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神州之旅》讀過的馬寅初(曾任北大校長)，對毛澤東的「人多可辦事」鼓勵生育，提出異議而被鬥，連臥室也貼滿羞辱性的標語。可惜語焉不詳，點到即止。大概亦如他所顧忌：恐怕「未到長城先入秦城」吧!以後大陸厲行一胎化，使大陸社會性別失衡和諸多後遺癥，可知馬當時的論點是正確的；毛澤東是錯誤的。

陳寅恪是個大學問家，其識見淵博，國學亦非常人可及。生於當時，他有滿腔悲憤，他的詩作中有兩句令人很震撼；「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吟詩欠斬頭。」前句道盡學人的悲哀；後句對暴虐的年代，提出憤激抗議；所欠者唯一死耳!豁出去了!這種仁人志士，在亂世中特別令人動容，中華民族在許多劫火中每能重獲生機，正是這種堅貞剛毅；知識分子特別負起文化傳承的文化人，能不勉乎！

我在七十年代的初期，也是《星島晚報》全盛的時候，開始濫竽藝文，用程千里的筆名寫專欄，接「戎馬書生」朱振聲先生的版面，寫《風雨江湖三十年》，以後就一直寫下去。

我還在其他港報寫專欄：香港時報、星島日報、快報。臺灣特約的有中央日報、中華日報、青年日報、新生報、大成報（兼主筆）。不定期的有聯合報、中國時報等。大多為時政評論；惟青年日報副刊則一定談文論藝。因此，我第一次到多倫多總領事館申請回鄉證時，口頭問話就答道：「過去是個反動派。」

六十至八十年代，身為海外文化人，誰不反對大陸不合理的制度？九十年代，又怎能不反對臺獨？國族多難，又誰教你做中國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