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確定了習近平總書記、軍委會主席的職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明文規定：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因此，誰領導中共，誰就是國家的領導人。習近平既確定為黨、軍的領導人，當然就是領導國家了。以現有體制而論，他已實權實職，對黨既責無旁貸，對國家的盛衰治亂，都要負起責任。照鄧小平的演算法：習近平屬第五代。中共管治大陸，終毛澤東之世，以民生經濟而論，屬於‘一窮二白’的落後地區。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後才慢慢好轉，近十年始突飛猛進。然而，這只是表面的經濟層面而言，中共不諱言還在追求《小康》。可知即使表面風光，還有許多改善的空間是不諱言的。中國的大陸同胞望治，經歷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領黨而又領政的三十年；都還高喊反腐敗，而且這三代和新接任的習近平，都不約而同認定和喊出：如果腐敗不能制止，就會《亡黨亡國》。可知撥亂或沉淪，經歷了三代的因循，已經迫近臨界點了。習近平的接任，肯定不是坐享江山，是任重而道遠的艱巨。

反腐敗是《不為》還是《不能》？

喊了三十年反腐敗，少有一把手不講《亡黨亡國》的警告危言。究竟是《不為》還是《不能》的問題？兩者的差別很大。‘挾泰山以跳北海’，是不能也。‘為長者折肢’不做是不為也。有能力而不去做是不做（為）；能力不可能做到的事才算不能。人治體制，政策的執行能力和威望有完全的關係。以反腐敗來說，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開放初期，如果真能高瞻遠矚，與此同時配套進行，以他的威望，推行福國利民的均富政治；真是像為長者折肢這樣的舉手之勞；但他沒有去做周密的配套。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見步行步；行錯了大家都不可說，認為等於交學費；經國民生大計豈是實驗室？先進國家那容許政客將錯誤當繳學費，要全民買單！錯誤只有負起責任落台。鄧小平改正錯誤不是不能，是不為也。也是前副總理萬里感歎的原因。從此積漸而來，問題拖得越久越難徹底解決，何況上行下效，政壇少有廉潔之官；有之亦自身清白而已，卻難保家人戚友不入醬缸，以後縱有反腐之心，但種種顧忌、層層阻礙、處處荊棘，終於瞻前顧後，遂致寸步難行，或缺乏自信、人助，總之投鼠忌器，不管那種原因，已非能力所能改變，明知因循下去，終會《亡黨亡國》。但為身前身後名，也只有提出警告，以免落得頇顢無能之駡名，稍減歷史的罪責。

歷史興亡《週期率》的支配力

習近平確定了接班以後，我頗用心在我這網頁上，先後寫了兩篇文章：《習近平應以務實掌握十年契機》、《法治體制改革第一步：被告無罪推定論》。這兩篇文字，看似老生常談，實際上是大陸現狀最有效針對吏治腐敗、和緩民怨的特藥。今天中共管治中國，既不諱言有亡黨亡國之厄的變數，使我想起1945年民主人士黃炎培寫過的《延安歸來》，記錄他和毛澤東對國家興亡的‘週期率支配力’的對話，這篇文章，收集在文匯出版社二千年版的《八十年來 黃炎培自述》的書上，黃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都沒有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力。”以這段話做基礎，推測黃炎培約生於1880年左右，不必說世界各國的興衰，就以中國來說，他親眼見的就有：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列強交侵滿清割地賠欵、戊戌政變失敗、袁世凱集團的崛起、孫中山組黨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民國成立、孫中山讓位袁世凱、袁稱帝而亡、軍閥割據溷戰、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建黨、日本炸死張作霖、蔣中正誓師北伐、東北易幟、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東三省、西安事變、國共合作、七七全面抗戰。1945年近日本投降時，這是黃所說的六十多年的大事。黃到延安見毛澤東前，他已親眼見的個人、團體、朝代的興亡就有這麽多了。他要找出興亡的‘週期率的支配力’，使國家能長治久安，避免敗亡；這是仁人志士的懷抱。毛澤東對他的答覆是這樣說：《我們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致人亡政息。》毛澤東完全懂得可以超越這個‘週期率的支配力’，而且他有足夠的能力、威望跳出來，去做福國利民，遠離敗亡；但他沒有做。這是不為而不是不能。他為什麽不去做呢？未來史家一定會有正確的評論。原來興亡治亂，不是什麽艱深難解的道理。所以撥亂與沉淪，有時真在秉國鈞者一念之間。特別連同以上兩文，給習近平先生施政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