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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古今詩人的評析 3/14/2019 11:22:15 PM

記一位為黨國盡瘁、海外工作的長者─永憶曾廣順先生

 

人生有很多機緣,想來想去,還是人與人之間最玄妙。有的一見如故,若前因早定,風吹不分,雨打不散,彼此又莫逆於心,人生得此知己,應是無憾了。倘偶起波瀾,陰霾蔽日,但終以情義之交,轉眼雨過天青,反增景慕,而終又歡若平生,溫馨如舊,應倍加珍惜。最不堪者,乃利盡義絕;利之同在,昔之「糖黏豆」;利盡而義絕,今之「水溝油」,反目成仇。可以共富貴,不可以共患難,或反之。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富貴,都不是君子所為。「君乘車,我戴笠,路上相逢下車揖。」古人風義,在末世不多見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情義兩字而已。近年,我們看到臺灣的風氣敗壞,「換了一個位置,就像換了個腦袋」。利盡義絕成風,看在我們的眼裡,真是怵目驚心,人心到了這種地步,還有什麼旨望!臺灣的沉淪。只此一項足以致之。曾廣順先生的宅心仁厚,情義對人,益增我們對他的懷念。

廣順先生,字天健,取「湯誓」之「順天應人」之義;故「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以為字焉。先生與先君為香港時代黨友故交,我在香港,當時以青少年忙於生活而失學。尚未識荊,到民國四十六年回國求學時,曾先生已被香港政府遞解出境,回到臺北擔任救國團教育專員。先君命我到救國團探望他,從那時開始,承他的厚愛,而我卻以晚輩之份,在他的寵愛中逾矩,視為師友之間的交往,直至他的逝世歷四十四年。而其中,從我臺大畢業以後,至民國七十九年返國擔任立法委員,曾先生與我親筆通訊長達廿八年,他每一封信至今仍保留著。他的逝世,我重新捧讀一次,體會他對晚輩的恩義情懷,益增對他的追思。

當年大專學生多很熱衷參加救國團活動,香港僑生在臺大有三份主辦的刊物,按先後有《海風月刊》、《海洋詩刊》和《綠濤》,每月出版一次。後來港澳同學會成立,又出版《港澳青年》月刊,出版費由臺大課外活動組和救國團補助。我在大二時,擔任《海風》社長,又兼了《港澳青年》創刊總編輯,跑救國團特多,與曾先生見面也日多。大三時,救國團主辦全國首屆「歲寒三友會」,我被廿九所院校代表選任為會刊總編輯,並負責蔣經國先生蒞會講演的紀錄,該次講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會期結束,救國團請我到團總部,重新根據錄音修訂草稿。如果蔣經國先生言論集有這一篇文稿,應該是出自我的筆錄。大學藝文活動四年,承曾先生的指導很多,由於我愛好寫作,四年來的文稿累積不少,在曾先生的指導和鼓勵下,由救國團負責全部經費,出版了《火花》(文集),由謝冰瑩老師和王藍先生寫序。在學生時代出文集的僑生當中,似乎只有我這個膽大妄為的人。及今思之,在汗顏中猶有青年時代的荒謬豪情。

民國五十一年,我從香港到加拿大留學,當時正是海外發起保釣運動,我也開始參加海外學生反共活動,也和曾先生開始通訊。不久,他調升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會當副主任,直接領導海外黨部。他鑑於留學生和青年移民日多,指示我離開地方黨部,參加多倫多知識青年黨部,做個種籽成員。到該黨部成員日多,他又認為我的責任完成,應該再回到地方黨部,做老黨員與社會青年的橋樑。大概以我在「多大」畢業後,已經從商,與僑社的關係日漸密切和起到作用緣故吧!我也對曾先生的指示唯命是從,一直到今未改。本是留學生,作為知識青年黨部的種籽成員,又奉命調回地方,只有我和余道生幾個而已!

曾先生擔任海工會副主任的時期到多倫多來,是民國六十二年間的事。那時,中加已斷交;我國在「加拿大模式」中的外交陣線全面崩潰,一下失去加拿大,日本、意大利、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法國和澳洲等,僅次於美國的大國,蘇聯是中共結盟同一陣線的國家,英國早就承認中共。這幾個大國的轉向,比我國退出聯合國更加形單勢孤,大國僅剩下一個美國而已。這一段時期,是曾先生僕僕風塵到海外穩定黨務最艱鉅的年代,即使如此,他還是抽空和我通訊詳談他的工作,並不忘鼓勵和指導,特別錄其中一封,以見其餘:

「家駒我兄:惠函收到了,謝謝!我在去年十二月中旬,曾赴美策進反共愛國會議事,一月初轉往歐洲,於二月初始返臺北,接著參加三中全會,和擔任海外工作會議秘書長職務,負責籌備海外會議工作,一直忙碌不堪,你的信也擱到現在才能執筆作覆,請諒!劍聲兄最近回國參加開會,對你也很讚佩,多倫多有您和一班青年朋友努力工作,實乃僑社之福。尤其是您有思想、有幹勁,我相信僑界一定有更好的發展。您除夕邀宴一些僑社長輩,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尊重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驗,這使僑社更能團結,在創新改革方面,也可減少阻力。把長輩的經驗和青年的幹勁結合起來,就無往而不利。當前國際局勢對我雖屬不利,但對於一個革命者而言,是不怕困難的,當前我國具雄厚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不是任何強權可以出賣我們的。事實上,以臺灣的戰略地位,我們也是舉足輕重的!因此,國內民心甚為安定和冷靜,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衝動洩氣,大家沉著莊敬自強,以創造新的形勢。我很懷念在多倫多和您們那一次暢敘,時間雖然短促,印象卻很深刻。請代我問候他們,我無時不在想念和你們的反共鬥爭精神充滿著敬意,祝您們好!廣順三月廿日。」試問,以後這二十年來,有那個主管海外黨務的人,像曾先生那樣關注海外黨員和黨務?

