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時代不說亡黨

從鄧小平開始，經歷江澤民、胡錦濤而至今日的習近平；都提起過中國現狀，認為如果還不改革，依現狀發展下去，就會亡黨亡國。至於改革，各有不同的主張；但對現狀的主要認定而無差異者，就是官僚體制的貪汙腐敗；是亡黨亡國的關鍵所在。中國歷朝的興起，到末代亡其國；史冊都彰彰可考，所以亡國的提出，史家必然寫到；這就是歷史主要的功能：“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從鄧到習都恐這現狀發展下去，都會亡黨亡國。可知在上者心所謂危；決非時下那些拍馬惟恐不及的無行文人，所謂‘漢唐盛世’可比。史家提出亡國而不提亡黨，一是史家為一朝（一國）記史，不為‘朋黨’記史。中國長期封建，一朝乃一家之事。歷史出現的只是‘朋黨’，因在君權時代，結黨只是在皇權之下爭取帝王的眷顧，壟斷朝政；為了鞏固權位，以個人關係、感情拉攏而結合的朝中勢力而已，如果帝王不喜歡，無可抗拒作鳥獸散。與今天所說的政黨完全不同：以共同政治理想的實現而結合的政黨，在選舉中如能得到多數人民的擁戴，成為執政黨，是人民的授權而管治國家；到人民不再擁戴，它又變成在野黨；但不是亡黨，只是在野等候下一次選舉。因此，封建沒有亡黨之說。今天所言的亡黨，當然是現代的政治術語，而且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用得上；朝鮮和古巴都還不夠格。

顧亭林和孫立平異代的論點相同

明末清初大儒顧亭林的《日知錄》（三十二卷），他說是其生平之志與業〈皆在其中〉。他談論起亡國，也沒有談亡黨；因為當時還在君權時代。但他談亡天下，已比前人跨了一大步。亡國與亡天下是怎樣分別？《日知錄》卷十三這樣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翻譯成白話文：帝家換了姓、國號改了朝，呌做亡國。統治者不恤生民的苦難，其暴虐施政；和率領兇猛的野獸吃人無別；而人的社會，也像叢林一樣弱肉強食的相食；就是亡天下的景象了！從顧亭林的見解，簡單的說：亡國就是改朝換代，在中國歷史長河裏，長的、短的；大統一局面的，南北分治的、小國割據的；五花八門，不是天崩地裂的事！比起亡天下差大了！亡天下不一定亡國，亡國只是改朝換代，是統治者的被推翻，老百姓對那一位統治者都要納糧啦！只有納多納少的分別。一個對老百姓施暴政的統治者，他亡了國，說不定是老百姓的福氣，可能還為此慶祝。但是亡天下就遭殃，老百姓沒有一個能獨善其身的。對於一個暴虐的、像率獸食人的政權，人民那來力量抵抗去保護他的性命財產！社會沒有公義，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寃案投訴無門。道德淪亡，廉恥盡喪；上行下效，大家不擇手段；就是人將相食。這種現狀，正是北大孫立平教授所說的社會潰敗。顧亭林四百年前所說的亡天下，現代政治術語就是社會潰敗。

習近平的努力與忠告

習近平上臺之後，有許多親民的言論和人民互動的接觸。很多新官上任的常態，不能過早論斷是真情或假意。然而一年後我們可檢驗出，習還是對他的言論，有事實可據的進展。如‘老虎、蒼蠅一齊打。’我們只看到海外的報導：就有許多蒼蠅已打下來；小老虎四到八隻也已進行入籠調查、大老虎似聽候收網。這是不錯的成效。他又說：“擔當該擔當責任”、“求短、求實、求新”總比官腔好些吧！我們將來也可以檢驗他的：“反腐既要零容忍，也須嚴自律。”這是兩面雙刃的；對貪官可以零容忍，對親屬能不能嚴自律？反貪腐的成敗就在自律；過去三個總書記說了亡黨亡國的反貪腐，未能解決的關鍵問題，正是對親屬能不能嚴自律。蔣經國當年上海打虎；不是他不敢打，是更高的人不能自律嚴禁親屬；不讓蔣打，結果經濟因此全垮；國民黨政權也就此全垮！習近平應以此為鑑。為求不牽涉任何人對親屬過去的失當的過失，以法律不溯訴既往，既往的可以放過，今後的絶不留情。為防止混水摸魚，申報個人與親屬財產的‘陽光法案’應予實施。這是有望習近平者之一；二、習近平說：“要把改革推向前進，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因此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由我本人擔任組長。”習近平要有作為，力任艱巨，旺盛的企圖心是很明顯的。其實，他已是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會主席，黨軍政第一把手全拿下，還在乎一個組長？可知道他必然是求貫徹他的作為，有必要另起爐灶。這畢竟是權宜之計，今日在資訊爆炸時代，時代的潮流，再不容許獨裁或寡頭政治。但求撥亂反正，立竿見影的徹底，民主社會亦有透過人民授權，容許短期設限的獨裁；但絕不能成為長期的專制制度。這是獨裁與專制的分別。一旦成為專制制度，就是民主之敵了。除非不與國際政治接軌則已。中國今日不怕權力不集中，怕的是過份的集中；不怕頂層不加強，怕的是基層無權無力。因此，可以設限時的頂層加強的同時，更應權力下放的配套。三、過去對假大空的縱容，產生官僚作風、浮誇、務虛、吹捧文化；積漸而成的敗壞善良風俗、戕害人心、衊視公義，終於令整體社會潰敗。習近平的務實，可從嚴律己，一切對自己的吹捧的文字，予以禁止，就是一樁良性的官箴；上行下效，便產生移風易俗的效果，煞住社會的沉淪，三亡或可得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