也只略有數畝田地者;甚至終生辛勞,被受歧視的華僑,用血淚換來的積蓄,到老返鄉,買田建屋者。

都一律不問青紅皂白,算是剝削階級的地主。而地主階級是「以人民為敵的」,是要鎮壓的,甚至被消滅的對象。地主們的子孫,以出身成分不好,烙上階級的印,成為被迫害和鎮壓的對象。

看來臺灣的地主們幸運得多,他們大多數變為企業家的,繼續可以為社會貢獻他們的力量,既能促進社會的繁榮,又可以增加自己的財富的;和大陸地主的境遇,真有天壤之別。

如果我們反對地主剝削農民,因為他們不合理;不人道。那麼,我們壓迫地主,消滅地主就合理麼?就人道麼?這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中共所指的舊社會,被剝削階級還有機會變成剝削階級。但中共統治了大陸,被鎮壓的「七黑類」份子,就永遠烙上階級的烙印,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何論變成特權階級。那麼,這個社會又從何講合理,講人道。唯物論者的邏輯學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恐怕再無法說服別人,恐怕連自己也無法再自欺下去。

人類生而平等。尊重他人的存在,誰也不能剝奪誰的生命;這是起碼的人權。我國地主和佃農的關係,是租約的關係。如果佃農不租耕地主的土地、地主奈何不得;不似中古西歐的農奴社會的主奴關係,生命和前途操在地主階級的手上,是不可同日而語。

實驗場的屠夫與海外懦夫

我并不贊成社會容許地主階級剝削農民,也無意偏袒地主。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應該取消。如果中共像臺灣一樣,將地主的土地資源,轉化為工業發展;解決農村「耕者有其田」的實施;將地主們的才能,轉化為新型的產業家,那是最好不過;這樣,大陸早就擺脫「一窮二白」的困境,縱使不如臺灣,總不會有二十年的差距。退一步來說,如果中共沒收地主土地,發交農民。地主要和農民一樣要勞動。那麼,大陸長久未能解決的土地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真正成為「土地改革者」,也可以贏得廣大人民的擁戴。可惜中共甚麼都不是,只想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實驗場,來滿足毛澤東個人的英雄主義思想──一心成為共產主義的革命導師。這樣,使吾民,不塗炭不可得了。

凡是實驗,特別沒有前人累積經驗的實驗,實在是一個消耗、痛苦甚至犧牲的代名詞。毛澤東有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胸襟,那麼,讓世界無產階級歌頌他吧!我們的先賢往聖沒有一個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胸襟,但在我們近五千年的歷史裡,備吾景仰,只因他們具有民胞物與的仁者懷抱,保疆守土志士襟期,或其他懿德義行。我們謳歌的,不是好戰好殺的名王名將;而是愛民守土的仁人志士。將自己國家變成屠場,把自己同胞變成實驗品的人。只要中華民族能生存下去,這一頁是功是罪,後世真正的歷史學家,一定毫不含糊的確定。

國民政府退守臺灣,有許多可行的變革而沒有變革,基於希望之切,我會批評。但礙於目前環境而做不到的,我決不非議。這是「國步維艱,政宜含垢」的道理。臺灣也有許多的成就帶給國家民族深遠的影響,為甚麼我們不謳歌?欺善怕惡是懦夫的行為,三十年來,海外知識分子還有幾個不是懦夫!

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地主階級應該消滅,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連地主性命也要消滅,難道也符合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麼?如果地主們「雙手染滿農民的血腥」,那麼,依法提証據,依法審判,依法判刑。罪惡深重的處行死刑,也是罪有應得,誰都不會反對。端不能一窩蜂的,嗡的聚嘯成一堆,在叫打喝殺中,拳打腳踢中紅了眼,亂了性,在衝動的群眾中偶然叫出「槍斃他」。就這樣一呼百和被槍斃了。這種踐踏人權到極點的野蠻舉動,發生於五千年講忠講恕的民族,我們這一代如何向歷史交代?中共這個暴民政權如何自圓其說,如何向枉死的千萬冤魂交代?

