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1日

新華社香港分社前臺灣事務部部長黃文放先生，去年十一月廿三日在香港寓所逝世。我很想寫一些紀念他的文字，但好幾次執筆預備寫了，又頹然擱置下來。原因有好幾個；其中之一，他是個中共黨人，我是個身分未明的國民黨人。為甚麼身分不明呢？皆因國民黨搞一個多餘的黨員總登記。像我們具有四十餘年的黨齡的黨員有一點傷感；難道要否定自己四十年來的忠誠？就這樣一筆勾銷嗎？其他的原因也五味雜陳，就不必說了。到現在，總登記已結束，不是我不要國民黨，正如黃昭順〈國民黨立委〉說：是國民黨用這方法不要我。因此，我可以放心一點來寫紀念黃文放，免了「黨同伐異」的錯覺。另一個當時不寫的原因：黃先生逝世不久，一旦筆有不敬處，心裏總有點不近人情的自責。過了一段時期，筆觸少了這層顧忌，只要真實的，沒有甚麼不可以寫，何況黃先生也是個心直口快的人，真實就好。

我和黃文放是以辯論而開始認識；而以朋友相交在辯論終結之後的。事緣我原不認識他，但香港的亞洲電視要找國共雙方具代表性，而又在香港稍有知名度的人來辯論：「黃土黃水」的歷史紀錄片，這是國共開始鬥爭，到目前兩岸對峙的整個過程。這個紀錄片由北京電視臺拍攝、剪輯而成的。因此，可以說是站在中共的歷史觀點是必然的。預計分十三集，每周一集。主持人由名導演：蕭若元；歷史評述由香港大學李諤教授，「嘉賓」就是黃文放和我了。黃文放打出的中文字幕是：前新華社香港分社臺灣事務部部長，我的名字下的職銜是：華僑旅運社總經理。這是港澳人士回臺簽證的駐港機構，港人都知道這是國府官辦的，國共辯論的立場相當明顯。由於我事前沒有看過這個紀錄片，也不方便問其他人有沒有看過；但我對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國共鬥爭史稍有點心得，因此只提出一個參加辯論的條件：就是說了就算，不能要求重拍。一因我當時職多繁重，沒有時間；二因紀錄片原就是以中共史觀拍成，對方已佔盡上風，我靠的臨場運用史料的反擊，如此還以對方重拍的機會，我熟悉史料的優勢將完全抵銷。這個要求也因此接受了。蕭若元做主持只做引言，李諤做歷史銓釋；討論其實就是辯論，由蕭分向黃和我詢問。兩人的立場不同，自然就各據各理辯論起來了。黃文放和我第一次見面就辯論。

如果說黃文放和我認識就能合得來，未免不合情理。開始的時候就先有了定位，兩個完全不同的教育和信仰，不可能沒有若干的成見和防範，這是很自然的自我防衛。但時間久了，彼此的言行和思路都有進一步的認識，除非兩者在

各方都格格不入，否則，也很自然流露出真性情來。黃文放的經歷和我有許多相同之處，年齡相差只有兩三歲。同樣是十五歲就到香港謀生，他比我幸運，到商行做練習生，我是到工廠做學徒。他在一九四九年加入新華社香港分社做臨時

工，一年後為正式員工，從記者做起，到分社的副秘書長時退休。由於他從基層做起，很能體恤社會低層，大家稱他做「放叔」，久而久之，「放叔」成了各階層對他的暱稱。連我這像的「假想敵」，也忍不住稱他做「放叔」，他也笑瞇瞇

的接受。後來我們熟落了，大家約好早半小時抵達，在亞視員工餐廳晚膳，一個快餐或一碗牛腩麵便解決了。拍攝完畢，我多半順道送他回家。放叔雖然開明，個性爽朗，但說話很有分寸，也很說理，且只講事實，不吹牛，他對製定對臺政策頗感自豪。他如數家珍的說著第一代毛、周體制下的對臺政策，第二代鄧小平、鄧穎超、廖承志體制……至第五代的楊尚昆、吳學謙體制的對臺政策。從一九五四年北京第一次提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一九八七年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等的兩岸政策，他都親身參與。他反對無謂的政治爭論，他認為這些「八股」都是妨礙兩岸交往，他反對戰爭來解決問題，舉了很多毛、周對臺政策的指示。他不但公開說，而且在他幾個專欄上見諸文字，曾引起新華社的警告。有一些專欄且被干擾下停刊；黃文放退休後的生活不成問題，充裕並不見得。一九九六年，黃文放到臺灣訪問，我曾為此介見幾位朋友，有沒有相見就沒有多問了。

黃文放令人尊敬，不在他擔任的職位和經歷，是他為人的真誠。他給人的印象是個真性情的長者，只論這一點，他就成為中共的資產，可惜未見重用。他能接受不同的意見，並能服膺真理，有一顆善良的心。這些都是「放叔」的朋友共識的。

〈本文作者罵國府立法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