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自日本戰敗交還中國，時當國民黨統治大陸；以後又經歷戡亂時期，其施政的得失，對臺灣的影響至大，自不待言。由於戡亂時期過長；雖然以後經歷所謂白色恐怖一段時期，但自臺灣安定以後，〈戡亂時期條款〉已備而不用。我們可以分為前期與後期。前期可從光復後開始，最多延至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止；雖然蔣老先生的威嚴猶在，但再沒有甚麼事件發生。蔣經國已集中精神建設臺灣了。故戡亂時期的重要事故與人物，亦論述到蔣經國出任行政院（1972）年為止。，

一.  二二八事件的始末與影響

臺灣光復，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從日本殖民地政府接管過來；但很不幸，接管還不到兩年，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指1947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發生警民衝突，演變到軍隊平亂的事件），對臺灣的未來，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到李豋輝担任總統的年代，該事件開始演變成‘外來政權’壓迫本省人一個有力的證據。

一九九零年立法院開議不久，‘二二八’在院會由主席主持，全體出席的立法委員起立對死難者起默哀；我是出席委員，對再度挑起族群的傷痛不以為然。後來果然變質，漸次發展成民進黨代表臺獨分子攻擊國民黨壓迫、殺害本省人的罪證；撕裂族群、排斥外來政權和煽動仇視外省人的藉口；到李豋輝培養了陳水扁接班，他坦誠這是他的夢想實現；並坦白承認就是要搞垮國民黨政權。他是將二二八變質的推手，已是毫無保留的掲露。以後明定為紀念日、委託所謂民間籌建紀念碑等；到陳水扁時，又改和平公園為‘二二八紀念公園’等，都是在歷史傷口撒塩。我們探討〈二二八事件〉，先從紀念碑文說起。

纪念碑碑文共642字历时一年，近30次会议字斟句酌，二二八事件纪念碑碑文昨天终告定案，共642字，全文如下：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消息傳來，萬民歡騰，慶幸脫離不公不義之殖民統治。讵料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肩負接收治台重任，卻不谙民情，施政偏頗，歧視台民，加以官紀敗壞，産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衆不滿情緒瀕于沸點。

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人員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菸，打傷女販，誤殺路人，激起民憤。次日，台北群衆遊行示威，前往長官公署請求懲凶，不意竟遭槍擊，死傷數人，由是點燃全面抗爭怒火。為解決爭端與消除積怨，各地士紳組成事件處理委員會，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不料，陳儀颟顸剛愎，一面協調，一面以士紳為奸匪叛徒，迳向南京請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聞報，即派兵來台。3月8日，二十一師在師長劉雨卿指揮下登陸基隆。10日，全台戒嚴。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及憲兵團長張慕陶等人，在鎮壓清鄉時，株連無辜，數月之間，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其中以基隆、台北、嘉義、高雄最為慘重，事稱二二八事件。

斯後近半世紀，台灣長期戒嚴，朝野噤若寒蟬，莫敢觸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積，終須宣泄，省籍猜忌與統獨爭議，尤屬隱憂。1987年解嚴後，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難期，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調查研究，國家元首之致歉，受難者與其家屬之補償，以及紀念碑之建立。療愈社會巨創，有賴全民共盡心力。勒石隽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靈，平撫受難者及其家屬悲憤之情，並警示國人，引為殷鑒，自今而後，無分你我，凝為一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于無形，肇和平于永恒。天佑寶島，萬古長青。》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謹立。

對〈二二八事件〉另一個紀錄：

該事件的導火線根據〈維基百科〉的記述：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及其後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將派遣軍隊對台灣人民進行一連串鎮壓的清鄉事件，[註2]其中包括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武裝衝突、軍隊鎮壓平民、當地人對新移民的攻擊，以及事件初始時少數族群間的衝突等。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煙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觸發2月28日發生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翌日。同日，市民包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抗議，遭駐署的衛兵攻擊，從此該事件由請願轉變而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觸發由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因貪腐失政所累積的民怨、省籍衝突。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使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演變為社會運動，最終導致官民間的武裝衝突，以及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種族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最終導致國軍部隊鎮壓。此事件中，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而死亡人數有少於一千人至萬餘人乃至數萬人的概括估計。

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極為錯綜複雜，首先由於台灣人缺乏瞭解對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導致期望落空[註3]，當時統治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缺失，官民關係惡劣[註4]、軍紀不佳。在經濟方面通貨膨脹與失業等嚴重問題，且不當之管制政策加劇。因而逐漸形成一股不滿政府的廣泛情緒爆發。事件後擴大鎮壓屠殺、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亦使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長達數十年。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當時與台灣獨立運動並無關係；當時並幾乎沒有台獨聲音，國民政府及許多泛藍人士卻還存在這樣的誤解，這是「陰謀叛亂」、「鼓動暴亂」、「台灣獨立」、「陰謀叛國」、「臺灣人與共黨合作」，也以藉口捕殺林茂生、陳炘、洪炎秋、張秀哲等懷抱強烈祖國認同的台灣人，使台灣人民的祖國夢碎。諷刺的是，二二八事件卻成為日後台灣獨立運動興起的重大誘因。（錄自維基百科）

碑文據報導由曾永義主稿。我和他曾担任教育部國家文藝創作獎（古典詩組評審委員），文字當不成問題，但‘死傷失蹤人數以萬計’，根據其他資料被誇大了。這當然不是主稿者的個人責任。

李敖在〈鳳凰資訊〉專題（二零零七年二月以下是該專題原文，部分為簡體字）認為：他對二二八事件研究最早，比維基的記錄够全面，也解答在事件喪生的人數；可信度高，不可以人廢言。李敖說：‘什麽是二二八？二二八就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所發生的台灣的一個民變事件，就是台灣從光復以後，從日本人手裏，我們中國重新把它拿回來以後所發生的一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嚴重的衝突，叫做二二八事件。’‘它是從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十日，這段時間啊整個的時間都是台灣省人在殺外省人，這個十天時間過來以後，外省的軍隊開過來了，又開始殺台灣人。可是這個殺人過程裏面，軍人並不知道誰該殺誰不該殺，有一些台灣的人，張三跟李四的不對，張三就鼓動軍隊去殺李四，所以嚴格的說起來，最後的殺來殺去的局面是台灣人殺台灣人，可是利用了外省人做工具。’

‘關于二二八說到底殺了多少人，大家看根據楊良工的這個調查報告，看到沒有？死了一百九十個人，死傷一共是一千八百六十人，根據當時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報告死了三千兩百人，根據保安處的報告死了六千三百人，根據王康寫的二二八事件親曆記，死的是兩千人到三千人，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是死了兩千兩百人。’李敖認為：以上死傷的人數從一千八百多人到六千人。但根據現在的台獨分子辜寬敏的他們在台灣青年上的報告，說死了五萬人，然後再根據了這個彭敏明的自由的自問所說死了兩萬多人。可是最嚴重的是根據王玉德這本《苦悶的台灣之研究》說死了十幾萬人。根據台灣四百年史也說死了十幾萬人。因此，李敖認為：‘從一百九十個人，到死了十萬多人，這個落差很大了，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告訴大家，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一年，它留下很好的戶口制度，戶口很嚴密，這個戶口呢，在國民黨政府來的時候呢同樣的接收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啊用人口同一樣的戶口，跟這一年的戶口去減嘛，生育率不談去減嘛，減的話一減多少人就出來了嘛，戶口可以查出來。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用戶口去核對。’‘結果發現啊八百人祗有這麽少的數目，根本不是什麽兩萬多人，也不是十萬人，祗是八百人，翻來覆去都是八百人。’

處理二二八事件當然是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儀，〈二二八紀念碑文〉說他颟顸剛愎；他的為人處事的對與錯的評論兩極化。根據聯合報所載的〈是非魔癡〉作者（不詳）在大陸網設站，以簡體發表，保持原貌照錄：

《二二八的历史完全颠倒，真相被掩盖。实在陈仪是爱民清官，蒋介石、陈仪当时处理也极对，其错最多只是误判宽仁。

二二八以前，陈仪要把军队调走，亲信汤恩伯劝阻：「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变，何以应付？尤其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需驻军防变。」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湾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

事发后蒋介石即在《反省录》中写道：「台湾暴民乘国军离台，政府武力空虚之机，发动全省暴动，此实不测之祸乱，是亦人事不臧，公侠疏忽无智所致也。」

二二八的起因主要即汤恩伯担心的台籍日兵仇视祖国等情，加上经济萧条、战后粮食短缺、通货膨胀及社会秩序破坏等，不过这只是次要因素。所谓的「官逼民反」或「窳政」，都是欲加之罪，完全是政治扭曲后的假记忆，并非历史真相。首先来台的中央社驻台主任叶明勋就说，陈仪廉洁律己，他一下飞机就说：「我是来做事，不是来做官。」陈仪带来的干部如严家淦、任显群、孙运璇等也是好官，但他忽视了台湾甫脱离日本统治，犹未调养生息的特殊社会环境，民主宽容，在政治上放得太松，给台胞参政权，电台报纸、集会游行皆放任自由，结果反生意外。

事件后陈仪只身离台，其政策及干部未动，后来的陈诚萧规曹随，所谓的「寙政」，究何所指？

经历此事的江慕云在「为台湾说话」的文章说：「陈仪长官没有希望台湾弄不好的理由，他有理想，想在海岛真正实现三民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实验园地。他要在一个目标和一个组识之下，使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获得全般的配合，使海岛成为一个真正的乐园。…

他反对台湾驻兵，他绝不希望而且也不必要以军队来增加台湾人民的麻烦和负担，认为这不是征服的土地。他有理想，有计划，有魄力，他应该欣受台湾人民的拥护，而事实竟不尽然。」

国府的行政院长翁文灏曾以此诗怀陈仪：「海陆东南治绩丰，惊心旦夕弃前功；试看执楫理财士，尽出生前识拔中。」

二二八事件发生，暴乱蔓延全省，各地政府、警局被占领接管，电台广播推翻政府。蒋日记载；「陈公侠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及事至燎原，乃始求援，可叹！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善后方策，尚未决定。现时惟有怀柔。此种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遗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

