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香港舉行的“泛亞華文作家會議”中見過詩人余光中。今年又在臺北召開世界華文作家（第七屆）會議相見。早在一九八八、八九年的國際筆會會議，分別在漢城、多倫多和蒙特利爾都見面。這些國際性的作家會議，我們差不多都遇上，可謂有緣。

其實，我未識余光中之前，就認識他的父親，是一個畢生效力僑委會、服務海外僑界的恂恂儒者，僑生稱他英公而不名，很受僑生、僑民的好感。余光中名滿天下時他還沒有退休，是個享有高夀的人。中山大學在高雄復校，籌辦的首任校長是李煥，李調掌教育部，由林基源接任，那時余光中是文學院長，林校長介紹我認識余，應該是八十年代的中葉了。

余光中從學生時代便開始寫新詩，除教學外，並畢生致力於新詩的創作，出過新詩集《蓮的聯想》等多種，篇篇可讀，譽多於毀。毀余的我讀過陳鼓應教授：“這樣的詩人”，配合一個“不文”的中指，予人有怨毒的感覺。這本書完全衝著余光中而來。另一本藍海文的新詩《手術臺》（未核對），其中也有余光中的作品，被藍在手術臺解剖（分析），有許多還代為修正。主要認為“冗文”多而削去。這一點也有見仁見智的看法。過分的削剔，會變成瘦硬。詩文均如此，句中的迥旋跌宕，如虛字的適當安排，予人搖曳生姿的風采，不能一概視為冗文而削去。在眾多寫新詩以至現代詩的詩人中，我還是喜歡余光中的多：意象清晰，有詩的味 道和節奏感，情摯而文采，時下詩人少有能及。

記得八九年在多倫多舉行的國際筆會會議，有藉“六四事件”的發生，一些適時留在國外的作家，向當地以難民身份申請留下來。一個從英國而來參加此次筆會的“詩人”多多，大概三十左右吧！大會安排他的新詩朗誦會，我們懂中文的作家都去捧場，並為他能離開北京而慶幸，沒有計較他的作品好不好。我還特別在朗誦會後找著他，熱心問他今後的新生活如何安排，還自告奮勇可以代他找報章、雜誌來發表他的作品。可是他說：“這樣發表，我沒有興趣；要的是出版社承包發行。”我怕他還不知道中文詩集的銷量，未必很理想，先找一個固定的發表地盤也不是壞事。可惜我的熱臉貼在冷屁股上。他冷冷的說：“那你找我的經理商量吧！”就沒有多說走開了。我把這事告訴余光中，有點訴苦的味道。 余說：“如果我是你，我會說，好吧！我叫我的經理找你的經理商量。”反給他幽了一默。

從李登輝到陳水扁變本加厲“去中國化”，中文的教學水凖大大降低了。教育部舉辦的“聯考”題目也像火星文，臺灣的中文水凖確實大不如前；余光中等的有心人，發起了“搶救中文運動”；的確是適時的補救活動。

陳水扁被銬進了看守所時，也大發詩興寫了兩首新詩給他貪婪的老婆。這個人把“罄竹難書”解成正面讚美的成語，其中文水凖可思之過半。人問余光中，余光中只說了一句：沒有文采。

余光中對許多不合理的簡體字也很感冒，還很慶幸自己的姓名沒有被簡化，因為簡到不能再簡才逃過一劫。由此看來，是否也列入他搶救中文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