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28日

這兩年來沒有擔任公職，恢復了筆耕。固定寫三個報社的約稿；一個在香港，兩個在臺灣。其餘的時候，花在寫一本「一九九七香港之變」的專著。我是個閒不得的人，好飲好食尤在其次，也花了一些時間拜佛唸經。此外，應朋友之囑，揮毫染彩於翰墨之間；或詩作唱酬，尋章摘句於搔首之中。山妻恐我過分勞形於案牘之上，週末趕我出門，要我到別墅郊遊，一舒週末疲累，也可讓她逍遙於拇指方城之間，各適其所，也算合晴合理。週日兒女回家，吃一頓天倫飯，生活頗有規律。

我這個年紀同時代的人，想來十分不幸。老一代的長者，他們經歷過抗戰，有的還參加過北伐。雖然艱苦，但總算在大時代有個交代。我們這一代真窩囊，到現在還沒有看到光榮的結局。在我們還年輕的時代，沒有人敢說「青年才俊」，是個「老成持重」的年代。到「青年才俊」時代來臨的時候，我們已經不是青年了，更才俊也沒有用。這一代永遠處於尷尬的年齡，不是窩囊是什麼？「浪淘盡千古英雄人物」，我是深體此意的人吧!更何敢自況!

我有一位同鄉長輩，少年得志當過少將、省參議員，晚年到海外做「寓公」，緬懷崢嶸歲月，常不經意執杯長嘆：「此生已無大志，飲酒、吃粥、打邊爐(吃火鍋)。」道盡無可奈何之世的心境。也許我生不逢時，會走路的時候就用雙腳逃日本人的難，故有生以來不用日本貨。到今天為止，日本人還沒有悔禍，也間接證明不是我的偏見。日本為禍中國，還是沒有改變的。中國人紀念「七七抗戰」五十週年，而竟有一小撮中國人到日本去慶祝「終戰」五十週年，除別具肝肺者外，簡直想不出是什麼心態!抗戰勝利沒有幾年好過，又要逃難到香港。一九五七年來臺灣升學，中共的砲彈又打到金門來。到了加拿大留學，不久便發生「釣魚臺」運動。我們第一代保衛釣魚臺的人，三十年後還是談「保釣」，真的是「情何以堪!」我曾寫過一個專欄，在香港星島日、晚報同時刊出：「風雨江湖三十年」。寫了二年，每日一篇，連載我三十年乘桴浮海所歷，可惜沒有時間找出版社印行。再過三年又加了一個二十年；這二十年的光景，所歷又更多了。合訂來個「風雨江湖五十年」，恐怕厚厚的一本，像墨人先生那本「紅塵」了。大陸作家丁玲曾到多倫多和文藝界舉行座談會，我問她的著作有多少？她說約一百萬言。我想，我四年不到便有這個數字。丁玲以「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得過史太林獎章，蜚聲中外。中共建立政權以後，被打入右派，從此少見創作。

我在一九六二年到加拿大留學，畢業後擔任一個跨國大公司《蜆殼牌子的石油公司》經濟市場研究員， 三年後和一位當地人士開設地產公司。嚴格說起來，都沒有上司。前者的單位主管，叫做Co-ordinator，中譯很難，但不是經理，只算同級的領導者，後者是合夥人。在加經歷了「釣魚臺運動」、退出聯合國，加拿大、美國斷交等的國家變故，後來知道加拿大與中共建交，我才迫不得已，延至最後的時限〈一九六九〉才入了加籍，算是託庇外國了，心裡很難過。因此，不論我的職業是什麼，由於良知的驅使，從未放下我的筆，每年都固定為幾個港，臺兩地報社撰文。一九八三年，我完全拋棄了商務，開始專心研習書、畫。一九八五年作第一次巡迴書畫展覽，從北美大城到港、臺兩地。對自己手中的一枝筆，不管是文筆或書畫之筆，都很有信心。因此有「手中彩筆真堪健，可寫青山可寫經」之句。我多次代表香港中國筆會出席國際筆會，一九九零年，我代表加拿大地區華僑，返臺北擔任僑選立法委員。在野黨的立委說我們是外國人，不應該擔任中央民代，於是我們又重新辦理戶籍手續。到了下一屆，他們又說，凡是在臺灣有戶籍者不得擔任僑選中央民代。可知做中國人難，不做也難。海外華僑近年對國家寒心，絕不是偶然的。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我派駐香港；距「九七」主權「回歸」剛好四年，很希望能和香港人，共同奮鬥，奠定一個良好的民主基礎，作為兩岸三地的橋樑。我信心滿滿的努力工作。重新整合歷年僑訓班學員，建立全港婦女協會，並把離島的自由社團統合起來。徹底掃除官僚習氣，把國家的股權和產權全部收回歸僑委會掌握。這種種表現和斷人財路，當然招致妒忌和構陷。然而，元遺山有句「為官避事平生恥」。記得有一次我和主管辯論，力陳香港仍是大有可為的，他說我中了「港毒」。又有一次大家拍了桌子，他憤怒說，你以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他說了這些話，我已清楚港事已無可為。史云：「自古權臣在內，未有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事無可為，何可辜負國家名器，於是唱了「歸去來兮」，還我初服了。

經過兩年對香港資料的蒐集、整理和研判，寫了這本專著，約十六萬言，以我對香港的熟悉和參加實際的工作，對香港未來的前景和對臺灣的影響，「自非臆測之詞可比」（孫震先生序文語）。香港是鴉片戰爭失敗割讓給英國的，是滿清由盛而衰的轉捩點。香港對民國的肇造、北伐和抗戰，都有積極的貢獻；以後對兩岸形勢和國家前途更有重大的影響。我是本著良知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寫成這本二九九七香港之變一；呈獻於讀者之前。它是我寫作路上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