三月六日，高雄暴民占领市府、雄中、火车站，抢得军火，要烧寿山，胁迫要塞司令彭孟缉缴枪，并欲杀彭。彭派兵下山平乱。

七日，王添灯提出四十二条，要求解除武装，重立政府，陈仪怒拒。处委会向美领事要求台湾托管独立，号召台籍日兵集结待命。

二十一师抵台后，解救良民，陈仪发布戒严，镇压暴民，恢复秩序，捕杀处委会首要分子王添灯等。蒋介石还电师长刘雨卿，「应特别注重军纪，万不可拾取民间一草一木。」还电陈仪：「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

事件中，外省人死伤八百人，本省人死伤千余人。事后陈仪黯然离台，赴沪静养。一九四八年六月中，蒋忽叫陈到南京面谈。那时局势已危，蒋想叫陈仪接浙江省主席。陈辞让说：「在台湾搞得不好，累了中央增加忧虑。现在正闭门思过，何能再负责任？」蒋说：「不要提台湾的事了。我如不把驻台的部队调走，何致发生暴动？这责任不能推到你一人身上。希望你从公谊私交两方面想一想，慨然答应下来！」陈不再推辞，这就种下他最后离蒋招难的悲剧。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陈仪离台前写下这首诗：

「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陈仪是痴？是魔？「二二八」孰是？孰非？历史早有答案，只是政治还在涂抹耳。》

二. 孫立人將軍與兵變事件

我們也可以從以上的史料看到，孫立人將軍在蔣先生最困頓徬徨的時刻沒有二心，如果說到蔣老先生在臺的權力穩固以後才叛變，揆諸情理，是令人懷疑的。臺灣近年對孫的平反，是還他歷史的清白。

根據梁敬錞博士著的《卡特中國牌政策之歷史背景》，內文記載美國曾對陳誠要求：「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美國派遣駐華大使館參事莫成德（LivingtonT.Merchant）為密使，從南京飛臺北，要求陳誠治理下的臺灣符合『美國的利益』：一、臺灣現任的省主席，宜使政治與國府分離，經濟貿易和中共絕緣，美國每年撥給臺灣經援二千五百萬美元。二、形式上，連絡菲、澳、印度、巴基斯坦、錫蘭各國，各出一些象徵性兵力，會同美軍佔領臺灣，希望在二週之內，在臺召開政權轉移會議，蘇聯、中國國民政府亦可參加。三、會議決定後，美國即對臺海之海上及空中擔任巡邏與聯繫之活動，以免外來軍隊來襲；同時，遣送不受歡迎之大陸在臺份子。四、通知蔣介石，如伊願留臺灣，當以政治避難者之身份相待。五、邀請孫立人參加臺灣新政權。」

這個史料記載：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的二月中旬；陳誠在五月二十一日往馬公謁蔣；同月二十六日之前的二十四小時未獲陳覆電而飛高雄。陳誠有沒有將美駐華參事莫成德和他會談的事告訴蔣？又是一個歷史的疑案。其實他不說也有他的考慮；當時戰局變得太快；但站在屬從的關係上，啟蔣先生之疑；陳豈無負責之理。最無辜是孫立人，陳誠的許多顧慮，亦未必告訴他。美國把孫立人提了出來，是否造成蔣老先生對孫以後的戒心，終於造成以後的軟禁，恐怕只有蔣老先生自己才能答覆了。

蔣中正總統來到臺灣，從徬徨到穩定，從穩定到再掌絕對權威，不能否認他有個人的條件，但如果得不到當時掌握軍權的孫立人、掌情治（臺省保安司令部）的彭孟緝的效忠支持，恐怕沒有這樣順利。孫將軍有五個義子，其中兩人後來都到加拿大來，且成了我的朋友。揭鈞教授和張海洲先生。揭鈞是滑鐵盧大學化學系教授，廣東茂名人，一九八九年擔任國際國際化學教育會議秘書長，是該會召集人，也是國際著名化學學者，寫了一本《小兵之父》，就是記孫立人先生的事蹟，也為孫將軍的冤案歷程揭秘，是一本信實的傳記。

孫立人初在臺任訓練新兵總監，古寕頭之役，是新兵初試蹄聲；穩定了臺灣局面。近日有人說是日本華北派遣軍總司令，應蔣先生之邀來參加協防，報答‘以德報怨’云。這真是一派胡言。古寕頭之役發生在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蔣公還沒有復行視事。日本也還在麥帥治下，韓戰尚未爆發；日本軍人尚未准出國。其實這也是扁低國軍不堪一擊的誤導。孫氏後任臺灣防衛司令、再升任陸軍總司令，坐鎮臺灣，對當時臺灣的軍心穩定起了莫大的作用，述臺灣歷史是少不得這一筆。孫將軍逝世的時候，清望頗隆的陶百川先生恐總統府的褒揚令未及時頒下，先寫了一張輓額「忠義遺憾」來，後來與褒揚令一同出現在靈堂上，這真是無獨有偶。沈葆楨輓鄭成功的下聯：「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誰說不也是孫立人將軍遭遇和人格的寫照！我以陶百川之輓額和這半對輓聯作為孫將軍歷史的定位。

歷史人物也常被歷史所嘲弄，有些經天緯地之才，但為勢劫，空有一身才智本領，也無法挽既倒狂瀾，無法旋乾轉坤，像諸葛亮是也；但有些夤緣時會，雖才識算不得卓越，然能風雲際會、功勳彪炳，亦勢也，時也，氣數也，此類人物，數不勝數。于右任有兩句頗傳神的詩句：「風虎雲龍亦偶然，騙人青史話連篇。」大抵就是看不過趨炎附勢者，對這類人物的吹噓而引起的感慨。

陳誠的才具，作為一位臺灣省主席是綽綽有餘的，但作為戰後支配全國將兵的參謀總長，顯然力有不逮之處，沒有周詳計畫安頓戰後兵員，不但排拒久經訓練的偽滿將兵的收容，連不是中央嫡系的抗日部隊都遭排拒，這數百萬只識打仗的兵員，一旦生計無望，差不多全數為中共接收過去。故陳誠在東北兵敗，就有「殺陳誠以謝國人」的口號出現。蔣老先生只好將他調離大陸到臺灣，想不到大陸全部失守，陳誠反成東道主來收容蔣老先生，真是歷史的嘲弄。

陳誠大力整頓吏治，肅清潛伏在臺的地下人員，這就是臺獨份子所說的「白色恐怖」年代，並實施「三七五減租條例」，照「耕者有其田」的方向進行，將地主階層引向公私企業發展，使農民既能享有耕地的成果，地主亦享有企業發展的機會，縮短貧富差距，掃除農村隱藏性失業群，社會轉向安定。陳誠在臺的土地改革，為臺灣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近人述臺灣經濟發展全歸兩蔣功勞，當不是平情之論。

孫立人應比陳誠較早到臺灣；對臺灣的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孫將軍在清華大學土木系畢業後轉到美國普渡大學，獲該校土木工程學士學位；後又前往維吉尼亞軍事學校（VMI）入讀軍事科學，一九二七年六月畢業。他要將在美所學，回國治軍；希望久經列強侵略、特別是惡隣的日本對中國的野心，沒有現代化的軍事訓練，中國又何能保國衛家！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孫將軍經同學介紹到中央黨校任上尉隊長兼教官；校長就是蔣介石。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演變成全面抗戰，不久〈八一三淞滬之役〉開始，孫將軍升稅警總團第二隊少將司令，奉命參戰。戰况激烈，孫被手榴彈炸傷，碎片進入體內十餘處。據《小兵之父》的記載，當時為號兵蘇醒所救。由於這個名字特別而易記，到我派駐香港時，在一次榮光會集會時，丁伯駪會長介紹蘇醒先生給我認識；他已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從戰場的軍醫輾轉流浪到香港來。揭教授說他搶救孫將軍脫離陣地的。傷後的孫立人去找上司黄杰，竟不見而轉到財政部找孔祥熙安置舊部；孫將軍得委以中將總隊長成立緝私總隊，開始訓練新軍。一九四二年春，孫立人將他訓練的稅警團，奉命改編為新三十八師，隸六十六軍下；孫立人率部步行至雲南安寧，再以卡車進入緬甸。蔣委員長命令該師死守曼德勒（Mandlay）。時英軍退守仁安羌（Yenangyaun），請求中國遠征軍支援。這一役的過程，大概是孫將軍口述，揭教授記得也生動；孫立人對司令部的抗議、佈置、親上陣指揮、戰鬥在仁安羌擊敗日軍三十三師團七千多員；救出英軍第一師七千多人；解圍的經過，讀來如臨戰陣。孫立人善戰之名也遠播國際；先後得美、英等國的勲章、民國的青天白日等勲章。

日本投降以後，國共內戰又起。一九四六年十月六日孫立人奉命以新一軍軍長兼任長春警備司令、第四綏靖司令官。在他的指揮下，長春、德惠、四平街等戰役；都大勝林彪。但不久却將新一軍拆散，以師為作戰單位。一九四七年七月，調孫將軍回南京任陸軍副總司令兼訓練司令。孫一調離，東北局勢由是急轉直下；終於不可收拾。孫立人任訓練司令期間，設立多個陸軍訓練基地；其中有臺灣鳳山基地。一九四九年二月間，麥克阿瑟派專機專人到臺灣，遊說孫氏主政；為孫拒絕。同年七月，臺灣奉命成立東南行政長官公署。陳誠任長官、孫立人副長官。

