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來臨的當年，過氣的列強如英、法等相繼喊出：〈21世紀是中國人的！〉國人對這句話是好、歹意都很少追查；或者想：打個折扣也是好事，還沿著這個思路，把它轉變有中國特色：〈和平崛起〉、〈漢唐盛世〉，國產轉外銷。今年的例行兩會，在金融海嘯後期的今天、各國尚嚴肅注意演變之際，表現出空前和諧；代表、委員面露笑容，一片漢唐盛世聽不到盛世危言；和平崛起而見不到民怨崛起。也的確，以今日之中國人力、財力、智力，如果兩會要處理民間疾苦，是完全有能力的，真如〈為長者折肢〉這般容易；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的困難。其不處理或未處理：〈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中國還在衰敗的次殖民地的時代，許多列強已崛起，到現在實際上也還有多少國家比我們先進；那些先進經驗，已經實驗過可行，那些缺點可避，都擺在我們的面前。過去還侷困在〈凡是敵人說好的，我們要反對！〉這些人類生存過程中的經驗，是人類進化時付出過代價而成共同資產；不是那個可專利。除非我們還殘存著頑劣的愚民意識，沒有不可學的；來減少我們在進程中的困難和代價。

〈為農民兄弟說幾句話〉：上一篇同樣為兩會召開而寫的博文，有些讀者質疑：最重要而廣大的、最貧苦、生活極待改善的族群：〈把農民兄弟漏寫；應該為他們說幾句公道話。〉除了少數特權階層，廣大的基層族群都有不同的苦痛；你想想百份之九十五的財富，控制在千份之二的人的手上就可知道：只有小貧和赤貧；小康的中產階級還不多；所以還成不了氣候。我們說中國兩極就只有貧富，我用〈人民〉來作概括性的基層族群而論述，沒有細分族群而已。茲擇要補上：中共建政主力是農民，開放後出口成品能搶佔世界市場，主要還是仰賴農民工低薄的工資。工資在先進國家生產中，是成本中最大部分或主要部分。我在這裡舉一個例：加拿大最低工資每小時十元（加拿大幣，伸算約現值七十二、三元人民幣）；這是全無技術、氣力可言的，眼見即能上手的簡單工作，如沒有氣力的婦女在餐館洗碗、在酒店掃地之類；大規模的企業便有工會組織，即使如上述的工作，自有工會為這些工人出頭作集體談判，就決不會最低工資了！有氣力的工人，如為街車倒垃圾的，論年資每小時二、三十元是常見的。我所了解的中國農民工的工資，真值得我們同聲一哭。我們的企業家的良心何在！美國阿拉斯加發現石油礦，政府出面和企業家達成恊議，以當時豋記的省民，每人佔一股。從第一年開始，按一股分紅，就有一千美元，一直根據恊議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終止。如果我們官員沒有幫著企業家徵收農民土地就不錯了，會和農民分享資源嗎？聽說廣東東莞也有一地區，當地村民賣地，存款以後足夠全村子弟讀博士五十年。今天我們外匯存款二點四兆；有多少成數是農民工的血汗錢？撥一部分（如一兆）為廣大農民脫貧，不但民怨全解，還為內需創造一個全世界無可比擬的市場，我們還需要向歐美列強打躬作揖求訂單、求解禁、求自由貿易嗎？比錢交到當地官僚、國企手上建樓房炒地、生產過剩要好多少？這個就是〈為與不為〉而不是〈能與不能〉的問題！

