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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作家與作品表現的同異 11/3/2019 6:20: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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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江湖夜雨的明燈

 

此身只合江湖老,大概也是命中註定。我們姓許的老祖宗許由,聽到唐堯想傳帝位給他,趕快到溪澗洗耳。從此以後,許姓實在歷史上沒有過權,最多做到負言責的御史大夫;但許姓也從來沒有姦巧著名的歷史人物;忠耿之士倒不少。

  我的三伯父,原在抗日時代,擔任「國府主席廣州行轅軍法處法官」,戰後日本華南派遣軍總司令田中,就由他主審,判了死刑,在廣州流花橋執行槍斃。其他的華北、華中派遣總司令都被網開一面、放走了!三伯父一生耿介清廉,中共建政以後,他到香港,在長洲租了一個小舖位賣涼茶過活。中山大學出身,原可以任政府教職,但他不甘吃殖民地政府的飯,其耿介與民族自尊可知。我不論在臺灣求學和以後移居加國,浪跡江湖,都得到他的教導。我們是常通訊的。他的信我都存下來。他對國府官員與臺灣現狀,都非常不滿的;對人生價值的執著,每見於書函。下面是中共與美簽「上海公報」後,他寫給我的信:

「上海公報」之感

「觀退處臺灣廿年來,民生經濟頗有成就,然屢棄復國良機,任匪鉗民之基日固,抑且倚賴僥倖之心日生,偷安茍且,蒙上蔽下,傾軋排擠,胥為私利是謀。臥薪嘗膽?人未之見也,吾未之聞也!祇觀年來大量輸去歌舞,可充分証明大小人物,均浸淫聲色逸樂。「毋忘在莒」?欺天欺人復自欺。又觀每年高舉國旗,自號貞忠人士赴臺祝國慶祝總統壽,許多乘機走私發小財,達其玩女人,吃喝招搖一番,歸而驕其親友為最終目的。諸如此類不長進劣跡惡行,舉世皆知。今被人視為軟骨動物予以委棄,實咎由自取,豈徒然哉!茲聞協防政策不變,又如奉綸音,如吃定心丸,又可安心享樂矣!夫俯仰由人,某實恥之,有硬骨頭者,理有同感焉。我自知不才,寧曳尾塗中,不啜餘瀝滴血,維我清白!」

不久,日本搶搭到北平的巴士,金權首相田中到北平朝毛,那時我旅加已十年了。便作第一次回國參加雙十,看到許多所謂僑領的謟媚權貴的作風,很不是味道,特別是討論嚴重的問題時,他們還是抱著報喜不報憂態度。這樣,豈不誤了公事!在許多場臺上,我都不得不起來,說明真象,固然使許多人怏怏不樂。我想,假如我能向中樞進言,而又能發生力量的話,「必也正名乎」?否則,那些官老爺,只耳邊風。當時有海外立、監委的遴選,誰都可以報名參加,為此事,我奉函三伯父,請他給我意見。他的覆信是這樣:「且聽吾言,若以軟骨尖頭,最終目的係求私利則不必出,若以硬骨浩氣,求民族生存則應出。再略申言之;若以唯唯諾諾,蠅蠅茍茍手法,以義始以利終,又或見義思利,以求高官厚祿則不可出;果以一士諤諤,起頑立懦,掃妖氛,揚正氣,見利思義,以義始以義終,吃自己飯,做大家事,成敗利鈍,不能逆覩,亦在所不計,則非出不可。作孽抑做福,善惡一念間,何勞下問,毋待著卜!心亂如麻,神志未昏,老實的說話,勿作為怪論。幸甚!草復。」

那是一九七二年的事,我是年三十七歲,經營業務於鼎盛之際,若為私利,何會及此,我把自己的見地和抱負告訴他。在同年的黃花節復函說:「十九日書在握,果有鐵屑擔艱鉅氣慨,則成也英雄,不成也英雄,以有為之年,丁有為之世,非萬世僅一之良機歟?縱之與草木同腐,殊屬不智。『福兮禍所倚,禍兮禍所伏』。今神州百災而至,人苦倒懸,茍奮起一擊,外強中乾,頭重腳輕之魔鬼,必蹶於其自佈之劍鋒而斃。」

反攻論者

對於反攻大陸,他有很精闡的見解:「如在泥築高壩上決一小穴,被阻壓水流之本身力量,足摧毀泥壩而有餘,蓋水靜則死水,動則洪流,秉國者無知與昏憒,鑄成大禍,實人所共憤。有能以先動求生以解倒懸,則撥亂反正之機猶反掌耳。堅信若投三萬懷必死心,攜輕武器之兵,于閩粵地區,空投彈藥接濟,軍糧則就地取給,不敷則殺敵而食,分北西之路急進,悉力向前,不設後方,望風歸附,所向披靡,一月內勝勢頓成,不百日而魔群瓦解。倘所言不效,所失不過三萬人,賊之損失何止千倍,以小易大,何樂不為。吾亦願陪死,若畏首畏尾,甘蒙恥辱以待斃,實萬物之蠢,非人也。南宋茍安而亡,今人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之人而哀今之人也,安危存亡,惟人自擇哀,豈天命哉!」