孫立人為臺灣訓練新軍，始有古寕頭之役；臺灣才得站穩腳步。後來孫將軍也遷升陸軍總司令；到美軍游弋臺灣海峽，局面就更安定下來，孫氏以國際聲望和美國關係密切，也因此招忌而被肅整；終於以部下郭廷亮匪諜案失去自由，遭到長期的軟禁。至一九八三年三月廿二日，自立晚報刊出郭廷亮致蔣經國的陳情書（同月十六日），指出他當年受毛人鳳指使，假冒匪諜，陷害孫立人。要求蔣經國履行毛人鳳的諾言，給他適度的酬勞，並作妥善的安置。（見《小兵之父》第三四八頁）此書公開，整個臺灣轟動，才洗清孫反蔣的寃情，原來‘匪諜’也受情治首長指使的；輿論要求當年監察院當年為此案組成的五人調查小組，所寫的報告公佈。國防部長也就到立法院接受質詢。孫案才急轉直下，雖蔣經國還在位，但孫立人逐漸恢復自由。一九八六年，監察院五人調查小組之一的陶百川委員，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困勉強狷八十年》，直言孫立人是清白的，孫案和郭案都是寃案。陶是臺灣清流人物，沒有人可以收買他。

郭廷亮陳情書見報後的五年（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逝世；李豋輝繼統。揭教授積極為義父找尋寃案的真相。曾直接和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艾奇遜（D.Acheson）的助理和甘迺迪的國務卿魯斯克通訊。因他讀到魯斯克在相關的回憶，其中在韓戰前的六月初，‘接到孫將軍傳來的訉息，但是魯斯克把訉息毀掉再向艾奇遜報告。據他記憶，訉息的內容是孫將軍要制止政府中的貪污腐化，驅逐蔣介石。但是我覺得文中可疑點很多，半信半疑，回來後寫了一封信給魯斯克教授，時為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五日。’（錄自《小兵之父》一二八頁）大概那時，魯斯克退缷公職到大學任教席。韓戰前，臺灣政困民窮，朝不保夕，想盡辦法練兵求生，根本無污可貪，也無腐可化；每日都準備共軍豋陸攻臺，軍公教人員那個敢貪污腐化！蔣先生也復行視事不久，蔣、孫的關係還在水乳交融期，且怎可能向外泄密要驅逐蔣介石？而在韓戰前，艾奇遜的國務卿時代，正是發表對華白皮書之年，對蔣落井下石的年代。魯斯克毀掉原訉息才向艾奇遜報告，這個訉息的來源成謎，有沒有偽造都可疑。再看魯斯克覆掲教授的信有這樣的段話：‘韓戰之前，我是非常間接地收到一個訉息說孫將軍是想作主政臺灣的打算，但韓戰的爆發，我們覺得這會引起臺灣方面的混亂，因而不鼓勵這種想法的進行。希望這點消息是對你有用處。’（見同書一二九頁）揭教授執教名校，担任過國際化學教育會議秘書長、召集人；在世界學術界有一定的地位，其翻譯英文不會有誤。魯斯克以‘非常間接地收到的訉息’（沒有指明發自孫將軍）而竟肯定‘說孫將軍是想主政臺灣的打算。’有‘打算’兩字不是猜測嗎？魯斯克是個老狐狸，還要假仁假義為臺灣着想，然後又以假消息犧牲孫將軍。美國的政客真不可信任。多少以美國為盟邦的政府或領袖被美國出賣！這個‘非常間接’的假訉息，即使不是直接造成孫案；也是間接的誘發。我們又從魯斯克這不負責任的另一次對揭教授的回答說：‘我不能證實該訉息的確出於孫立人將軍，甚至該訉息如何傳來，都無法憶起。’但他先前想當然的憶測，已誤導輿論如〈時報週刊〉（見同書一三三頁）了。我們可以責人主之眛，但孫將軍已因種種誤導而成寃案的受害人，是難以補救了！這個不世出的軍事奇才。在英年就無法貢獻所學，豈只個人的不幸，亦國家民族的不幸。然而歷史不作假設的想像，我們只能慨歎歷史的無情；英雄無用武之地也好、出師未捷身先死也罷，結果都是一樣：長使英雄淚滿襟。不過，我今天來寫臺灣困局的形成，失去這樣的軍事天才、治軍能手；對軍事困局的形成，難道不是成因之一嗎？

孫將軍一九八八年九十嵩寿；親友、部屬和民眾自動到賀者六千多人。這是孫將軍幽禁以來最快樂的一天！但廉頗老矣！磨盡了英雄氣概。也不知是什麼原因，揭教授再入臺時被拒。我那時正返臺担任立法委員，在職責上當然要為揭教授質問中央黨部和相關不簽證的部會。後來總算成行（一九九零年七月間），我們在立法院敘舊；他還告訴我尚有民進黨的盧修一委員也曾關注協助。我能為孫將軍得與義子多聚而盡點責任，正是對將軍仰慕之忱。《小兵之父》還在付印期間，孫將軍於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十九日終於臺中榮民醫院。一代抗日的愛國名將殞落了！該書印出總統府的褒揚令、旌忠狀都可說是還他清白。更可貴的，是他的母校維吉尼亞軍校以一百五十一年歷史的雙面校旗，自創校以來首次頒給外籍畢業生覆棺；英皇喬治六世頒給將軍的帝國司令詔書；解救英軍的感謝狀；史迪威將軍代表羅斯福總統授勲；艾森豪威爾總司令請他到歐洲戰場考察、麥克阿瑟將軍到臺灣拜訪他等事蹟。都令國人孺慕這一位蜚聲國際、抵抗外侮的國家英雄、善戰而愛士卒的名將。我從孫將軍的年表看，一九五三年，兩蔣對他已不信賴了。一九五五年郭廷亮案發，七月三十一日臺北舉行擴大軍事會議，蔣總統在會上宣佈查辦孫立人；自此解職。孫將軍生於一九零零年，解職時年五十五歲，真為一代軍事天才嘆惜。他終於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九十一歲。他是文武兼資、精忠報國、不世出的將領；他的事蹟定能長留史冊的。

三. 雷震的《自由中國》與其組黨案

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對臺灣民主政治的影響很大。

臺獨人士曾一度稱李豋輝為：臺灣民主之父。我們檢驗他主導臺灣政局十二年，實在找不出那一項完全由他創新的民主措施。他只有在現成的民主制度上，即興式的磨骨換臉。大家無法理解他的朝三暮四的朝令夕改；自然有人為他緩臉，他那反覆令人無所適從的言論，則美其名為跳躍式的思維；令人啼笑皆非。他做總統，連行之悠久的由行政院長副署的人事任命、行政命令、立法公佈等都修憲刪除副署條款，使行政首長淪為總統幕僚，和憲法體現五權分立的孫中山遺教是違背了；是民主的倒退。他用制度建立自己成為威權人物，連蔣先生的威望都不敢做的事，李豋輝都做了！他配稱臺灣民主之父？在那個威權的時代中，首先提出自由民主政治的，應該是雷震先生；因此有人稱他做臺灣民主之父；而這個稱號，不但比李早，還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和李的檢現成便宜的、沽名釣譽差遠了！

早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自從有〈黨外運動〉，雷震就被黨外運動人士稱他為〈臺灣民主之父〉了。

雷震被捕在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並受‘感化教育’。蔣老總統在臺灣視事以後發生最大的兩案，就是〈孫立人案〉和〈雷震案〉。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逝世，強人政治結束，監察院公佈了對孫案的調查報告；孫立人將軍尚健在；在他生前及時還他清白。而雷震的夫人宋英（監察委員）雖尚健在，但雷震已逝世近十年；宿木已拱了！這一位為臺灣民主獻身的先驅，和民進黨前身的黨外人士關係密切；沒有聽到民進黨有任何人關心過；而且執政八年，也未聞為這位民主先驅有任何的表揚，只有立黨前的鄭南榕，把他列入《國民黨頑將逐個講》一書中，所述尚稱平實。可知民進黨的立黨目的，不在為臺灣建立民主制度；這只是個攻擊國民黨的組織，其目的實在是：把臺灣自外於中國傳統版圖。也證明不管對臺灣民主有多大的貢獻，只要是個外省籍人士，就是原罪；雷震如是；創黨的外省籍費希平也一樣。我還和費希平有過兩年同事之誼，民進黨成立後那還有人尊重他！只可又混在舊日國民黨籍委員中；我真不知道他對被利用後的蒼涼、兩邊都不是人的感想。民主政治是這樣不講人性人情嗎？

雷震到臺灣五十年代初就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雜誌，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雷鼓吹民主，還在戒嚴的期間，觸當權者大忌，他原是國民黨黨籍被開除了；此外雷也因為反對蔣老總統的修憲連任，這筆帳當然也一起算。但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年代，雷震還沒有威脅到國民黨政權，只是反對蔣連任而已。到一九六零年五月間，在省議員選舉之後，雷震和遷臺的政黨青年黨、民社黨以及臺籍反對派如李萬居（公論報）、高玉樹等黨外人士，在民社黨中央黨部集會籌組《中國民主黨》。同年的九月四日，由臺灣警備總部到《自由中國》雜誌社逮捕雷震、傅正。以後還有劉子英、馬之驌。並在組黨秘書傅正處搜集了組黨宣言及相關文件。雷震被捕後，組黨無法進行，《自由中國》也就難以為繼而停刊。

《自由中國》給當時青年的民主意識，發生了深遠的影響；那時臺灣大學的合作社公開發售，我們做學生就很喜愛讀它。逮捕雷震當然引來海外許多議論，在美的胡適表示：雷震是個反共的知名之士，他要促請國民黨政府將雷震等交由普通法院審理而不是軍事法庭。又認為《自由中國》是臺灣言論自由的象徵，不能繼續出版是一件遺憾的事。

雷震、傅正後來判感化教育；劉子英有過自白書，但和他一同被捕的馬之驌都不知所踪。自白書有此承認的一說：他留守南京後才來臺，做了放在雷震身邊的〈匪諜〉；而馬之驌曾參加中共南下團，也是〈匪諜〉。傅正六年感化教育後出獄，以後還担任過民進黨的政策中心主任。他說和雷震被捕後把他們隔離審訉，但找不到把柄；才去逮捕劉、馬；利用他們曾留在大陸的把柄，強迫他們承認做〈匪諜〉。結果也扯不上雷先生和他實質上的證據。傅正說：他本來三年就期滿出獄，又莫名其妙的被人檢舉，無緣無故又多坐了三年！這真是時代的悲劇。如果雷震當年組黨成功，臺灣的民主進程會是怎麼樣？可惜歷史不講假設的，我們無從估計；不過可以斷言，白色恐怖的時期，確有矯枉過正的弊病，許多個人的恩怨，假公報私者有之；打擊競爭對手的同志有之；都在藉戒嚴時期的軍事法庭、法律不完備和錯殺也不要放過等因素之下，造成無可補償的民怨、民憤，為後來的臺獨提供了撕裂族群的藉口；造成本省與外省互不信任的內鬥困局。

