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1）兩會從三月三日，首先由全國政協開始；開幕由賈慶林作工作報告。中共建政後，也比照憲政制度，創設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民監督政府；就是民主政制的議會。人民代表還形式上由黨選舉產生。至於那個由政協委員會的組織成員，連選舉的形式也免了，由共產黨發佈任命就是了。這也有其歷史淵源的，追溯過去大陸還由國民黨統治的時代，有一批自稱民主人士，支持當時共產黨提出政治協商的主張：要各黨派協商下產生憲法、協商下組織聯合政府、反對國民黨一黨専政。當時各黨派（包括中共推派的代表）在1936年的政治協商會議，經五月五日通過的《五五憲法草案》；但因全面抗戰，制憲停頓下來。到勝利後1946年十一月十九日，經政治協商會議修正該草案；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但當時國共內戰爆發，中共沒有參加。但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還是根據政治協商會議修正的草案為張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另制新憲。過去那些參加過政治協商的人士，沒有一個敢提出異議，更別說組織聯合政府，分享政權了；但因為有這個歷史淵源，這些黨外人士，由中共任命為政協委員。亦比照人大代表分地方、全國兩種。人民代表既然在性質上等於議會成員；則政協委員只算政府的諮詢成員；沒有實際權力。

政治協商原有的目的是：中國政黨與政黨之間的舉凡與政治相關如：政制、政府權力分配、政策訂修等要協商而後行的。但今日的政協功能和過去不同，最好引用賈慶林的說話來詮釋；他認為：中國政治協商制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以中國共產党為領導核心’。其實，有了領導，依常識來說，就不必協商了。可知和過去有別。賈主席說：‘今年恰逢中共90周年，要以此為契機，學習宣傳中共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豐功偉績和歷史經驗。’（兩會特派員李春的北京4日電：賈慶林的工作報告）。‘引導廣大政協委員充分認識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這就是整個工作報告的主旨和精神。其他都是由此而伸引的。這是顯而易見的內容，延伸的後果也易見；我就不必有意見，說了也是白說；讀者自己可以點評了。

我倒是關心在會上提出的廣大基層人民的生活資料。1985年，中國將人均年純收入200元人民幣定為貧困線。2009年這一標準升到1196元，24年增長約五倍。同期間，國內生產總值（GDP）由人民幣7780億元增至33萬億元，增長了42倍。這個數字當然是政協會議時發佈的。因為據此，出席會議的政協委員沉雯才在提案建議將貧困線至少提高一倍至2400元以上。1985年香港、臺灣已同步發展多年；是兩地‘魚翅撈飯’的年代，一家四口在餐館吃一頓家常飯，可能還超出大陸一年的人均總收入200人民幣。大陸窮苦人家的處境，真不是海外僑胞所能想像得到！2009年過去不久，貧困線標準也只是1196元。但我們已自詡為漢唐盛世了！誰定這個標準？香港人今天上街反對預算案，包括新到定居的大陸同胞，就是抗議香港政府以通漲，只發港幣6000元給每個持有‘永久居民’作補助，而未及他們，是對新來者的歧視！在大陸貧困線掙扎的同胞，這6000元已近五年的收入！而國家從1985年到2009年生產總值7780億元增至33萬億元；增長了42倍。也就是說：貧困線增長的五倍和國內生產總值的42倍是這樣相差懸殊。如果這個差額完全繳入國庫，正是造成國富民窮的基本原因；政府就有責任還富於民。以今日國庫的充盈，又積了這麼多年；就先將一年的總生產值33萬億，幫助約三億貧困線的同胞脫貧。當即立竿見影。如果這個差額沒有全繳入國庫，政府也有追究誰藉漏稅、剝削、中飽、貪污等不法情事；因為這正是造成社會貧富不均的原因。能決心追究到底，不但可以救濟貧困線廣大窮民，消除貪污積弊、解決社會財富不均。這就是治大國如烹小鮮的道理，端在為政者一念之間。

人大代表會議接著召開，溫家寶代表政府的工作報告。坦率指出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還特別指出，要切實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包括‘優質教育、醫療資源總量不足、分佈不均、物價上漲壓力加大、部分城市房價漲幅過高、違法徵地拆遷等引發的社會矛盾增多；食品安全問題比較突出；一些領域腐敗現象嚴重。’溫家寶總算把問題都開列出來了！但語氣溫和一如其人。然而，如果我們從去年兩會所要解決的問題，和今天兩會的比較，似乎都是老問題，所不同者，只是今天比去年嚴重；和開列的次序不同；也並不是開列在後的必較去年改善。例如放在最後的一項：‘一些領域腐敗現象嚴重。’這最後的一項，其實是溫家寶所指出各項滋生滋長的基本原因；且不是‘一些領域’；而是許多領域，才致令‘現象嚴重’。走筆至此，日本第二號人物外相前原誠司，以收取5萬日元（等於607美元）被人揭發辭職，首相菅直人還是被傳媒追擊。可知官員貪污雖小亦大，絕不是六百美元的贓款所能代表的表面價值，而是涉政府成員的誠信和社會責任。這是責任政治的要求，一點馬虎不得。這是最後一項不比前幾項的輕微。這只是舉一反三而已。其他的每一項都有不同的特性，就不必逐樣討論了！溫總理似都能看出各種弊病，要治病救人，還是諱疾忌醫！又要多看一年吧！

人代的提案，真的不多，是制度使然還是風氣所致，留待內行人去研究吧！38個富豪的人大代表，也大談社會的不平衡。也許是對總理的呼應，沒有什麼不對。但有學者質疑權貴如何改革貧富差距？我們不必預設仇富立場，他們也有人靠個人努力而致富，為什麼要排斥他們的建言？如果他們能將全部資產濟貧？發改委也提出5特點去解決。難道學者只容許做官的提出、或認為較富豪可靠？所以他們的建議，不是身分而是行動有沒有配合。又如前審計長李金華轟地方政府太浪費；誰比他更瞭解長期以來，從地方到中央政府的浪費？為什麼當權時不去矯正而退休後始去轟？又只有地方政府？還是有難言之隱？也只能這樣問詢，如此而已；老華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