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和梁家傑經過兩場公開辯論，雖然無法改變勝負已定的結果；但對香港人爭取普選的意義言，還是重大的。因此，曾蔭權答應這兩埸公開辯論，不管是他自作主張，還是徵得北京的允許，都應在香港人爭取普選的過程記上一功的。如果他不同意，按照北京過去的意識形態，是不會自動向曾蔭權建議答應的。

曾蔭權積取第一次辯論的教訓，不再拘謹於防守，表現也確實比第一次好得多。最可圈可點的一段，當梁家傑自詡為無權無錢無票的族群代表時，被曾蔭權將了一軍：我不但可以代表無權無錢無票的族群，還代表了有權有錢有票的族群，反對將香港分裂成階級鬥爭(大意如此)。曾能把握機會，他的急智與口才真不錯。梁身為大律師，對曾的辯論反而沒有回應，計不及此已是疏忽，臨場應變也缺少了才智。如果梁能回應說：身為香港特首的候選人，誰不想他的代表包括全港各個階層，就是因為現行的選舉制度不合理；公民的權利是平等的，如果能一人一票產生特首，就知道誰更有代表性；我是爭取和諧而不是分裂。

能選香港特首的選舉人票只有八百張，已是十分嚴重背離真實的民意，這個制度當然不合理。更不合理的，竟容許一部分人不只投一票。例如黃宜弘等四人，可以香港立法局議員(一票)和港區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另一票)投下兩票。又能像李嘉誠、蔣震兩個家族，李家三父子三票，蔣家父女三票。八百票絕大部分控制在有權有錢的人手上，這個不合理制度不改，少數統治多數很快成型。

(原文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刊於多倫多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