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對杜魯多之喪，有著非常矛盾的心境。他的崛興，正是中國大陸進行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失序、紅衛兵在全國大串連，政府在失控狀態，人民完全失了生存的保障。即使在「文革」以後，中共自己定評為「十年浩劫」年代。我們知道，中共對其統治大陸，在一切運動結束以後的自我鑑評，更凄慘的結局，也有兩面的說詞；不會全盤否定，惟「文革」以「浩劫」為全面負數。可知中共黨人上下都對「文革」的傷痛；也把一切罪衍歸諸「四人幫」。然而，杜魯多就在「四人幫」當權的時候，全力推動和中共建交，把中共「導入」〈TEACH-IN〉國際社會，也就是後來所謂「加拿大模式」，為中共打開國際孤立的僵局，使中共在最動亂的時候，加拿大發揮了外交拱衛中共政權的效果。如果尼克遜為中共的恩友，我認為杜魯多予中共的恩惠更多。「加拿大模式」導致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荷蘭等一系列重要國家與中共建交。這個轉變，在國府來說，是以後陷入孤立的轉折點。所以杜魯多是扭轉兩岸局面的關鍵人物，是中共的大恩人。

杜魯多是世界領袖中最可議的人物，沒有人比他更多新聞。這個「滿地可之子」，年輕時代就活潑浪漫，自信滿滿，是個人道主義者，天生對美國霸權的討厭者；曾到莫斯科參加共產主義會議，是美國海關黑名單的人物。他成為加拿大自由黨黨魁的時候，在極短的時日裏，魅力風靡了全國，一舉成為多數黨的總理，然後大刺刺的和美國總統見面。終杜魯多執政的時代，也成為美國最頭痛的對抗者。有了杜魯多，加拿大才敢說不!而且常常說不。如果說加拿大能在外交上獨立門戶，絕不依傍美國做跟班，應是杜魯多開始。杜魯多是把加拿大推上國際政治舞臺，擔任重要角色的第一人。他給加拿大人民信心與自豪，是他一生最足稱道之處。

他同是一個政治天才、愛國主義者，沒有他，加拿大可能早就分裂甚至解體，他高瞻遠矚，確定了雙語國度，使法裔加人獲得尊重；在憲法上確保了魁北克特殊地位，使法裔加人沒有再感到為次等公民，杜絕了野心家分裂的藉口。然後在動亂的時候，他毫不猶疑把軍隊進駐魁省，他不容許民主政治在議會以外作暴力抗爭。由於他展現果敢的魄力，才把加拿大規範在民主政治的和平訴求中。這是杜魯多另一種不可磨滅的貢獻。

杜魯多有著浪漫而執著的矛盾性格，所以能活潑的享受人生；在政治上能用權謀達成既定的目的。但由於過份浪漫又固執，許多不實際的措施就這樣不斷推出，使得加拿大的國債自他上臺以後一百多億累增至二千六百多億，加拿大人今天在經濟上的苦痛，杜魯多不能說沒有責任；但和他對加拿大的貢獻，似乎功可補過。換上別人，可能國債未減，而加拿大早已分裂不成國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