曾先生在馬樹禮先生任海工會主任期間,擔任副主任。馬先生離開以後,陳裕清、林清江二位先後擔任主任。曾先生前後擔任副主任歷十年之久。而後升任主任。我當時很高興寫了一篇《十年辛苦不尋常》的文字,刊在香港的《萬人日報》上、在這十年的副主任任期中,他對我說:「最能發揮工作能力是在馬主任時期,他信任部下。又敢為部下挑責任,是我這十年中最愉快的時段。」當然是意有所指。這些話我歷久不忘。他就職後,給我的信說:「海外工作環境日趨複雜和艱難,今天挑起這副擔子,責任實在很重大,各方期望也很殷切,現在既然負起這個重責,只有面對困難,勇往直前……我現在正在廣徵各地的高見,作為策進今後工作的參考,希望您隨時就所見所聞及意見惠告。」

曾先生擔任海工會主任以後,主導海外黨務,其建樹至多,如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主導了海外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各分部,加強海外黨部各項活動,是海外黨務最活躍的時期,也是最蓬勃發展時期。

曾先生後來出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總揆海外僑務,也是僑委會最得僑心的年代,當然亦與臺灣的經濟發展有關係,但曾先生的領導亦為主因之一。他開創了海外各大城市的「文教中心」,設置海外僑務秘書的編制,起用大批青年到海外文教中心擔任工作,又招請海外青年學人到僑委會來。中斷了四十年的「全球僑務代表大會」第二次大會召開,創設了「海華文教基金會」,重建了「僑園」成為「華僑會館」,都在曾先生任內闢劃和完成。其殫智而盡瘁於海外黨務和僑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在僑委會委員長期間,曾先生出任過兩屆增額僑選中央民代遴選委員會召集人。第一次過去以後,我有一次回臺北探望他,他問我為什麼不報名參加立委遴選。因此,第二次(民七十九年),我在梁子衡、許勝發、鍾鼎文諸先生的鼓勵下報名,又得董世芳先生、許大路先生和各地僑社的推薦,而當選立法委員。曾先生當然也扮演了決定性角色。我回國服務期間,「全球僑務第二次會議」適時召開,大會代表提案會議的主席,對二百九十多條提案要逐條由司儀唸完,也費時不少,要在兩小時作成討論、修改和決議,實在不是輕易的角色。我對主持會議和提案文字修訂稍有經驗和自信,遂向時任副委員長的明鎮華先生自薦擔任會議主席,他一口便答應下來。自薦的另一個理由,是該次全球大會是先君代表加拿大總支部,出席國民黨十二屆代表大會提案而成的決議。借先君未及見便去世了。我本著繼志述事而自薦的,結果圓滿達成任務,全部提案都有了決議,尚餘十五分鐘做大會閉幕儀式。曾先生執手殷殷向我嘉獎。其中大會有一項決議:「暨南大學在臺復校」。後來,我為此又在立法院向郝柏村院長質詢,要求落實全球僑界代表的決議。蒙其即席首肯,列入預算執行。以後籌備主任顏秉嶼先生邀我勘察校址多次,惜我未及見復校盛典,因顏秉嶼未及復校便辭職。後繼者當不知來龍去脈吧!

我擔任僑選立法委員三年,書面質詢七百多次,口頭質詢五百多次,合共一千三百多次。當年曾芙美書面質詢第一、陳歷健口頭質詢第一,兩者我都名列第二,但合起來我是第一。立法院特為我編了這兩項「質詢輯要」三卷。當時民進黨有一位委員田再庭,專門對付我,有一次我又擊中臺獨要害,民進黨有十八位委員跑上講臺,威脅我不準我再發言,咆哮叫囂圍著我,我沒有下來,轉頭問主席粱肅戎院長:「立法委員在發言時間內,是不是可以由人隨便剝奪?是那一條院內內規?」梁院長說:「不可以。你還有兩分鐘。」他們圍著我不放,我也不下臺,僵持了好幾分鐘。最後,其他委員上臺聲援我,他們才悻悻回座,我繼續在時間內發言至完畢。散會後,曾先生又執著我的手,用廣東話笑著說:「你不腳軟嗎?」我說:「你在場也看到,如果我就此下臺,以後僑選委員還能有發言機會嗎?我死也死在講臺上,沒有退一步的餘地了。」當天晚上,郝院長請人攜一籃鮮花,還寫了個中堂條幅:「立言忠鯁」一併送給我。

曾先生離開僑委會以後,為回餽同鄉而服務,也是操勞用心。這幾年,我也退休,每年在臺北總有好幾個月,見面的機會也不少。他一向生活嚴謹,不煙不酒,身體看來蠻健朗的,想不到這麼快便離開我們。我從廿歲出頭,一直到他逝世,叨承愛護提攜,今長者已矣,恩澤猶存,投止國門,已非當年面目,也許是曾先生不忍見而遽去的原因吧!但他對黨國的功勳、對人垂情義,對晚輩關愛,做了最好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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