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城子

今年五月報載，南韓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端午節為南韓文化遺產，讓歷經文革後，向來漠視傳統節日的中國人，激起「無顏見列祖列宗」的文化危機感。為了避免傳統節日成為他國的文化遺產，大陸掀起一場端午保衛戰。筆者特為此文，細說端午。

我國傳統的夏曆，定五月五日為端午節。說起端午節，必然想起愛國詩人屆原來，又有人稱此日是詩人節。是否國家明令，還是民眾對屈原的崇敬，約定俗成？我沒有考究，向教育部一問就知道了。不管答案如何，國人把端午節和屈原拉在一起，成為民族的節日，已是很長遠的歷史了。至於為紀念屈原投汩羅江而死的日子，是否就是五月五日？史無可考，大概五月無疑。然我國曆法五月五日定為端午節，記節令的《提要錄》是這麼記載的：五月五日午時為「天中節」，「天中節」又稱「端午節」。我國曆法每天晝夜分十二個時辰，每個時辰佔兩個小時。午時乃在上午十一時起至下午一時止。一年之中，就只有五月五日午時稱為端午。根據《道書》的記載：「五月五日為『地臘五帝』校定生人官爵、血肉盛衰，紀錄長生。」地臘五帝應該是掌金、木、水、火、土的五帝。如果從曆法這些記載看端午節這個節令，不是因為屈原投江紀念才有。如果投江的日子也剛好在五月五日，那是因為巧合，國人紀念忠良，順理成章和他拉在一起。屈原不但是一位殉國的忠臣，還是我國文學史上一位震古爍今的大詩人。中國稱為文化古國，有人稱為「詩國」，上下古今五千年的中國詩人代表，屈原信足當之而無愧。如果教育部以其逝世日定為詩人節，應該沒有人會反對。

端午節民間有兩個節目：一為吃粽子，一作龍舟競渡。粽子即「角黍」，楚人恐屈原自沉為魚蝦吃掉，投「角黍」於江，使不食忠臣軀體。《荊楚紀》記：「五月競渡，俗為屈原沉汩羅日，故命舟拯之。」初時的競渡，只用輕便的小舟，後來發展到雕刻的龍舟，還配上鮮艷的彩筆，從楚地擴散及全國。這些年來，世界各地有華人的地方，有不少也時興起來。早幾年的香港、臺灣，還舉行世界性的國際龍舟錦標賽。

從古籍的記載，傳統的夏曆曆法，在我國春秋時代已經大備了。端午節早比屈原的出現而存在，和屈原拉在一起，是國人對明君先聖的崇敬所致，不是因為屈原而設的。這裡所舉的「角黍」和龍舟，都與屈原之死有關，其實和我國農業社會的關係更大，特別是南方的楚地。時當春耕之後，在夏季收穫之前的空檔，農業社會趁這個休閒的時日，弄一些別具風味的食品應節，「角黍」便成時興，一經推廣，各地自有其風味，外表還保持原貌，但內外的材料因地制宜，例如：兩廣、福建產竹，裹粽都用竹葉，和楚地用艾葉不同。近年發展講究，有用荷葉的，有的還用鮮荷葉，而內容也改變得精緻了。廣東著名的「裹蒸粽」和臺灣近年名店的粽子，算是高檔名貴的食品，和《開元遺事》記載的「角黍」顯然大不同了；龍舟和過去的輕便小舟，也大不相同。楚地包括兩湖，那是千島之國，湖泊川河密集之地。五月潮漲水滿，天氣又溫暖，不寒不熱，實是游泳泛舟的好季節，所以農暇之餘競渡一番，恐怕也先屈原而存在的了，只是有了崇敬先賢，就更具號召而推廣起來。這種從考據而得的推論，應該不會遠離事實吧！