選舉法修正了嗎？兩會年年有修正案，修了六次；應該修好了吧！但一讀黑龍江人大代表、又是律師的遲夙生對記者的分析，就知道還是拖下去。遲的分析，讓記者廣為報導，用一個有法律的專業知識的代表，自然多些公信力，在這種重大問題上，他的發言，絕不是偶然性的。他怎樣說詞：〈農民工的生活地區和工作行業都是變動的，有時地區和行業的利益及要求不一樣甚至矛盾的。這樣，這個農民工就不可能真為這個選區而投票。〉唉吔！可真要感謝出了這麼一個律師代表，這麼用心為人民是否為選區真正利益而投票！他糊那沒有選舉知識和經驗的農民工可以，否則真令人絕倒。作為地方選舉的選票也好，作為功能選舉的選票也罷；投票人能在自由心證下，才算是真正的選舉。選舉制度無從規定選民為那種是真正利益而投票，《神聖一票》是指選民能完全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投下的選票。即使出現矛盾，只要是自由心證，沒有人能干涉選民的自由選擇，這才是真正的神聖選舉。這個律師只適合做人大代表，不適合做選舉法的律師，有了遲夙生代表，選舉法就《遲夙生》了。任何一個在歐美實施民主選舉地區生活過的中國人，對選舉制度一聽就懂，也沒有出現投票有困擾、矛盾，主要是無人敢干涉。為甚麼在大陸有這種種困惑、困難？至於農民工、上訪者的流動人口未作明確的規定，也成為選舉法無法定案的理由。那一個國家沒有流動人口？這些國家就沒有選舉嗎？真不可思議。解決方式多的是：可以提早投、通訊投、向政府公告設定為不在籍選民的地點投。難道我們不能借鏡有選舉經驗的國家嗎？要有心來解決，能難倒十三億人的智慧嗎？也是〈不為〉而不是〈不能〉。只有賤視選舉才不能解決問題，目前實行的村級直選，在香港各報報導：〈有關規定籠統，亦無操作細則，為買票、賣票、村幹部控制選舉提供了空間。〉〈周先生說：別說流動人口，固定人口有真正選舉就不錯了。他今年40嵗還沒有選過一次，連選票什麼樣的都沒有見過。香港特區人民都不能選特首，何況我們！〉〈安徽王先生說：上級召集村裏黨員指定選誰，新村長就是他了。村民連一聲也省了，不知新村長是誰！〉（見三月九日香港明報A15中國專頁）鄧小平對香港基本法也指示過：宜寛不宜緊。原來籠統易操控。

觀念的改革更重要？經過多少年有意無意的誤導，許多原本淺易的道理，在私見私利當頭，初尚內咎神明，漸漸積非成是，連始作俑者自己都忘記了是非。我們看到的明明是歪理，但說歪理的人卻理直氣壯十足；就知道這個社會病了！有心人就想醫好它、才能改變它。社會學家都知道，改變硬體容易，改變軟體的觀念最難。例如過去把溫情當做封建遺毒而不是自然的人性表現。十八歲為中國在冬奧爭得三面金牌的周洋，第一次說出感謝父母的辛苦裁培，希望有能力改善他們的生活，立即受到指責，認為第一要感謝國家。誰是國家呀！為國家爭得三個金牌，不是為國家爭得了光榮嗎？不是感謝了嗎？依此公之論，如果爭不到金牌，何以感謝國家？是否要自殺以謝罪國家？但他的指責，還是有人緩臉，這種官官相護，我們的社會還有公義嗎？又如某將軍提倡〈軍事崛起〉，這種窮兵贖武的思想，那裏是現代軍人！徒以人好戰的藉口！又如桂局長韓峰的性愛日記外洩，也還有人出來辯護：半年內只貪了六萬和一個情婦！實在還是個〈好官〉！

後話：很多海外媒體把兩會當成娛樂化報導，網民也有這種傾向，在我看來是值得兩會檢討的。有一些不必要的作為是兩會自動娛樂化，例如挑選年青漂亮的小姐做接待員，身裁一律穠纖適度，巧笑倩兮，究竟和這嚴肅的國家議政有什麼關係？還有那些出主意操控的人，何必向記者傳話：那些不能炒作、那些不能發問，都成為小道消息的來源。投票器加蓋等沒有水準的發言不少，以人對代表、委員的質素懐疑。我趕在散會之前提出本文，禍棗災梨，如能有些匡補，已是意外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