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很多機緣，想來想去，還是人與人之間最玄妙。有的一見如故，若前因早定，風吹不分，雨打不散，彼此又莫逆於心，人生得此知己，應是無憾了。倘偶起波瀾，陰霾蔽日，但終以情義之交，轉眼雨過天青，反增景慕，而終又歡若平生，溫馨如舊，應倍加珍惜。最不堪者，乃利盡義絕；利之同在，昔之「糖黏豆」；利盡而義絕，今之「水溝油」，反目成仇。可以共富貴，不可以共患難，或反之。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富貴，都不是君子所為。「君乘車，我戴笠，路上相逢下車揖。」古人風義，在末世不多見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情義兩字而已。近年，我們看到臺灣的風氣敗壞，「換了一個位置，就像換了個腦袋」。利盡義絕成風，看在我們的眼裡，真是怵目驚心，人心到了這種地步，還有什麼旨望！臺灣的沉淪。只此一項足以致之。曾廣順先生的宅心仁厚，情義對人，益增我們對他的懷念。

廣順先生，字天健，取「湯誓」之「順天應人」之義；故「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以為字焉。先生與先君為香港時代黨友故交，我在香港，當時以青少年忙於生活而失學。尚未識荊，到民國四十六年回國求學時，曾先生已被香港政府遞解出境，回到臺北擔任救國團教育專員。先君命我到救國團探望他，從那時開始，承他的厚愛，而我卻以晚輩之份，在他的寵愛中逾矩，視為師友之間的交往，直至他的逝世歷四十四年。而其中，從我臺大畢業以後，至民國七十九年返國擔任立法委員，曾先生與我親筆通訊長達廿八年，他每一封信至今仍保留著。他的逝世，我重新捧讀一次，體會他對晚輩的恩義情懷，益增對他的追思。

當年大專學生多很熱衷參加救國團活動，香港僑生在臺大有三份主辦的刊物，按先後有《海風月刊》、《海洋詩刊》和《綠濤》，每月出版一次。後來港澳同學會成立，又出版《港澳青年》月刊，出版費由臺大課外活動組和救國團補助。我在大二時，擔任《海風》社長，又兼了《港澳青年》創刊總編輯，跑救國團特多，與曾先生見面也日多。大三時，救國團主辦全國首屆「歲寒三友會」，我被廿九所院校代表選任為會刊總編輯，並負責蔣經國先生蒞會講演的紀錄，該次講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會期結束，救國團請我到團總部，重新根據錄音修訂草稿。如果蔣經國先生言論集有這一篇文稿，應該是出自我的筆錄。大學藝文活動四年，承曾先生的指導很多，由於我愛好寫作，四年來的文稿累積不少，在曾先生的指導和鼓勵下，由救國團負責全部經費，出版了《火花》（文集），由謝冰瑩老師和王藍先生寫序。在學生時代出文集的僑生當中，似乎只有我這個膽大妄為的人。及今思之，在汗顏中猶有青年時代的荒謬豪情。

民國五十一年，我從香港到加拿大留學，當時正是海外發起保釣運動，我也開始參加海外學生反共活動，也和曾先生開始通訊。不久，他調升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會當副主任，直接領導海外黨部。他鑑於留學生和青年移民日多，指示我離開地方黨部，參加多倫多知識青年黨部，做個種籽成員。到該黨部成員日多，他又認為我的責任完成，應該再回到地方黨部，做老黨員與社會青年的橋樑。大概以我在「多大」畢業後，已經從商，與僑社的關係日漸密切和起到作用緣故吧！我也對曾先生的指示唯命是從，一直到今未改。本是留學生，作為知識青年黨部的種籽成員，又奉命調回地方，只有我和余道生幾個而已！

曾先生擔任海工會副主任的時期到多倫多來，是民國六十二年間的事。那時，中加已斷交；我國在「加拿大模式」中的外交陣線全面崩潰，一下失去加拿大，日本、意大利、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法國和澳洲等，僅次於美國的大國，蘇聯是中共結盟同一陣線的國家，英國早就承認中共。這幾個大國的轉向，比我國退出聯合國更加形單勢孤，大國僅剩下一個美國而已。這一段時期，是曾先生僕僕風塵到海外穩定黨務最艱鉅的年代，即使如此，他還是抽空和我通訊詳談他的工作，並不忘鼓勵和指導，特別錄其中一封，以見其餘：

「家駒我兄：惠函收到了，謝謝！我在去年十二月中旬，曾赴美策進反共愛國會議事，一月初轉往歐洲，於二月初始返臺北，接著參加三中全會，和擔任海外工作會議秘書長職務，負責籌備海外會議工作，一直忙碌不堪，你的信也擱到現在才能執筆作覆，請諒！劍聲兄最近回國參加開會，對你也很讚佩，多倫多有您和一班青年朋友努力工作，實乃僑社之福。尤其是您有思想、有幹勁，我相信僑界一定有更好的發展。您除夕邀宴一些僑社長輩，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尊重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驗，這使僑社更能團結，在創新改革方面，也可減少阻力。把長輩的經驗和青年的幹勁結合起來，就無往而不利。當前國際局勢對我雖屬不利，但對於一個革命者而言，是不怕困難的，當前我國具雄厚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不是任何強權可以出賣我們的。事實上，以臺灣的戰略地位，我們也是舉足輕重的！因此，國內民心甚為安定和冷靜，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衝動洩氣，大家沉著莊敬自強，以創造新的形勢。我很懷念在多倫多和您們那一次暢敘，時間雖然短促，印象卻很深刻。請代我問候他們，我無時不在想念和你們的反共鬥爭精神充滿著敬意，祝您們好！廣順三月廿日。」試問，以後這二十年來，有那個主管海外黨務的人，像曾先生那樣關注海外黨員和黨務？

