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發生過的真實紀錄，這是最籠統和最簡單的詮釋。細分有各類研究的範圍，就有各類的歷史；人類史就有整體的人類史，細分就有各種民族史、國家史、社會、朝代諸史。人類的進化，歷史比較複雜，由於人類主宰著我們的世界，她的進化相互影響，不免產生不同的史觀，但真實的紀錄還是歷史的原則。

歷史離開了真實的紀錄，就不是歷史。例如製造史料專以譭謗為目的，我們稱為“謗書”。專製造假偽的史料的，我們稱為“穢史”。都不能稱歷史。歷史是真實的經歷。中國歷史過去設有史官，大數來說還不失為稱職的。像太史公司馬遷在漢武帝威脅下，還是秉筆直書，結果慘遭“腐刑”（又稱“宮刑”）。歷朝也有幾個皇帝偷看過史書及身的紀錄，也不敢說出去和有任何異議。可知道史官一脈相傳的風骨。明太祖修元史，廣邀當時文史家主修者汪克寬（字德一，祈門人）、趙仿（字子常，休寧人）等，書成，明太祖想留他們任職，都不答應，回到民間講學。可知以前史學家不會歪曲歷史，諂媚征服者。明史一直至康熙中葉，到明鄭覆亡以後，才修，應詔修史以張廷玉為首（安徽桐城人），是清代大儒，是一部立論中肯的史書。清史在民國以後，以國家多故，到今天仍沒有修，民間雖有，但不能算全正史。中國歷朝，要到朝代完結才修，而且都很中肯，和現在的“謗書”“穢史”差得太遠了，都是預設立場不忠於歷史的宣傳品。“欲亡其國，先亡其史”。歷史對國家何等重要，歪曲歷史的人，或使人看不懂歷史文字的人，都是參加亡史、亡國的“先行者”，也是以此“殺天下後世”的政治手段而已，不可視為歷史。

過去能寫歷史的人，本身就是文章大家：左丘明、司馬遷到漢書的父子女三人，都是文章一代的作手（大手筆）。歷朝史官，民間修史之命官，同樣是大文學家，遂常合稱“文史”。正史就是信史。文章好是一回事，但總之一板一眼，少了一點吸引的花俏，文人開始另闢蹊徑。六朝就出現“小說筆記”，以當時的人物掌故記敍事蹟，至唐宗大盛，我們概括的稱做《歷代小說筆記》，就是歷史小說的濫觴，算來不是正史的裨官野史，後來進一步發展為歷朝演義。《三國演義》就是著名的歷史小說。凡有“小說”兩字，都必有創作的成分。“歷史小說”一詞，落點在“小說”兩字，因此，除了不妨礙歷史的結局，情節是可以附會、虛構的創作。《三國演義》引人入勝，就是創作的成功。就以上述的“演義”來說，伏線的情節，和《赤壁之戰》有關的：龐統獻計、借東風、蔣幹中計、黃蓋苦肉計、關羽釋曹等這種關鍵性的情節，在正史都不存在，最多也一語帶過，但《演義》所佔的章節甚多。可知創作所佔的比例，遠遠超過正史。我引述坊間的評估是三分歷史，七分附會、虛構，已從俗高估了它。絕對不是顛倒過來。我對史料的鑒定和“史識”的知識的訓練還有點信心。如果七分歷史又何必創作“演義”？

做學問是一步一個腳印的，不能取巧。“盡信書不如無書”；袁子才說“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古人也有騙人的，全在“史識”的鑒辨：“史識”的基礎在博覽。同是做學問的基礎。讀者有學術上的疑問，我是樂意多花點時間做些評析，並不是“好為人師”的解惑，而是有感失實的《歷史》太多了！還請高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