許多海外人士和大陸住在城市的人,對中共土改期間在農村對地主、富農的濫殺濫打,很多缺乏瞭解,甚至不知不信。其實如果對中共的本質有研究的人,就知道階級鬥爭是甚麼一回事,況且在成立政權的初期,為了鞏固它的統治地位,強調階級的仇恨,造成的階級對立,可讓它的政權易於控制,就可明白被鎮壓的地、富們的處境了。

我出身農村,對農村太瞭解了。我的長輩有的被槍決、虐殺、自殺和毒打,過程一清二楚。我的母親來到加拿大,一說起「土改」,臉部就變了形,一陣悲苦,一陣恐懼,一陣又咬牙切齒。情緒上的變化令人驚異和恐怖。她已逾七十高齡,是個慈祥的古稀人物,猶不忘懷當年事。不只是她,幾乎所有倖得餘生的地主,都不會忘懷的。馬會長的余夫人,有一次指著被打斷的鼻骨,向我一字一淚的說「土改」,凄咽得不知所云。她的兒孫輩也告訴我,她很想將苦難的過往告訴他們,但每次都失敗,就是凄噎不能成聲。其實,她只是較為多幾畝田地的自耕農,只因為馬先生是政府的公務員罷了。

國民所得二千美元!

多倫多市有一位叫李礽斌先生,每年雙十都舉著青天白日的國旗做前導。許多左派的集會,都見他手持國旗,站在入口處,有幾次還被警察請走。他叫「毛×頭」而不名的。他說:自己快要八十歲了,還怕甚麼呢?有生之年,就是留著罵中共,因為他一生出洋謀生,靠做餐館買了幾畝田,建了一座屋。中共來了,就變了地主階級,老母妻子都被迫死了,就這樣人亡家破,此仇此恨,如何忘得了!

像李先生這樣遭遇的老華僑可不少。他只是比較惹人注意的一個而已。

大陸和臺灣提供一個不同的農村改革模式,十年以後便見優劣,二十年後就有了差距,三十年後的差距就顯得懸殊。懸殊的差距就是從十年後開始,這是大陸比臺灣落後二十年的原因。一個普通的農人收入,每年只有二百二十元人民幣,在鄧小平復出時,曾揚言二十年後,國人國民所得達到二千美元。後來承認高估了。哀哉!臺灣的個人國民所得現在已超過這個數字,則大陸和臺灣的差距,在國民所得言,又不只落後二十年了。如果以北美的富庶來說,聽來就更可恥。個人入息如果少於四千元,根本連入息稅都不要付,因為這是最低收入,算是窮人。領失業救濟金的,如果兩夫妻同領,每月也超過四百元。連老人福利金,每人每月也平均四百,一切醫藥費免除,坐車看電影半價優待。這些最低入息者,每年也接近五千。和鄧小平希望二十年後的國民所得二千元,我們能不為吾土吾民同聲一哭!

究竟中共所謂革命,所為何事?是何目的?為民族解除苦難嗎?民族的苦難和人民的苦難解除了沒有?為國家富強嗎?富強了沒有?抑或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業?世界人民果真願意「解放」後二十年而個人國民所得二千美元麼?這解放事業還有甚麼意義?

恢復民族自信心

我們試翻開近五千年的歷史看看,我們民族立朝立國以來,治的年代比亂的多,富裕的年代比貧困的年代多。異族羨慕我們的生活,崇尚我們的文化。否則,為甚麼朝貢我們,托庇於我們;稱臣於我們的祖先呢?可知我們的文化條件,民族的條件是優異的。所不幸者,適在世界工業革命的時代,滿清閉關鎖國,到列強製造了現代的船和砲時,我們民族的命運才被脅持著,國土被踐踏和瓜分。百年的喪亂和貧窮交困著,使我們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心;開始懷疑自己的民族條件,懷疑自己的文化。大家以毀棄自己的文化是尚,以否定一切倫理和傳統為號召。民族自信心完全喪失,東來一個甚麼維新政策,西來一個甚麼資本主義,南來甚麼虛無放任,北來甚麼馬列思想。來甚麼,全部接受甚麼。各有各的關係,各有各的發展,將大好河山做實驗場,將善良的同胞做羊牯。各有各膜拜的偶像和後臺老闆;這些都非我族類的。東晉的石敬塘自稱兒皇帝,不為歷史所齒。南宋稱金為大伯,已經為南渡志士樵心泣血,認為奇恥大辱。但是,三十年前,大陸舉國稱史太林做爺爺,沒有一個敢站出來異議。民族自尊心喪失到這種地步,我們這一代人,怎樣向後世子孫交代!

