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周來，海外報章對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提交的《國家賠償法》的修正草案，修改了現行的國家賠償法的原有規定：‘違法才賠’的立法準則；頗引好評。什麼是‘違法才賠’？就是：《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承擔國家賠償責任。》而修正草案是：《只要是公權力侵犯合法權益，受害人就有權獲得國家賠償。》刪去了執法者《違法行使職權》的前提。更清楚的說：不能藉口公權力侵犯合法權益，一旦侵犯，受害人有權獲得國家賠償。

法治國家一定有《國家賠償法》；如果依報導的範圍，屬於公權力行使的失當時的補救；更清楚的說，是對法律未盡善、執法者未盡責的補救；更何況是假案、寃案和錯案；因此，稱之為《寃獄賠償法》更恰當。這是對公權力的約制。法律的建立，不但對不法的人起阻嚇作用，同時也慎防執法者濫用公權力，前者危害社會規範，和後者危害法治。賠償法就是兩者之間的平衡點。《國家賠償法》的範圍更廣；不只公權力直接侵犯公民權力得到賠償，連間接的措施使得公民受害也包括在內。例如公路的陷洞未補修，以致駕駛失事，造成人車俱傷，公民可依法控告政府索償；又如政府驗收工程未妥，以致房樓倒塌；公民亦可興訟索償等等。都是《國家賠償法》範圍之內。總之，除了無法預估的天然災害，任何人為的錯失，都在《國家賠償法》之內。因此，汶川地震的自然災害，除非政府有確鑿的證據，沒有人為的錯失縦容豆腐渣工程，否則，《國家賠償法》依法對公權力執行上錯失，就應對受害公民賠償。

綜合報章指出，《國家賠償法》能夠修正的共識；是有鑑於年來‘寃案層出不窮’（見星島日報北美版中國要聞六月二十三日）舉出：胥敬祥《搶劫冤案》，從1992經四次無罪抗告，仍維持原判，到省高級法院終局裁決撤銷原判，胥已冤枉服刑十三年；《佘祥林殺妻冤案》，其妻張在玉失蹤，因懷疑為佘所殺，1998年以殺人犯服刑11年後，竟發現張在玉未死。聶樹斌《冤殺案》：1995年警方證實聶強姦、殺人被槍決；其後查出真兇王書金。楊明銀《殺人冤案》：1995，楊遭警逼供承認搶劫殺人，判刑16年；至2005年，由貪污官員檢舉真兇才得釋放，但仍為警方軟禁，防止他向外泄秘；還有《史建強冤案》、《陳珍福冤案》、《滕興善冤案》、《高宏亮冤案》、《孫萬剛冤案》等等。都是轟動一時的大案，不能一一列舉了。報章認為：這些舉例，只是冰山一角；沒有揭發的比揭發不知多少倍。則天下冤案冤獄之多，不幸發生在吾土吾民，思之何等令人愴懷！

草案同時規定：‘〈對公民採取拘留、逮捕措施後，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受害人有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同頁星島日報）這個規定，沒有前提、也沒有但書。如果真能貫徹執行，一定能阻嚇執法者對公民濫拘濫捕。因為行為要件成立，即使立刻釋放；受害人就有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如果認為對執法者苛刻，那就錯了；文明國家的公民，不須證明本身沒有犯罪，所謂〈無罪取證〉是也；執法者要提出確鑿的證據，才取得法院的拘押許可，始能行動。犯罪取證是執法者的責任而不是公民；是防止濫拘濫捕唯一的法門；公民的人身安全才有保障。也是執法者也要守法的精神所在。

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法律的訂定最講究精細和具體，所以法律的籍典是最厚的一本，就是巨細無遺列載要件與條文，盡量彌補所有漏洞。《國家賠償法》的修正草案，據報導由於〈有的常委會的委員和一些部門還提出，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作出撤銷案件、不起訴決定的案件中，包含了有輕微犯罪行為的情況下，有關機關依法對當事人的違法行為給予行政處罰的，國家不應承擔賠償責任。〉（見同頁）因此修正草案有了這個《但書》：〈但依法受到行政處罰或者處分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法律是社會的規範、是公民自由、生命、財產的保護傘。它的訂立是嚴肅而慎密，不是誰提出就要兼顧。所以法律由專家而不是多數決定。更何論〈有的常委〉和〈一些部門〉？刑事當要刑事訴訟法經法院審判，違法者依法判罪；不能予〈行政處罰〉，這是行政權侵犯司法權。法律便成具文，是權大於法之弊。尤恐寬嚴徇私！更有甚者，有了這個《但書》，執法者對冤案的造成，容易找到《輕微犯罪行為》而予受害人《給予行政處罰》，執法者容易〈依法脫罪〉；而受害人冤上加冤；有此《但書》，確實不妥。如果草案尚未正式通過，尤望袞袞諸公，慎思卓裁；國家幸甚、法治幸甚、人民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