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長河中，中華民族歷經劫火，在危難的時候，必有一班仁人志士出來，做著為民族、文化復興的工作，哪怕是點點滴滴的事功。因此，雨過天青的時候，我們的民族、文化又欣欣向榮了。這種歷史的傳承，所以我們的民族能日新月盛而不中斷的主要原因。

這兩個多月來，所有對我“博客”的評論都讀過。得到一個結論：中華民族復興，文化傳承是光明的，不會中斷的。有一位讀者讀到“四無”，只簡單寫下：“我記住了！”為報盛情，興起我補寫這篇。

“四無”是南宋名臣（位至丞相——光宗年代）崔與之（字正子，諡號 清獻）提出的：“無以嗜色殺身，無以嗜財害命，無以政治殺人，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他是廣東人。在廣東一地以鄉賢而入從祀孔廟。我們稱他崔菊坡先生。新亞書院（在香港，創辦人錢穆）曾以考研究所入學試的中文作文題目，就是釋“四無”。錢穆南下香港，創辦該校，以後成為中文大學一部分。這位國學大師，晚年為蔣經國接到臺灣，劃地由他自資建立“書素樓”作晚年停居之所，到陳水扁任臺北市市長，竟說工地未辦手續，強迫錢搬出。我曾寫了《書素樓風波》三篇為錢氏辯證。但錢氏還是被迫他遷。不久憤慨逝世。陳又假惺惺道歉。“四無”雖然是個人立身處世的戒條，但在今天以財色殺身的社會，不啻暮鼓晨鐘。而政治殺人之戒，如果我們的社會，在上者能遵守，說之不盡的枉死、冤死和許多未經合法審判的濫殺就可以避免，當年草菅人命的某些運動就可以中止。學術殺天下後世更嚴重，不但殺當代，還殺後人，所有邪說的著作、哲學思想、邏輯思維都是這一項歸類。讀者清明，自可以判斷。崔公真是仁者懷抱了！“四無”屬戒條，在今天看來，還有積極的心防作用。另一個“四為”看似“作為”，但其實才是消極的：“為書憂蠧，為月憂雲；為花憂風雨；為才子佳人憂命薄。”是張潮說的，他是個菩薩心腸的人。

錢穆有個得意弟子余英時，新亞研究所畢業後，在哈佛得博士。他認為今之知識份子，應改稱“讀書人”。讀書人原本是傳統的“讀書人”同一稱號。今之知識份子，只屬於識字的人，再推廣一下，高級的知識份子是專業的分類，缺乏傳統“讀書人”的共識：以天下事為己任；以文化傳承為使命。余英時賦予時代的精神，認為“讀書人”應加上以人為本的襟期。當然在暴亂與草菅人命的年代中，也是我們所期盼的風氣。我國積極的“四為”，賦予讀書人的責任和歷史使命，是張載（字橫渠）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語譯是：立仁心於天地之間，使萬物不失時，萬民得樂利；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珍惜生命。繼承文化，聖賢古訓得以流傳下來。為後世子孫的未來，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環境，推廣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這是一個志士的襟期。我們未必有此能力，但不可無此心。

我還是希望讀者給我批評和指教，設立了電子郵箱公佈在博客裏。不過，我先聲明，由於我還不懂打字，手寫板只能簡覆，不敢保證無“亂碼”出現和必覆，請讀者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