喪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這個民族還有前途嗎?然而我們終於否極泰來,在臺灣重新建立了民族的自信心。

我沒有任何利益或以甚麼身份來奉承當政者,也不會把臺灣的建設全記在執政黨的帳簿上。我只說明一個事實:只要我們有一個和平的環境,比較合理的政治制度,我們就可以建設我們的國家。

臺灣就是最好的例子。主要是我們是個優秀的民族,三十年在臺灣的實驗就可以証明,這不是奇蹟出現,中華兒女本來是這樣行,這樣優秀。

臺灣經建成就的歷史意義

臺灣的土地改革方法,不是甚麼泊來品,也不是甚麼思想、主義做主導。只是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并將農村地主的資金,合理的引向開發的工業上去。

誰說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不可能擺脫窮困,不容易變革,更不容易到工業起飛。臺灣農村的變革以至復興,短短在三十年走上工業開發的道路上,就足以粉碎以上的讕言。這些讕言,都發自民族自卑感這個原因上。

世界經濟學家對臺灣經建的成就,都以欽羨的眼光來讚揚,認為在這短時期而達致的這樣成就,是難能可貴的,像奇蹟的出現。其實,只要他們體察到中華民族優秀的潛質時,他們就知道這不是奇蹟,只是我們這些優秀的潛質得到發揮而已。

臺灣經建的成功,無疑是為民族摸索到一條通往富裕的道路,一個自強自救的模式。但最大的意義,卻是恢復了民族自信心的。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意義,將來的歷史家一定會大書特書的。

祇要我們能恢復民族自信心,便可恢復民族的自尊心。民族自尊心是以民族自信心做基礎的。讓我們在世界各民族相處中昂起頭吧!願我們從這一代起,不再在洋人面前訕訕的、屈辱地說自己的China Man──支那人。願我們從這一代起,不會再出現兒皇帝,更不會恬不知恥,稱異族的惡霸做爺爺。

臺灣農村的復興進展驚人;城市的建設更快。我除了鐵幕國未履足以外,許多自由國的大城市,我到過可不少。有些城市,在導遊的解說下,知道她的發展過程,是怎樣艱辛而緩慢。臺北市呢?她應該是舉世發展成現代化都市最快最好的一個。

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都市

從農業社會演變到工業社會,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現象:人口逐漸集中在大都市。農民在農村的勞動力,被高薪吸引到都市來,成為工廠的勞動力。勞動力的轉移,不但解決工廠勞動力的不足,而且漸次訓練出熟練的技術工人,或技師,為初級工業階梯轉化為高級工業奠下基礎。而且還為農村解決「隱匿性失業」。工業國家少有「隱匿性失業」,她的就業率和失業率相當準確,政府容易釐訂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來調節和發展整個經濟體系。

國府撤守臺灣以後,檢討失敗的教訓,必先解決民生能穩定。財經部門交由專家主管和規劃,實行內行領導。如果說國府部會專才最多的,應該是財、經和國防。也因此,績效看來也是最好的。

臺北有三多:基隆多雨,新竹多風,臺北市多塵。臺北市在六十年代初期,建設剛開步,許多渠道,還躺開胸膛。許多街道,還沒有鋪上柏油,沙塵滾滾,這是多塵的原因吧。

我離開臺北,在一九七二年重抵國門。臺北已有大都市的氣象,新的建築物林立,渠道上成了寬闊的馬路,三輪車全部失蹤了,小轎車神氣地成群結隊在奔馳著。交流道像走馬燈似的轉個不停。到一九八0年那一次回國,第一次我在桃園國際機場下機,看見高速公路三、四行線的來往,我疑置身在多倫多的國際機場的出入公路上,但親眼看到路牌的中國字,我深信確是自己的土地了。

六十年到八十年,相距祇二十年,在一個都市的發展來說,不算長。北美那一個著名城市沒有經過一百年以上的建設呢,臺北市只有廿年,她比任何一個著名的世界城市沒有遜色。

我曾站在臺北市西門町的天橋上,站在忠孝路的高樓上,站在陽明山的山坡上。看臺北,俯瞰臺北,遠望臺北。臺北、臺北,妳給我們中華民族建設現代化的都市環境,成功地做了歷史的榜樣!


2013年 許之遠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