雷震與《自由中國》對臺灣的民主進程，在久經日本殖民地方式、國民黨中央政府播遷來臺的戒嚴時期的統治，雷震與《自由中國》的出現，確有劃時代的意義。隨著歲月的增長，我們在成長的過程裏，經歷在不同的時期，有直覺的感受；這種直覺，和年齡、知識、經驗有密切的關係。越年青的直覺就越直接和感性；我們看到許多流血的革命和動亂，每多由青年人去參加而後能完成。但不一定是由胸無渣滓的青年人去發起、推動或指揮。由於青年人的純潔而又感性的理想，又有一腔熱血、勇氣。如果受正派的、為人民謀福祉、為社會謀公義的領袖來領導，青年人的力量，足以為國家社會撥亂反正；開創一個光明的遠景。反之，由野心家去領導，足以相率食人，力量大者且足以遺害世界的邪惡集團；小者亦足以遺害一個社會和國家。上個世紀的歷史，其過程亦足以印證這個道理。也由於青年人的直覺和感性的純真，所以也最能反映當時社會多數的認知，貼近社會的脈搏。青年人的成長也從練歷和歲月，交結了日漸成熟的過程。一個健康正常的社會和一個不健康反常的社會，對青年人的成長，起了潛移默化的正當培養或污染兩個極端的作用；影響社會成員的共性，品質的高與低就截然兩樣了。當然也有在好的環境下產生壞人；在污泥而不染的君子，但畢竟是例外的少數。

我為什麼在寫雷震這段歷史扯上這些不相關的觀點呢？其實‘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這正是和歷史最相關的議題。對雷震事件，從其崛起到被捕，我們這一代是歷史的見證人。也印證青年人成長的單純和可塑性；臺灣在一九五八年的八月二十八日發生了《金門砲戰》；證明韓戰以後，臺灣並未因美第七艦隊遊戈海峽而穩定下來。在政府的宣傳下，社會多數還認為維持穩定、‘鞏固領導中心’是愛國唯一的、最好的方法。當時雷震的《自由中國》已對政府要求更多的民主措施、更大的自由範圍；同時也發出許多不滿政府的言論。在我們學生看來，還是僅止於好奇，而政府也沒有公開表示打壓，因此我們也就沒有同情的想法。甚至有時還認為政府在不穩定的局勢下，對雷震是過度的容忍了。我們的知識還未想到：自由民主不是穩定的對立面，並不是自由民主的增加，就會减少社會的穩定。反而是拉近人民和政府的距離，消除對立的隔閡，達致溝通而漸成規則或制度；起碼也會多了解人民的需要，减少政府與人民間的磨擦，達至政局和社會穩定。到我們有了更多的知識和經歷，才懂得威權人物控制宣傳的機器，蒙蔽了大眾；到人民的覺醒時，但已經造成歷史無可補救的傷痛。臺灣的民主政治也因此延後了三十年。兩蔣對臺灣的建樹不能否定；但對孫立人案和雷震案的錯誤，我寕願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筆，直陳其失當；也是對歷史負責之意！

雷震在一九四八年創立《自由中國》雜誌；宗旨由胡適擬訂。筆陣鼎盛：胡適、毛子水、杭立武、傅斯年、殷海光、李萬居、夏濤聲等都曾為該刊撰文。到一九六零年查封停刊。雷震從一九二六年加入國民黨，曾是國民黨重要從政黨員，一九四七年當選國大代表，曾任國民大會副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要職。一九五一年連續發表：〈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挽救教育危機〉；雷震公開發表非議政府的言論，今天看來真屬小兒科；但在當時，國民黨面子就掛不住，到一九五四年開除其黨籍；雷更無顧忌了，國民黨受的衝擊力很大。到雷震要組黨，原計劃請胡適担任黨魁。在當時戒嚴時期，有許多限制的規定，未必成功。‘但當時老總統，曾對胡適講過一句話：〈如果你想組黨，我是可以同意的。〉’（見鄭南榕發行：自由時代叢書：《國民黨頑將逐個講》第二五零頁）但胡適沒有接納。而這句話經胡適的轉述，有雷震、李萬居、高玉樹、郭雨新等人聽到了。問題出在：蔣老總統同意胡適組黨不等於同意其他人的，又在戒嚴下扯上〈匪諜〉。雷經軍事法庭審判判三十一年徒刑。服刑不久，胡適回臺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和張群約好不談雷案去見老總統。以下為同一書引述胡適日記，記當時蔣、胡相見的談話：當時老總統問整個世界的政治情勢。胡適忍不住報告國外對雷案反應不好，以及對軍法審判可信的懐疑。老總統表示，他對雷震能容忍，如果沒有〈匪諜〉，不會辦他。至於對外反應不好，涉國家主權，他不會考慮外國不利的影響！胡適怎樣和老總統争論。我願意為一代自由主義學人的日記照錄下來：胡適說：‘雷震與匪諜關係，是法庭問題。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交司法審判，正是全世界無人肯相信軍法審判的結果。’胡適繼續說：‘總共判三十一年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被告律師只有一天半時間閱卷…只開了八個鐘頭的庭，就宣告終結了，這是什麼審判？我在外國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所以八日宣判，九日見報，十日是雙十節。我不敢到任何酒會去，我躲到普林士敦去，因為我抬不起頭來見人。’鄭南榕是民進黨唯一自焚的〈烈士〉，這樣寫下去：‘使人想起歷代不畏生死的諫議大夫。而老總統也能諒解。’胡適雖未能改變刑罰，但三十一年的初判以後改為十年，雷震終於在一九七零年活着出獄。後來還將他在《自由中國》發刊的文章結集行世。於一九七九年逝世。我對這一位臺灣民主先驅致敬。

四. 改變臺灣現狀的歷史的人物

國民黨戡亂時期發生的事件及人物，固足以改變臺灣歷史；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每一段時期的政經及一切現象的狀況，隨著歷史人物的出現而改變言；除上述事件，其中的當事人，尚有補述者。又以去世為限；年代愈遠，敘述愈簡。影響愈大，敘述愈多。而與上述事件無關者，惟對臺灣現狀與前途，仍有一定的影響，亦補述之：

臺灣自鄭成功於一六六二年入臺，驅逐荷蘭人，佔據安平，開疆闢土，教化原住民，復大量收容東渡移民，臺灣自此脫離蠻荒，並一變自此成為中國人統治的地域。廿一年之後，施瑯平定臺灣又是一變，正式成為清朝建制版圖；又經二百一十二年，滿清割臺，日本派遣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來臺接管，臺灣又是一變；五十年後，日本投降，臺灣光復，重歸中國版圖，至此又是一變。一九五０年，蔣中正在臺復行視事，以臺灣為基地，對抗中共在大陸建立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五十年，李登輝完成其政權移交夢想，以臺灣獨立為黨綱之民進黨執政，當然又是一變。這一變，不容否認，李登輝是變天的推手，若論臺灣史者，其人其事不能不記，以存信史。本文乃對臺灣歷史分期及以逝世的政治領袖做一個浮雕。李登輝到執筆撰述本節時還健在，故未入歷史人物；當依次留後專文討論。

上一章論主權歸屬；對鄭成功、日本總督樺山兩個改變臺灣現狀的歷史人物，都已詳為敘述，為免重複，這一節只概括性的提及。至於他們的繼承人或繼任者，只屬蕭規曹隨，亦談不上改變現狀而從略：

改變臺灣原始的「洪荒」面貌，同沐華夏文化，自以鄭成功為第一人。其父鄭芝龍雖曾遣派福建飢民到臺開發，既沒有長遠的計畫與執行，且規模沒有擴及全面；是個被動式的對墾荒事宜的負責招聘官員；還談不上改變歷史現狀的人物。鄭成功就不同；他的歷史定位，可以清末臺灣巡撫唐景崧、巡臺使者沈葆禎先後所撰，懸在臺南延平郡王祠的兩聯，最能概括鄭成功對臺的貢獻。「唐聯」：「由秀才封王，掙半壁舊山河，為天下讀書人，頓生顏色；驅外夷出境，開闢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沈聯」：「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滿清戰敗割讓臺灣，日本以殖民地統治臺灣五十年，自第一任總督樺山（一八九五年）開始，以至最後的第十九任總督安藤利吉（一九四五年）而結束，歷五十年。如果日本對臺有建樹的話，自亦不宜抹殺，可惜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終，以高壓手段對付臺灣住民。翻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紀的檔案所記載之歷史事實，竟沒有發現一件可述的德政。至於建設，日本只利用臺灣成為供應日本本土糧食的基地，除了建立一個臺灣糖廠外，五十年來，都是在榨取臺灣農民的賤價勞力，真是無一可記。為什麼建立糖厰？只因為當時海運、空運，遠不如今天的快速，且體甘蔗體積大故運輸成本高，曠時日久，甘蔗亁了，才不得不就地設厰。民國四十六年，我到臺灣，走遍全省，所見的都是落後與貧窮的景象，不要說工業基礎，連像樣一條公路都沒有；臺北市算是首善之區了，也是滿路泥濘，新生南路的瑠公圳還是開膛的大水溝，日本人統治臺灣，除了災難，乏善可陳。因此日本殖民統治者對臺統治，只有用殺戮對付反抗、用嚴刑竣法、高壓手段維持社會秩序；是世界所有殖民地政府最暴烈的一種統治方式。我真不了解臺獨分子還對日本人歌功頌德；李豋輝是個日本血統的人，尚可理解其為日本利益立論；像呂秀蓮之流，馬關條約簽訂一百年，呂去參加慶祝百週年〈終戰〉紀念，還稱沒有〈甲午戰爭〉的勝利，就沒有臺灣脫離中國的可能。試問脫離中國投入日本的五十年，一般的臺灣同胞不是匍匐在日本人鐵蹄下，忍受任意殺戮、屈辱、貧窮？只有一小撮為日本統治者的虎倀、幫傭得到餘餕的特權者例外。日本人對臺灣至今尚不忘情，就是有呂秀蓮這些臺獨言論，鼓勵日本人重佔臺灣以至整個中華大地。日本人對臺胞的殺戮、鎮壓、強迫服兵役、作慰安婦等暴行，現在還很容易找到真憑實據，於此不忍再掲民族的歷史創痛，不贅；我們可以寛恕，但不要忘記日本加給民族的歷史災難。對今日日本人侵佔了的釣魚臺列島，更不要輕言容忍，否則，我們就愧對後世子孫。