曾先生在馬樹禮先生任海工會主任期間，擔任副主任。馬先生離開以後，陳裕清、林清江二位先後擔任主任。曾先生前後擔任副主任歷十年之久。而後升任主任。我當時很高興寫了一篇《十年辛苦不尋常》的文字，刊在香港的《萬人日報》上、在這十年的副主任任期中，他對我說：「最能發揮工作能力是在馬主任時期，他信任部下。又敢為部下挑責任，是我這十年中最愉快的時段。」當然是意有所指。這些話我歷久不忘。他就職後，給我的信說：「海外工作環境日趨複雜和艱難，今天挑起這副擔子，責任實在很重大，各方期望也很殷切，現在既然負起這個重責，只有面對困難，勇往直前……我現在正在廣徵各地的高見，作為策進今後工作的參考，希望您隨時就所見所聞及意見惠告。」

曾先生擔任海工會主任以後，主導海外黨務，其建樹至多，如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主導了海外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各分部，加強海外黨部各項活動，是海外黨務最活躍的時期，也是最蓬勃發展時期。

曾先生後來出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總揆海外僑務，也是僑委會最得僑心的年代，當然亦與臺灣的經濟發展有關係，但曾先生的領導亦為主因之一。他開創了海外各大城市的「文教中心」，設置海外僑務秘書的編制，起用大批青年到海外文教中心擔任工作，又招請海外青年學人到僑委會來。中斷了四十年的「全球僑務代表大會」第二次大會召開，創設了「海華文教基金會」，重建了「僑園」成為「華僑會館」，都在曾先生任內闢劃和完成。其殫智而盡瘁於海外黨務和僑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在僑委會委員長期間，曾先生出任過兩屆增額僑選中央民代遴選委員會召集人。第一次過去以後，我有一次回臺北探望他，他問我為什麼不報名參加立委遴選。因此，第二次（民七十九年），我在梁子衡、許勝發、鍾鼎文諸先生的鼓勵下報名，又得董世芳先生、許大路先生和各地僑社的推薦，而當選立法委員。曾先生當然也扮演了決定性角色。我回國服務期間，「全球僑務第二次會議」適時召開，大會代表提案會議的主席，對二百九十多條提案要逐條由司儀唸完，也費時不少，要在兩小時作成討論、修改和決議，實在不是輕易的角色。我對主持會議和提案文字修訂稍有經驗和自信，遂向時任副委員長的明鎮華先生自薦擔任會議主席，他一口便答應下來。自薦的另一個理由，是該次全球大會是先君代表加拿大總支部，出席國民黨十二屆代表大會提案而成的決議。借先君未及見便去世了。我本著繼志述事而自薦的，結果圓滿達成任務，全部提案都有了決議，尚餘十五分鐘做大會閉幕儀式。曾先生執手殷殷向我嘉獎。其中大會有一項決議：「暨南大學在臺復校」。後來，我為此又在立法院向郝柏村院長質詢，要求落實全球僑界代表的決議。蒙其即席首肯，列入預算執行。以後籌備主任顏秉嶼先生邀我勘察校址多次，惜我未及見復校盛典，因顏秉嶼未及復校便辭職。後繼者當不知來龍去脈吧！

我擔任僑選立法委員三年，書面質詢七百多次，口頭質詢五百多次，合共一千三百多次。當年曾芙美書面質詢第一、陳歷健口頭質詢第一，兩者我都名列第二，但合起來我是第一。立法院特為我編了這兩項「質詢輯要」三卷。當時民進黨有一位委員田再庭，專門對付我，有一次我又擊中臺獨要害，民進黨有十八位委員跑上講臺，威脅我不準我再發言，咆哮叫囂圍著我，我沒有下來，轉頭問主席粱肅戎院長：「立法委員在發言時間內，是不是可以由人隨便剝奪？是那一條院內內規？」梁院長說：「不可以。你還有兩分鐘。」他們圍著我不放，我也不下臺，僵持了好幾分鐘。最後，其他委員上臺聲援我，他們才悻悻回座，我繼續在時間內發言至完畢。散會後，曾先生又執著我的手，用廣東話笑著說：「你不腳軟嗎？」我說：「你在場也看到，如果我就此下臺，以後僑選委員還能有發言機會嗎？我死也死在講臺上，沒有退一步的餘地了。」當天晚上，郝院長請人攜一籃鮮花，還寫了個中堂條幅：「立言忠鯁」一併送給我。

曾先生離開僑委會以後，為回餽同鄉而服務，也是操勞用心。這幾年，我也退休，每年在臺北總有好幾個月，見面的機會也不少。他一向生活嚴謹，不煙不酒，身體看來蠻健朗的，想不到這麼快便離開我們。我從廿歲出頭，一直到他逝世，叨承愛護提攜，今長者已矣，恩澤猶存，投止國門，已非當年面目，也許是曾先生不忍見而遽去的原因吧！但他對黨國的功勳、對人垂情義，對晚輩關愛，做了最好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