次說屈原生於楚宣王廿七年（公元前三四三年）夏曆正月廿一日，終於楚頃襄王廿一年，享年六十五歲。但那一天投江？臺灣文源書局印行的《屈原賦選》所附的年表沒有記載，以楚人對他的崇敬，他的壯烈死諫震撼當時是可以想見的，應在五月無疑，但準確的日子就難說了。根據司馬遷的<屈原列傳>對他的事蹟記錄，以西漢距戰國初期為時不遠，加上司馬遷對歷史的使命感，應該是信史的列傳，記屈原的事蹟很詳細，層次按先後年代，從其先祖的家世說起，入仕由寵而衰的過程，以及屈原的性格思想與行為，寫得絲絲入扣，的確是一代作手。司馬遷這一位鐵面無私的史官，曾為李陵的遭遇鳴不平，連雄主漢武帝也不稍假辭飾，終於受腐（宮）刑之痛，還是秉筆直書漢武的寡恩，其他就可以想知了。因此，司馬遷對屈原的遭遇，對楚懷王及頃襄王的錯失，認為令屈原由絕望而致死的原因。司馬遷記楚懷王的昏庸，輕信讒言，舉證鑿鑿：第一、由上官大夫靳尚毀謗屈原，王遂疏遠，以後不復重用；第二、懷王聽寵姬鄭袖之言，將令他喪師割地的張儀放走；第三、頃襄王聽其弟子蘭和靳尚的進言，又將屈原流放，終於投江自沉。可知屈原身處在強秦壓境的時代，內有奸臣當道，而所事君主昏庸，內憂外患交迫之下，個人縱有才能，卻無法拯救國家。在流放生涯中老去，終於憂憤投江結束無可奈何的一生。

司馬遷說他「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在敘事當中，前兩句都有交待，至於嫻於辭令，我們可以從屈原大量的著作中發現，他真可謂曠世的天才。他寫的<九歌>和<九章>，實開近體詩之先河。<離騷>之騷體開漢賦之濫觴；「天問」之意，在問天，借古人事蹟抒發他的愛與憎、怨憤與不平。總結歷代興亡的教訓，對楚王發出明確的警告，幾乎全用問句構成，形式非常奇特的章法，真是一代大作手。<離騷>是一首鋒芒畢露、震古爍今的政治長詩，在屈原優異的手法下，把抒情、敘事共冶一爐，嫻於辭令的天才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從家世寫起，所經歷史，所受的排擠，令人讀之惻然；對忠君愛國的剖白，每因香草美人的景慕隱喻，也有直指其傷痛所在，令人同抱憂患。筆鋒所至，讀者隨著他的喜怒哀樂，有不能自主者。<離騷>畢竟是感時傷事的詩篇，司馬遷詮釋：「猶離憂也」。忠臣為小人構陷，致疏離其君，而憂君之不察，終有亡國之憂。因此，他對奸臣的指斥也率直而嚴厲，如：「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對貪婪無厭的朝臣，求索財利，彼此競逐，又以小人之心嫉忌賢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返。」他一方哀民生凋疲，而又自傷難以復職了。最後他以絕望做結論：「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美政兮，吾將彭咸之所居！」淺釋是：「算了吧！國無賢明之人知我，我又何必懷念故都！既不足與他們共修善政，我不如到地下去追隨彭、咸二位先賢吧！」這幾句話已明顯反映此時的詩人，有心和災難的祖國同歸於盡了。

從屈原的<離騷>，自述家世，可知他從小即得詩禮的薰陶，有先憂後樂的襟抱，致君堯舜，致國富強，做蒼生的霖雨，其志高而行潔。這些襟抱，正是屈原不容於上淫下荒的楚國當權社會，司馬遷寫<屈原列傳>，這種不合時宜的襟抱，難道屈原不知道嗎？其實他完全了解，<列傳>與漁父的問答可知。漁父問他：「為什麼被放逐？」屈原答：「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是個有學問的大隱士，說：「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焉？」可是屈原不同意，他說：「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又要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他在<九章>似自誓的拒絕同流合污：「故茶薺不同畝兮，蘭茞幽而獨芳。」他寧願投江，和忠臣的伍子胥為伴，也不願和那群小人追逐權勢和財物：「浮江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寫到這裡，就可知屈原的志行高潔了！他是不甘自污隨俗的人，他是拒絕鄉愿、拒絕「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他是表裡一致的人。讀他的文字雖多憂傷怨憤，卻是理直氣壯的。他有完全的詩人氣節與情感，讀其文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知其心事。這一位不世出的詩人，何等令我們感動！

治世與亂世，決定在人才是否適才適所，如果多數人的才位相符，自然社會安康，政局安定；否則，才智之士不能出頭，昏庸者在高位，天下那有不亂之理？我們生逢亂世，看到許多不合理社會現象，有能力的人受到嫉妒，受到毀謗和壓迫。

看看今日臺灣的亂局、困局，和屈原時代的楚國，外困於強鄰，內困於宵小治國。賢者不得其位；趨勢者，雞犬升天，貪污橫行，司法徇私。我們紀念屈原，就是還他一個公道。哀哀吾土吾民，當政者還有誰體恤民情、重視國家安危？（作者為旅加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