缔造民國的孫中山先生

一個朝代的興起，總有它的原因，沒有無緣無故的。尤其是在中國。它的幅員大，封建專制的歷史悠久，人民也習於安土重遷，要推倒它，真很不容易。我們檢視孫中山推翻五千年的帝制，建立民國的豐功偉蹟，不管用什麼理由去淡化、用什麼策略去壓低他的影響力。也許在意氣風發的年代，為了這種那種的政治需要，在鼓動中發生某種程度的效果。但人總有泠靜思考的本能，歷史也有自我沉澱的作用，當一切宣傳和不正常情緒抒發過以後，那些鼓動的元素漸漸沉澱了，歷史的真象就慢慢浮起來。歷史人物不是政府說了算，都交由學術界做評論的。但在強烈宣傳彩色的團體或個人看來，把落伍的當進步的利用著又當別論。現代化國家對有功勳的元首、重要政治人物死後也有揄揚，代表政府的人物，對死者生前的貢獻，也會適度給予讚揚；在民國體制中，在元首的褒揚令，這已是最榮耀的獎勵了；但都不能作歷史定位，因為歷史的新資料，會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會有修正，特別是近代歷史人物，很難一下子就作定論。因此，孫中山先生的定論也太早了些。他看到先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嚴防初建的民國形成資本家壟斷財富，提出主要的政策，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黑字白紙的著作、演講和提出政策時三令五申的主張，所以嚴格來說，他是反對資本家的剝削和壟斷，真想不到有人把他成為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不過，孫中山的偉大，不會因宣傳扭曲了他真正的面貌、人格和政治主張，歷史會還化公道的。

中國史家與西方史家，對人生價值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因此對歷史人物功過標準也不一致。西方史家講功利，成王敗寇。中國史家不是反對成功的英雄，而是更注重在艱危或生死關鍵時刻，為維護個人的完整人格和民族的尊嚴，不惜捨生取義的仁人志士，史家對他們的偉烈，有的還比成功的英雄更獲讚美。這種史觀，使我民族每在危難中，出現許多為民族生存而奮鬥的仁人志士，終於又把民族的生機恢復過來，結果又日新月盛的延續下去。

沒有人懷疑過孫中山接受的是現代化的教育，他具有國際觀的眼光。他創立東亞第一個民主政黨 (興中會一八九四年成立) 。在同地區並因而創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 。 他經歷了十次起義失敗，而在第十一次才成功。兹概括依次列出：第一次廣州起義(一八九五，以下「起義」兩字從略) 惠州(一九零零) 、潮州黃岡(一九零七) 、七女湖、防城、鎮南關(同上年) 、欽州、廉州(一九零八) 、河口(同上年) 、廣州新軍(一九一零) 、黃花崗(一九一一) 、武昌(同上年) 。

公元一九一一年，就是農曆辛亥。那一年先有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崗之役。是役黨人死傷慘烈，史籍多有記錄不贅。這裡只錄孫中山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文中一段：「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振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真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並壽。」民國成立後，明令此日為「青年節」。這是參加是役多為熱血青年。說也奇怪，每年那一天，總有一些時候是晦陰的天色，多少還下點雨。真有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的現象。

「辛亥革命」是指武昌起義成功的史實(從略)；今年就是一百週年。兩岸都隆重慶祝。

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成於一八四八年；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成於一九二四年，兩者相距七十六年。在今天來檢驗，由於馬的主義，使中國人在實驗中走了多少冤枉的路和巨大的犧牲。我們看到近年來大陸國內長足的進步，有多少曾是孫中山早就《建國大綱》提出的，甚至規劃過的，就知道孫中山對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和發展，是怎樣的竭智殫慮，死而後已！我們今天兩岸共同紀念辛亥革命百週年，也應該撤下預設的立場，回歸歷史，還孫中山一個公平的真人格、真面目；作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先聲，既誠意、亦省便。

蔣中正

蔣中正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起家，憑著當時蓬勃的革命風氣，黃埔子弟兵的擁戴，以簡陋的裝備誓師北伐，把全國軍閥盤據的地盤，如摧枯拉朽的削滅，到東北易幟，全國重歸統一。以後領導全國抗戰勝利，對國家民族的勳懋，可謂功高卓絕。可惜，時逢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以戰後民窮財困的中國，對抗如日中天的國際共黨勢力，終於失掉了整個中國大陸，蔣氏當難辭其若干失政的責任，比如金融失措、軍事失敗等；假使蔣氏於抗日勝利後，聽從歷史學家錢穆等的勸告，功成身退，從此歸休林泉，必成為民族的泰山北斗，歷史地位之崇隆，亦將無與倫比。可惜沒有退下來，終於負起失去大陸之責，成為歷史功過爭議的人物，固然是蔣氏之不幸，同樣，也是國家民族之不幸。

著名歷史學家黄仁宇博士（美國密西根大學），一九九四年出版：《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黄對蔣有過很率直的批評；但同時也以史家之筆，在此書中最重要評論，是蔣氏的領袖素質和當時國際環境與外交。黄對蔣氏的抗日戰略和堅忍圖成的性格，至為揄揚。認為蔣氏一生最大的貢獻，身為中國領袖，以卓絕的毅力、精細的謀略，在逆境困境下，不但來自日本也來自國內的壓迫，而終於領導全國走向最後的勝利。這一位正直的史學家對蔣先生抗日戰爭的揄揚，沒有因其他事件而糾纏或影響；足證他沒有個人的成見，是他有崇隆史學地位的原因；是史德和史識受到重視。

去年，蔣先生五十年親筆的日記原稿，在美全部公開了，不只是黄仁宇當年的部分。我們就更能了解當年抗戰史話，已不是積非成是所能掩蓋，歷史本身起了澄清作用。歷史作家辛曄在〈重讀讀蔣介石日記〉一文（世界周刊第一四零三期）引述黄仁宇對蔣氏性格的分析：‘他在對日决策時絶不輕舉妄動，〈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日記語）〉’蔣日記估算日本策略和步驟：〈一、對中國思不戰而屈，二、對華只能威脅分化，製造土匪漢奸，使之擾亂，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國。三、最後用兵進攻。四、中國抵抗。五、受國際干涉引起世界大戰。六、倭國內亂革命。七、倭寇失敗但在十年之內。〉除了第六項，全在蔣氏預計之中。我在這裏特別補充，蔣老先生曾預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蘇俄帝國崩潰。後果然。

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以後，外有軍閥的阻撓，內有同志的叛變；如果沒有一支擁護主義、效忠民國的軍隊，很難統一全國、復興民族。於是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創建黄埔陸軍軍官學校，任蔣氏為校長。翌年，孫中山逝世。次年，發生了〈中山艦事件〉，原是想解决蔣氏，反為蔣氏平定。軍權從此由他掌握，一九二六年逝師北伐，勢如破竹，一九二七年北伐軍克復南京、上海；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翌年攻克北京、天津；東北張學良易幟，全國宣告統一。蔣氏生於一八八七年，時年剛可四十。蔣氏的出現，使日本軍閥加快侵略中國。一九三一年就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至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中國全面抗戰開始。計佔領東北至全面抗戰，蔣氏領導軍民與日本周旋了六年；也是黄仁宇揄揚他忍受內外壓力，‘以和掩護外交……’等韜光養晦策略培養國力，不輕言孤注一擲、陷國家民族萬劫不復之地。

全面抗戰以後，中國外無援手，內有制肘和擴充地盤的勢力。還一直在開戰前後受到不符事實的指責：攻擊蔣介石的先安內而後攘外，是親日反共的藉口；〈西安事變〉也是因此發生。但全面抗戰展開後，我們用事實檢驗，不必說大大小小二千多個戰役，轟動世界的大會戰，我們能記得的就有：淞滬之戰、太原會戰（包括平型關之役）、徐州會戰、蘭封會戰、武漢會戰、南昌會戰、隨栆會戰、長沙會戰（三次）、桂南會戰、上高會戰、淅贛戰役、鄂西會戰、常德會戰、豫中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湘西會戰等。這種大規模的戰役和會戰，全數由國軍担任，唯一的例外，是一九三七年的太原會戰；當時是七七全面抗戰後的兩個月，中共八路軍只有由林彪率領的一一五師參加，歸第二戰區閻錫山指揮，是中型規模的會戰，國軍則出動十一個軍、人數十餘萬。林彪的一一五師配合伏擊山西靈丘撤退中的部分日軍。這次會戰日軍以失敗撤退而結束。八路軍公佈擊斃日軍一千員；日軍部公佈三百員。這是抗戰史唯一和國軍配合的戰役。

另一次中共宣傳的〈百團大戰〉。在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二日朱德、彭德懷、左權下達的〈戰役預備命令〉，根據〈百團大戰的五大謎團〉作者湘潮報導說：當時‘彭德懷在一九三九冬一九四零春，認為八路軍對頑固派的進攻進行了自衛反擊，閻錫山的晋軍因此而遭到重創，第九十七軍被殲滅，第六十九軍大部被殲。彭認為在打了反磨擦戰役之後，必須打反日的百團大戰，表示我們是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這才能争取大的中間勢力。這都是引述中共對抗戰時代的紀錄。又根據維基百科的記載：〈根據一九四零年六月七日，八路軍總部公開宣佈：抗戰以來，八路軍正規部隊已由三年前的四萬多人發展到五十萬人；創造了包括將近一億人口的解放區和游擊區。〉