此信寫於一九七二年,今讀之,猶見老驥伏櫪,壯心未已的。

人格完整論

加拿大近年僑社,所謂自由人士的集團,有許多令人洩氣的事故。那些執掌海外黨、僑之輩,又不知此間之負責者之所作所為,無恥與無能到甚麼程度。我近年給他的書中,時有述及。近得復信有:「略及國事蜩螗,恐忿鼠輩橫行,而忘忌器之誡,得復書,憂疑冰釋矣。」為此,同書中提出他的主張:「慨乎國難時代,忠與奸,如水火之不相容。今不幸奸佞當朝,結黨嗜不義之財,進小人,遠賢能,穢聞廣播,亟需批逆鱗耿介志士,予宵小無情抨擊,碎其肆無忌憚之野心,然如何運用技巧,以達不傷國本,冤親痛仇快為主旨,則厥功亦偉矣。謹此相勗,毋餒爾志,以待明時。」

三伯父好書法,得吳道鎔太史神韻,早歲手書竹湖公詩文集全卷付我。在我四十初度的時候,他又寫顧頡剛的「犧牲小我」一文。以後,又抄五忠集、孝經和金剛經等書給我對我道德修業,勵節存誠,有暮鼓晨鐘的作用。我年事越長,越覺得他偉大。中華文化和西洋文化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價值標準和道德標準。

我曾在一次中華文化講座中,講述我文化的內涵和代表。其中亦涉及人的價值標準,這一點,在我們的文化來講,是非常重要的識認。我們的人生價值,與事業可以分開來衡量。中華文化重視的是人格完整,我們歷史上受人崇敬的偉大人物,不一定是成功的英雄,卻有一大群是失敗的人物,就可以証明。因為是失敗者,在險阻艱危的局面下,他更有機會表現他的人格完整。張巡、許遠、岳武穆、文天祥、于謙、史可法等。他們的事功失敗了,但沒有妨礙人們對他們的尊敬,因為他們在險阻艱危中,維護人格的完整了。由於對人格完整的維護,以致死事慘烈,更贏得後世的尊崇。「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這種人生哲理,只有中華文化薰陶下的人才懂得。

中國之士

中華文化表現在士人中尤為獨特,也只有中國社會,才產生這個階層。外國人的職業,從歷史開始就分類。教師不同於學者,學者又與哲學家稍有分別,與政治家更有距離。但我們的士就不同,他可以是教師,也可以是學者,也能成為哲學家或政治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與「達」不能判斷他對社會的貢獻,主要還要看他的品德。孔子的一生,「窮」的時候比「達」的多,不妨礙他為萬世師表。孔門七十二賢,以顏回為首。顏子不但短命,而且窮困一生,更談不上事業,但不妨礙他為復聖。中華文化薰陶下的士,自有我們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西方哲學家為了堅信地球是圓的,毫不含糊走上斷頭臺,或者引頸就絞。「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這是哲學家服膺真理的勇氣。學者呢?羅素在第二世界大戰中,情願希特拉統治,而不願倫敦人民遭轟炸。同樣,他寧可赤化而不願毀滅。他研究哲學,可是沒有哲學家服膺真理,堅守原則的勇氣,他不配稱哲學家。他充其量只能說是研究哲學的人,或稱做學者而已。

中國的士就不同了。我們的士最講氣節,除非是個假的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文天祥就義,衣帶寫的那幾句:「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而後矣,庶無愧人。」這是古士人最高尚的形像,近世少見了。蒙元入主中國,尚知尊孔,明輒以廷杖打士大夫的屁股,把在朝的士人的自尊心打得七零八落。明亡,為明室盡忠盡義的士大夫不多。倒是隱跡山林的士人,不出仕清,砥礪氣節,論忠講孝。把中國士人的氣節保存下來。清初有幾次慘烈的文字獄,無不以士人講民族大義大孝有關。清廷焉得不鎮壓呢?

知識分子改造政策

清之亡,與士人反清的民族大義有關係。近世社會進步,文明日亟,分工日精。士這個階層的精神,傳給知識分子。近百年來,我國知識分子對國運的影響,其息息相關者,又不必細舉了。

就是因為知識分子對一個政權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中共政權的蛻變,與知識分子演成對立。這樣,到中共取得政權以後,毛澤東就提出改造知識分子的主張。最主要的,是把知識分子傳薪的意念打斷,就不得不把歷史上所有仁人志士,誣蔑成毫無人格的帝皇走狗,愚忠愚孝的腐儒。這樣,塗黑了仁人志士真正的形像,斬斷了後世對他們成仁取義崇敬的心。另一方面,對現有的知識分子進行身心的摧殘。在精神上以交心運動,思想改造;緩急并用,一波接一波而來,使知識分子無法思考,和組織起來;他方面在求生存中,不斷受中共的凌辱,漸漸喪失了自尊心和自信心。這樣,繼承我國傳統士人的知識分子階層,逐漸演變為知識分類──職(專)業人士。工程師的去做工程,科學家的研究科學,讀文史的去教書。他們中間再沒有共同的理想,也沒有共同的歷史使命感。這樣,中國知識分子失去承先啟後的傳薪精神。雖然還以讀過書的知識分子自稱,但名存實亡。已經不是我國獨具氣質的知識分子了。中共政權對中華文化摧殘種種措施中,對知識分子改造這個政策,是連根拔的,最狠毒的一招。

由於大陸知識分子的不幸,和在中共鎮壓下、改造下的蛻變。使我們生活在海外自由天地的華裔知識分子,對歷史的責任就更重大了。朱舜水海外傳薪的精神,正是我們海外知識分子今日所負的歷史責任。

我的三伯父,是我國典型的士人。他雖然沒有顯赫的功業,卻有完整的人格,我以虔誠的心,向他學習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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