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有「中華文化加國行」，先後由首站的多倫多，而渥太華、卡加利到最後一站溫哥華。他在加國中文傳媒似多稱為「中國文化界名人」；這也許是主辦者加強他的號召而設的；但也說明主辦單位對普及性的要求，超過嚴肅性的學術。如果以此而論，易先生此行算是成功的。入場票不算便宜，我到場兩次，所見是座無虛席的。聽眾以大陸移民和留學生居多，也說明易先生飲譽中國的盛名；對海外的大陸人士是有吸引力。

「以獨特的見解顛覆一般人對歷史人物印象」；這是主辦者的宣傳招數。易以「品三國」等系列，崛起於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三國演義」列為我國名著，原著對人物刻劃生動，情節佈局奇峰迭出；本來就夠吸引，原著描寫人物著力的諸葛亮「智絕」；曹操「奸絕」；關羽「義絕」。繪形繪聲，使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孔明的「草船借箭」、「空城計」、「舌戰群儒」、「罵死王朗」、「平五路」；連逝世後也出現「死孔明嚇走生仲達」(司馬懿) 。京劇許多劇目、平話、京韻大鼓、說書都有許多從「演義」衍生出來。曹操在舞臺上的「奸白臉」，不論南北戲種都一樣；以致曹操的歷史名聲，怎麼洗也還是「奸白臉」。關羽的義薄雲天，劇目也很多，京劇粵劇的「無雙臉」的「紅面關公」也定了型。由於「義絕」的形象深入人心，與民族英雄岳飛並列「武聖」，不但如此，民間還稱他做「夫子」、稱「關帝」。「文武廟」就是奉祀孔夫子、關夫子。所以有慨歎：‘武將幾見稱夫子’和‘稱帝’的殊榮。實則正史「三國志」對此三人都有不同的評價。其他如劉備、孫權、周瑜、魯肅等眾多人物。「三國志」和「三國演義」每多不同，後者的確「顛覆」前者。易先生對「三國」人物和「一般人」對「三國演義」的人物當然不同。他取材自正史的「三國志」(陳壽)著；但沒有顛覆陳壽的認定，惟易先生能綜合陳壽的分析和事故的演變，還算自有見解，但並未出現新發現的「顛覆」。

談到中國文化，易中天認為：「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個人本位，強調個人意識；中華文化是群體意識，一切以群體為先，其後才個人」。易中天對西方文化的認知，未脫離某種立場的意識，誤解個人主義衍生個人本位。真正了解「個人主義」並不如是觀；它是人在追求個人的成就，誘發人潛能發揮到極致；而個人的成就，使整個群體(社會) 獲益，這是西方發達的主因。因此，西方文化是強調個人權益的保護，而擴及群體公義的實現為目的，並不止於「個人意識」、「個人本位為核心」。此中有很大的差異。易中天以「中華文化是群體意識，一切以群體為先，其次才個人」。同樣是某種立場的意識；起碼不是傳統文化主流的意識。儒家從「正心、誠意、修身、齊家」做個人自我要求的起點，然後擴大到於「治國、平天下」，使群體蒙利，其過程適可與易中天的論點相反。老莊思想更重個人，群體可以「無為而治」。易中天的論據僅接近墨子的「兼愛」。「文化的認知」與認知而提出「實踐」是有層次上的分別。易中天認為「法家思想才造就了後來的秦漢帝國。」也是對了一半；法家造就秦帝國是不錯的；但不是漢帝國。漢高祖入咸陽，與民約法，主要廢秦的苛政為號召；立國後便實行，用黃老思想：「與民更始」、「生息」。才有「文景之治」。武帝黜百家獨尊儒家，也是「造就漢帝國」的原因。不是法家思想。

易中天認為「造成中西文化差異的分叉點是在原姓氏族及部落時代過渡到文明時代時，西方炸燬氏族血緣組織，過渡到城邦國家與公民社會。」其實這個過程，易中天忽略了西方和中國一樣，也經過漫長的君權時代，到現在還存在君主殘餘的舊影；如英國、荷蘭、丹麥、西班牙、瑞典等還有皇室的存在，而且一脈相承，也屬血緣，如果說「炸燬」，倒不如中國辛亥革命的徹底。可知西方列強能建立一個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實施的結果，也是中國和西方同樣經歷漫長的君權時代而有不同的結果，這才是中西的分叉點。他原先認定西方文化的個人本位；現在又說‘炸毀’血緣組織過渡公民社會；是矛盾的自圓其說。同樣，易先生原先說好的中國文化是‘群體為先’，然後才個人。則中國自應順理成章容易建立‘公民社會’而後才個人本位；為什麼現在又顛倒過來？暗示中國的公民社會不像西方國家這樣容易建立，豈不又和原先論定的‘群體為先’，不能自圓其說嗎？

中國的封建思想和社會，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去檢討，不是全無是處，一律要打倒。中國雖然一如西方經歷漫長的帝制，但治權始終落在平民的「士」群掌握，所以「暴君」的出現不多，反不如西方的暴君多。又例如倫常的父慈子孝、克己復禮、慎終追遠、四維八德。都是我傳統文化的封建思想，如果中國文化要將封建思想一律廢除、打倒，我不知中國文化還剩下什麼！只要我們去其糙粕，存其精華；這才是發揚中國文化的正道。易中天善言能道，但我認為：為易中天先生計，「一般人」的掌聲，如果換成學術界對他的認同會更好、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