我記得一九六零年的暑期，國民黨中央選拔臺灣二十九所大專學校的學生黨員，參加舉辦的夏令講習會。我是臺灣大學十個選拔中的一員，在會的編第一號；我們由選舉產生組織臨時黨部成員，我當選為夏令講習會的主任委員。在結業典禮後的聚餐，能與蔣公同桌；那還是〈克難時期〉，蔣先生吃稀粥和三幾小碟豆腐、青菜等清淡的小菜；他的面色紅潤，黄色軍常服，坐立都能挺直，莊嚴而又慈祥，令人印象深刻！我到今天，還沒有見過這樣儀容端莊整肅的人；臉上就可以讀出堅毅的性格。五十五年不斷的親筆日記，經過學術、中外傳媒的檢驗，這是可信的個人紀錄。

我們這一代，多半經歷左傾青年的歲月；那是大陸解放的前夕，也是反政府學運氾濫的年代。當時沒有人懷疑：有愛國的激情才是進步的、出息的青年！初中還沒有畢業，長得高大的同學，不時聽到跟隨老師到山區打游擊去了！共軍還沒有來，我已經能全背出毛主席發表的詩詞；對蔣介石沒有一點好感！今天來寫蔣介石，不必懷疑有預設立場。畢竟望八之年，還寫争議的人事是很不智的傻瓜；好處輪不到；壞處得罪人！蔣個人威信經六十年抹黑，早已黯淡無光；和他有歷史夙怨的又光又大；比蔣的光大得不成比例；就以臺灣來說，靠反蔣起家的就不少，否則民進黨怎會常選贏國民黨？不要說臺灣本土人，外省人反蔣起家的也不少；大陸青年認識李敖比蔣介石還多，不是嗎？陳少校寫‘金陵殘夢’，香港人手一卷；退出大陸，又有‘草山殘夢’。眾口鑠金了六十年，那個孤獨老人，只能在臺灣說：我要為中國人建立這個模範省！過去叱吒風雲，而今勢孤垂老！因此，只有傻瓜才想為蔣做點存真的史料；因為我們這一代過去，就沒有親歷的歷史證人了！後世會拍手笑我們這一代：‘更無一個是男兒！’以下所述，有不少是個人親歷的。

一九五零年，我初中畢業，無力抗拒大人的安排到香港去。那時還未足十五歲就失學了。後來轉到一個職場，那裏住着一位近九十歲的老人；名呌陳毓梅。對我很好，有一次他在我的面前拆開一封信，是臺灣託人帶來的。陳老先生告訴我：這是蔣總統每半年託人帶來給他的生活費。原來陳烱明叛亂，孫中山上永豐艦避難，電召蔣氏來粵侍從；後來孫先生也記此事；並親寫了這樣的聯對給蔣：‘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上欵還有‘介石弟’等幾個字。此聯見於總統府。陳毓梅就是奉孫命到香港接蔣的人。他是孫先生最信任的〈聯義社〉（中國海員組織）的社長。那是蔣先生第一次到廣州。以後陳年老，蔣不論到那裏，或最困頓的日子，都沒有忘記託人帶生活費給他。陳老描述下的蔣先生，對有恩義者終身不忘；和世人反目成仇，殺之而後快，不可同日語。

一九五七年我到臺灣升學，不久就金門炮戰。我們有很多機會聽到蔣先生的講話；也見到美總統艾森豪來臺，和蔣先生一同出現總統府前的廣場演講，然後乘開蓬車沿途和民眾招手。每年元旦總統府的升旗典禮，大專學生都自動參加，塞滿廣場。大多是來聽他的元旦文告。那個克難的時代，物質非常缺乏，但上下沒有怨尤。當時臺北還有一位黄花崗敢死隊隊長其中之一的姚雨平將軍還健在，我在一個場合認識他。他不但參加黄花崗之役，還在辛亥革命時担任北伐軍總司令。蔣先生還是他的後輩；他說蔣先生的膽識過人，參加東征時，身上掛满手榴彈；每役都在前線指揮甚至帶頭衝鋒。我心儀敢死隊的他，而他却盛讚蔣先生；我有點疑惑，姚將軍立即正色說，我都活到這把年紀了！還會為晚輩說謊嗎？又補充說：孫先生是什麼人物？大公無私；我們有多少粵軍將領比蔣的資格老、位階高。但黄埔軍校就交給他。他也沒有令孫先生失望，當時擁重兵的孫傳芳和吳佩孚，都被蔣先生領導的少數的、裝備劣勢的黄埔子弟兵擊潰而無法再起。

一九六一年我畢業離臺，前期間有機會和蔣先生同桌晚宴，上文已述不贅。十一年後（一九七二）我首次返臺北，在雙十總統茶會重見他。以後還有兩次在同一場合看到他。每一年雙十節，香港國民黨總支部都要在節前數點掛青天白日旗，蔣先生要聽完掛旗的報告才就寢。這是我後來派駐香港、出席駐港小組（李復中）會議所確知的事。他在一九七五年清明節逝世。在同一日，香港啟德機場的中華航空公司的櫃檯前，有一位老人要立即買機票到臺灣，公司人員要他出示入臺證。他說沒有辦；還一定要即日能見到老總統的遺體。他這一鬧，就有人認出他是張發奎。北伐、抗戰時稱為鐵軍，軍長就是他。著名的淞滬之戰的主將；也是接收香港的國軍代表將領。後來中央還是令張將軍交還香港給英國，故歷屆總督對張以後來香港定居，都禮遇異常。蔣到臺灣後，張發奎從未往見，但知他逝世，就非去致唁、致奠不可！我們不必猜測生前不去的原因，但張在蔣氏之喪的表現，應該屬於生前的恩怨，在死後即解；回復古人之生死交情乃見的風義吧！蔣先生當有足值得張將軍感念之情。當時曾轟動香港。張將軍當天赴臺，留在臺灣，直至送了老先生才回來。

一九八九年我返臺担任立法委員。九零年李豋輝當選總統，政治中心轉到立法院。那時，黄花崗之役的敢死隊隊長姚雨平已逝世（1882-1974享年九十二歲）。但國民大會代表、三次長沙會戰主將、廣東省主席薛岳還在。我們兩廣的立、監委、國大代組織了一個聯誼會。我是首屆環球立委聯誼會的秘書長，經常出席兩廣的聯誼會，也慕名接近高齡的薛將軍。有次杯酒言歡，我壓低聲音問他：我們兩廣的將領如陳濟棠、張發奎、李宗仁、白崇禧等包括你老都反過蔣；你們有的還來臺定居；但都沒有‘出事’！薛說：怎只是這幾個兩廣人，外省也很多，如張學良、何應欽…都有過反蔣的紀錄；張學良還禁拘過他，都在臺灣。蔣先生的氣量恢宏，絕不是抹黑那樣的小人。任何國家，軍人犯上都依軍事法庭審判；像張學良那樣的罪行必死無疑。過去尚有點同情弱者的心理，到張學良去美國某大學口述歷史，大駡蔣的時候，張的小人面孔完全暴露。現在時移世易了，誰還說他是〈千古功臣〉？歷史真會起自我澄清的作用、忠奸有尺的。我在臺北也聽過這樣的故事；薛岳奉命從海南島撤兵回臺灣，還為此事與蔣争論；離開時，他的披衣不慎碰倒一個花瓶，但薛頭也不回走了。外傳蔣當時對侍衛說：真大將風度！我問薛有沒有這事？他說在轉角處是碰跌打碎了，碎就碎了；還有什麼補救！其他的就笑而不答，大概不好意思往自己臉上貼金。李豋輝還利用張的威望主持過修憲，但那時張已是近百的垂老的人；被民進黨人言辭侮辱過。我們只能慨嘆：‘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了。他們不知道面前的老人，曾在虎帳中，手執注滿拔蘭地的酒杯，在長沙三次大會戰中指揮千軍萬馬，把岡村寕次、阿南兩個先後任兵團總司令和日兵殺得鬼哭神嚎！兩年固守，殲滅日軍遺屍七萬以上。國軍不善戰嗎？八年的長期抗戰，為民族的生存，蔣先生義無反顧打光了！當年誰比日軍能戰？

臺北的中正紀念堂，過去有蔣先生的遺物展覽室。那些遺物，都在報上見過，是他的經常服，殘舊而整潔，誰都知道他自奉節儉。物尤如此，人更念舊。他在廣州的那些日子，看過廣東戲，但主角想來想去都記不起來；只記得是個男花旦，後來查到是香港的陳非儂。當時僑務委員會鄭彥棻委員長；安排了陳的劇團到臺北演出，蔣去看了，還道出當年的戲碼；令陳感動不已！陳非儂夫婦的女兒就是曾蜚聲一時的港星陳寶珠。第二個為蔣演廣東戲的是新馬師曾，廣東人沒有不識此人；唱工至今尚無人可比。他對蔣最崇拜，稱他做老爺子而不名。蔣尊師重道，一生如此，詩人節、教師節都是他在世的時代訂下來，他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並担任會長。他推行〈耕者有其田〉、訂定九年義務教育為基礎，以後成為十二年；在憲法明定教育預算為國家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他每年教師節召見教師代表，都換上我國傳統禮服以示尊重。比秦始皇殺儒生、漢高溺儒冠當太不同！也舉不出好殺的政策、殺錯了誰。他到臺灣就舉行県自治選舉；帶著憲法到臺灣實施，這都是事實。如果硬說他喜歡獨裁，也要提出證據，那個年代臺灣確實需要他。

近月蔣先生的日記相繼刊出；也容易上網查詢，如段瑞聰的〈解讀蔣介石，走進胡佛〉，其中的〈蔣介石與中美關係白皮書〉，那是二戰後國共內戰，在蔣兵敗失利的關鍵時刻，美國怎樣落井下石；蔣在他的日記怎樣寫上美國的責任和錯誤、白皮書比俄侵害中國更毒、要員叛離他的感受。就能更了解他的為人處事、如何忍辱負重、打斷門牙連血呑的艱苦卓絕的性格了。我就不抄錄去證明了。

我有一位歷史老師李定一；在臺大時上他的中國近代史；他曾在課室引用統戰的笑話，戲稱蔣是個上海的癟三，在那個戒嚴的年代，這個玩笑開大了；那還了得！但蔣先生認為無心之失，沒有聽張群要嚴辦。李師後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文學院長，任滿定居多倫多，我一直陪伴他，他晚歲的十年，我夫婦最少兩週去陪他兩老打一次麻雀；他不稱我是學生而稱徒弟。對人也說是師徒。段家鋒（中將）師兄還說李師寵壞了我；我有一次很嚴肅問李師：蔣先生未來在歷史的定位？他說要看誰寫的歷史、什麼年代寫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就不同，因立場不同而異；他也說了共產黨當年對蔣先生的歷史評價；但他沒有說民進黨的。最後，他還是補了幾句：在民國來說，他是民族英雄；在民族來說，他是個民族主義者；在中華文化來說，他是個衛道者。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蔣中正提名陳誠為副總統並當選連任，同年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臺灣局勢從此才真正穩定下來，但也從此對光復大陸受到牽制。中華民國的憲法，總統原來是六年一任，連選得連任一次，因此，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０年）第二任滿任，如果蔣老先生要作第三次連任，必須修憲。臺灣當時分兩派：一派是「鞏固領導中心」，另一派是憲法派。前一派，當然主張連任；後一派，主張憲法為國家大法，不能因人而施，輕言修改。當時國民黨執政，大部份輿論操在黨政要員手上，勸進者大不乏人，其中當以陶希聖為首；反對者多為自由派，如胡適、政治學者如薩孟武。雖然「輿論陣地」不多，但民望崇隆與勸進派還是旗鼓相埓，朝野爭論不休。這段期間，陳誠那一年生日，胡適、梅貽琦和朱家驊三人，同約訪陳誠。四人同乘轎車出遊，打算找個小地點為陳誠小酌祝壽，在車上有一段歷史秘辛的對話。胡適重申，曾公開稱讚陳辭修有做總統的資格，陳在這一點上沒有表示意見，但說：「如果老先生要連任我還是擁護的，但換了別人就不一樣了。」這段對話，在陳誠座車被安置錄音錄到了，這段錄音被人拿到蔣老先生面前播放出來。這段秘辛是李定一老師生前親口向我說的（尚有過程，不錄）。李師是一位歷史學家，史料的來源和判斷史料，有其求真的嚴肅標準。如果，不是李師的口述，我也不會拿來作歷史人物的佐證。這件事發生不久，蔣經國特別對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發表感想：老人雖然年紀是比較老了，但他有堅強的意志，有向惡劣環境進行搏鬥致勝的精神。蔣經國發表這段話的同時，張群的名句便出現：「人生七十才開始」，算是巧合吧！但不久國民代表大會通過以下條文：「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七十四條連任一次之限制。」就這樣，連任的論戰結束，蔣中正當選第三任總統，直到第五任期中逝世。

惟蔣氏遷臺視事，對改良臺灣現狀，奠定日後經濟發展，影響以後大陸的經改，打破中國傳統文化乃積弱的迷思，蔣氏對民族自信的恢復與貢獻，亦應予應有的歷史評價。由於本書的重點在中華民國在臺的後五十年，蔣氏的功過大多以此而論。他對孫立人在臺未能展其所長，固然失着；對他軟禁，兩蔣難辭其咎；尤為蔣老先生倡導仁恕政治之玷；即使春秋責備賢者，我們都不能不論。

蔣氏逝世當晚，全臺忽驚雷驟雨，像天崩地裂，而出殯之時，雲收雨歇，天忽放晴，諒臺民至今記憶猶新。我檢覽全卷哀思錄所載之輓聯，何止百千，不因其職位名銜，最能代表臺灣民眾對蔣氏情懷與平實史筆，對蔣氏的歷史評價，其一為林崇墉先生之輓聯：

天道竟茫茫，老兵安仰，半世紀北伐、抗倭、戡亂，歷歷在目，後死不堪悲海角！   神州猶莽莽，元戎去矣，廿六載南遷、生聚、教訓，依依繫念，餘生何忍弔天涯！

其二為于斌樞機主教輓聯：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梁壞山頹，惟有蒼生同涕淚；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頑廉懦立，誓從墨絰掃攙槍！

如果，論者對蔣氏前半生統一全國、領導抗日，和失去大陸政權的功罪暫時擱置，讓時間將個人恩怨、政治利害等沉澱以後，留待以後史家在毫無情緒糾結之下，而史料日多揭秘的年代，將歷史歸於歷史，定能給予蔣氏一個公道的歷史評價。惟蔣氏後半生對臺灣的穩定、教育的普及、和奠定以後經濟發展宏規的貢獻，應是無可置疑的史實。臺灣民眾對當時蔣氏之喪的表現，也不是誰可以遮掩的歷史鏡頭，臺獨份子千方百計將二二八扯上在南京的蔣氏，做幕後的黑手，是有違常識的誣謗。在同一個時期，大陸那一處沒有發生類似的暴動，即使是與蔣氏不相容的中共黨人，也沒有說這類暴動引致的死傷，乃為幕後指使的蔣氏所為。

蔣氏逝世在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距李登輝繼蔣經國任期而成總統僅十三年而已。當蔣氏之喪的時候，臺民哀慟和路祭的鏡頭，轉到李登輝執政十二年，要清算蔣氏的新聞有多少？各地劈裂、塗污蔣氏的銅像、石像，而致面目全非、殘肢斷臂，只好拆下來，收容在一個總司令部裡，約有一連人的編制數字，人稱為「總統連」。當時國民黨尚在執政，黨猶是也，地猶是也，民猶是也。果真「民意如流水」嗎？如果自然的流水，偶有轉折，而終復東流的。李登輝當政而臺民眾對蔣氏的異議和仇視，與當年相比，是一百八十度的轉向，流水轉頭向西，沒有人工的導向，成嗎？

寫到這裡，我特別找到李登輝輓蔣先生的聯：

天下事少稱心，泰嶽竟先頹，本擬捧毛公檄，披萊子衣，為元首慶開九秩。   世上人誰不死，溪流無限恨，但願稱南海仙，成西竺佛，俾黎民俎豆千秋。

以李登輝當時師事蔣經國，對輓其父又是元首的聯，縱不是李授意而撰，其意涵李必定知道，不清楚也會問清楚。「老萊子娛親」是老孝子穿著童裝采衣，為的是博尚在堂的老雙親一笑的故事，是中國教孝的掌故。蔣氏逝世時年八十九歲，李登輝上聯的重點就在這一點上：「我預備在你九十歲的時候，效法老萊子，穿上采衣來慶賀的」何等孝順的孝子賢孫！這副對聯文字雖表面工整，但寫得不好，竟然出現「世上人誰不死」，雖然這是實在的生命現象，但在對死人來說，總有點「你死有啥稀奇！大家最後都是死路一條」此外，大家都知道蔣氏篤信基督，李聯卻要他「西方成佛」。我說這對聯不好，只注重表面的工整，餘所不及，尚不只此；又例如「慶開九秩」真不知指多少歲？且慶開不能對俎豆，俎豆屬祭品，兩者不成對。撰者國學基礎膚淺，為了平仄的遷就，於此僅及皮相之對；此聯亦有許多平仄不對，故只是表面工整。本文不屬文學專論，未便多著筆墨。

蔣經國

蔣中正從民國卅九年（一九五０年）在臺重掌權力，至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逝世，前後廿五年，佔了國民黨在臺執政五十年的一半，不可謂不長。但實際上，自陳誠逝世以後，許多實權便開始轉移由蔣經國執掌，到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大權已完全轉到他的手上。蔣老先生和蔣經國在實權和名器的關係上，正是「政由氏出，祭則寡人」，蔣老先生已完全放手由蔣經國主導。因此，即使從一九七二年開始起算，迄一九八八年逝世，亦達十六年之久。這十六年，正是美國尼克森總統赴大陸訪問的開始，也是臺灣在「加拿大承認中共模式」下，外交陣線全面崩潰的初期，臺灣的處境，成為韓戰以後最嚴重的時候；以後又逢父喪（一九七五年）、美國對臺斷交（一九七九年），這都在蔣經國全面掌權的前八年發生。他的操慮艱危可想而知，應不下於「上海打虎」失敗的精神打擊。同樣在「山窮水盡疑無路」下，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蔣經國經過這一段煎熬，全島軍民在他的領導下，一步一個腳印，信心滿滿的奠下經濟發展的宏規，終於一飛沖天，臺灣「經濟起飛」成功，產業轉型，迅速邁入經濟開發中階段，創造了所謂「臺灣經濟奇蹟」、「臺灣錢淹腳目」了，外匯儲備在九百億至一千億美元間浮動（那個年代的美元購買力和現在差遠了），比起當時大陸貧困與負債，相去不啻天壤，是臺灣有歷史以來最繁盛的年代。那是二、三十年前的年代，日本的外匯有時還與臺灣伯仲之間，且日本當時還沒有經濟衰退；幣值也今非昔比！臺灣只有二千三百萬人口；人民的富有，真足比美漢唐；當然是蔣公打好根基，到蔣經國就收獲了。因此，在人民看來，誰能實質上給得多為準；甚麼原因誰去研究？蔣經國在臺聲望崇隆與得人心，比乃父更上層樓，我們也不妨依臺灣住民對權力的轉移而劃分：蔣經國從出任行政院院長算起，稱為「蔣經國時期」。

臺灣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是在蔣經國時期的；而「白色恐怖」包括二二八事件，有陳儀、吳國楨、陳誠、蔣中正等當頭，輪不到他。他親民的形象，躬身督導十大建設，又是大量擢拔臺省菁英，首倡本土化（他發表「蔣中正在南京指示的在臺人事政策」）的人。因此，蔣經國在臺的表現，成為只有可讚而無可議的人物。

後八年的蔣經國時期，他的聲望如日中天，但表面風光，並不等於他可以坐享太平。國際間的弱肉強食，在美國看來，臺灣不過是牽制中共的一枚棋子，隨時可以因利害而被出賣。蔣經國久參機密，對美國霸權負情背義的事知道太多了！他焉敢掉以輕心？島內除著教育的普及，臺獨假民主之名行反叛政府之實，也教他怵目驚心。「美麗島事件」他難道不知道：「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對法治、執法的傷害？但我們後來看到臺獨對「二二八事件」的窮追猛打與煽動，又不能不佩服蔣經國當時的苦心，避免再度陷入族群對立的洞燭機先。我們也不能不佩服他在逝世前的一兩年間，精準地、適時地宣佈並執行：解嚴、准許退役官兵回鄉探親、開放報禁、黨禁等一連串重大政策；並及身看到落實執行。那種信心、氣魄和霹靂手段；真教人興‘生子當如蔣經國’之嘆！

蔣經國能忍人所不能忍，即使如此忍辱負重，在逝世前幾個月，已坐在輪椅上接見外賓和出席會議，還要面對叫囂辱罵的示威暴民；忍痛在美國壓力下拆除核子研究設備，和被迫接受各種承諾的後遺症，都使本已虛弱的蔣經國無法承受，終於吐血不止而宣告死亡，結束他一生操慮艱危的歲月。

李登輝輓經國先生的對聯：《厚澤豈能忘，四十年汗盡血枯，注斯土斯民始有今日；遺言猶在耳，億萬人水深火熱，誓一心一德早復中原。》

前聯論公義，蔣經國對臺灣的貢獻，確是做到汗盡血枯，死而後已！下聯論私誼，呈私衷，李登輝當然沒有言行一致，對‘厚澤’提拔他真的感激。他想的是‘一心一德’搞垮國民黨；轉變人民對兩蔣的好感。如果說，蔣經國一生的錯失與遺憾，那就是提拔了這個日本少年兵李豋輝了！我們也只好慨歎蔣聰明一生、穩重沉著；也為小人之尤的李豋輝所蒙蔽了！

附文一：紀念蔣經國先生逝世十周年

政治人物是善變的，正如植物「生於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味實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我們為什麼想不到：「民猶是也，官猶是也，十年前之廉吏良民，今之為貪官暴民，所以變者何，經國先生不在也。」經國先生是人不是神，他無法預知未來，但他在，由於沒有縱容部下，尊重制度，尤對貪污枉法痛恨，起了上行下效的作用，遂能「貪夫廉，頑夫立」，這種「君子德風，小人德草」成了風吹草偃的效應。也有人說他「天威莫測」，然而，一個領導人物不講求政治手腕？用人藝術嗎？記得薩孟武老師在「政治學」講課時說：「政治人物分幾種：有學有術，興世之人，周公之流；有學無術，亂國之人，王安石之流；無學有術，安國之人，寇準之流；無學無術，亡國之人，賈似道之流。」如果政治家不為一己私心，為國家講權術權變，使能馭下治國，是應該允許的，除非這種權謀術數乃為己謀，又當別論。我今天為經國先生講些公道話，正如卜少夫所說：「為了個人著想，都是有損無益的。」我不是他的學生或部下，更無任何利益可言，是「有損無益」的，只是對歷史人物的良知論斷。

美國和大陸建交，是經國先生出任總統一年半後的事，斷交消息接到以後，國民黨中常會緊急召開，陳建中認為可以聯俄反制，振振有詞；但經國先生聽完後並不徵詢，嚴詞譴責陳的糊塗，足以搖動國本。這是他果斷之處，如果陳的提議交眾聚議，在這關鍵性時刻，正是足以搖動國本、人心。這是「一怒而天下安」最好的詮釋，如果一怒而天下笑或天下亂，則經國先生亦不足觀了。「善戰者無赫赫之功」，而消弭戰禍於無形。」經國先生一言而定。「臺灣經濟奇跡」，是在中美斷交後才發展出來的。他舉重若輕，只是舉一反三而已。經國先生在追隨者眼中，是「望之儼然」的。政治人物的笑容，我們在螢光幕上或報刊上看到的「政治笑」，真教人歎為觀止，尤以近年臺灣政壇之笑，看了很不舒服。有獰笑、乾笑、諂笑、奸笑、會心微笑、皮笑肉不笑。似乎沒有一個像經國先生那種開懷的大笑，天真爛漫的笑。他的哀戚，同樣純真令人動容，守孝期間的神形。「生子當如孫仲謀」，曹孟德論英雄耳：如論世之失者孝，今人應起「生子當如蔣經國」而無憾。

餘生也晚，我做學生的時代，參加救國團的課外活動，蔣經國已不任救國團的主任了；但救國團舉辦首屆的「歲寒三友會」（集合二十九所大專院校出版社負責人的出版訓練活動），我由於擔任該會總編輯（選出）的關係，成為經國先生來會演講的記錄者。那一天他穿著西裝來，神情愉快，他雖然說著不純正的國語，但很清楚，說了許多小故事，都能娓娓動聽，講題是「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出自論語句），內容緊扣題目來發揮。他是個傑出的演講者。演講完畢，他走下講臺，和我握手並道謝，同學們鼓掌送他，走出室外，許多攝影記者為他拍照，他轉過身來，特別和我合照了一幅，以後他又將這合照寄來。這是我唯一的和他僅存的照片，他燦爛的笑容，至今猶歷歷在目。「歲寒三友會」結束以後，救國團尚有兩次請我到總部去，再聽錄音，從事做校正的工作。如果他的言論集有這一篇，我應是初稿的記錄人，但我未及見，因畢業後便長居外地。

臺大畢業以後，我到加拿大讀書，歷十一年以後，我才首次返國，當時經國先生已出任行政院院長了。以後我差不多每年都回臺一次，也有自費參加雙十慶典，多次出席院長招待的茶會，都在人潮洶湧下打個照面而已。只有一次可記：由於我和一位香港校友陸永權兄，在茶會前還在室外抽煙，轉身間，忽然見到他率眾已到了面前，他笑容滿面問我們從那裏來，我們各道地點。他卻繼續問下去：「香港的情況怎樣？」陸兄答：「不好。」院長收了笑容：「怎樣不好？」陸說：「組織渙散，以致同志向心力不夠。」經國先生正想再問下去，侍從已插口：「請院長進去，茶會時間到了。」他只可說：「我們以後再談。」這段過程，我曾在香港星島日報我的專欄連載：「風雨江湖三十年」寫出，以致國民黨香港總支部找陸兄去問話。

經國先生首次當選總統，就職的時候，我和加拿大兩位朋友，專程返國出席這個典禮，由於歸國的僑胞很多，只有團長才安排進入會場，我們三人只是盡點心意回去，沒有請托安排、因此望門興歎。號召歸國僑胞參加典禮的僑委會，和主理就職慶典的負責單位，並未做妥善的安排，卻把不能進入會場（國父紀念館）的僑胞，安排參觀石門水庫，失去參與慶典的原意。應安排比較大的場所，如仍不能全部容納，即使在就職會場前的空地，搭個現場轉播的銀幕，使迢迢千里來參加歷史一刻的僑眾，也算是得償心願，今竟安排參觀石門水庫，意義全失。許多僑眾（大部份不能入）大表不滿，拒絕到石門水庫去，大家留在旅館看現場轉播。主辦者真屬人頭豬腦，起經國先生而問，恐怕他也以為憾事。

十年的風雨靈旗，江山俎豆。經國先生歷盡人間慘痛，而終於能承先啟後，做了許多福國利民的事功。然而，十年以後的臺灣，無論國家的認向、同志的向心力、社會的現象，已不復舊觀。如經國先生英靈不滅，同感淒然；其最不堪者，以他純孝之人，看到今日之小儒暴民，對其父親之侮辱，尤恐椎心泣血。我們今天紀念經國先生逝世十周年，在這威權掃地的時代，尚何忍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筆，攻擊已歷塵世煎熬數十寒暑的不幸人。

經國先生音容宛在。（作者按：刊在星島日報本人專欄上）

附文二：為兩蔣說句公道話

寫威權人物很難下筆，除非別具用心，要達到某種目的：為了目的，就無所謂客觀的論斷，以成見做素材，達到塑造的形象，美化或醜化，悉隨作者；與真實的人物，可能相差很遠。否則，就有很多顧忌，但此中仍有差異，民主先進國家的公眾人物，除譭謗或人身攻擊外，在言論自由下，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或對他的批評，不受法律保護：這種具體的規範，還不致太難下筆。

在威權時代的中國作家，無論大陸或臺灣，會成動輒得咎。正如卜少夫先生當年寫「蔣經國的浮雕」時說：「不管說善說惡，道是道非，為了個人著想，都有損無益。」大陸地區的威權人物可捧不可議，如果可議的，他已不威權了。

經國先生逝世十周年了，隨著民主開放失序，即使活著的威權人物，卻處於威權掃地的年代，更不必說已去世的人物了。聽說臺灣某憲兵駐部，有一個「總統連」，原來各地拆下的、塗污的、砍下頭部的蔣公銅像，約有一連人數，所以叫做「總統連」，聞之令人感慨。上一個月，我有一次向歷史學家李定一老師請教：以史家對蔣老先生評價，他對國家民族的功罪而言，其蓋棺論定將是怎樣？我是他的學生，他不論在課堂上或私敘下，都曾批評過蔣先生的，而當年蔣公尚健在。他說：「如以功罪論，要看站在什麼人立場說話，反蔣的立場當然數他的罪：站在真正的國民黨立場，當然說他的功。如果歷史學家站在民族的立場，蔣先生是個民族英雄，是無可懷疑的。」

今天臺灣以打倒威權人物為快意，而真正去瞭解其生平事蹟者甚少，這是矯枉過正之弊。過去香港有一位專寫歷史小說的南宮博，對歷史人物每憑想像，在他寫「李清照」時，惹火了作家謝冰瑩，謝老師在一篇文章說他的筆下，中國歷史上的女人「有婦皆蕩，無女不淫」。今天臺灣的輿論界，似乎對政治人物「有官皆貪，無權不爭」，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對一些有守有為的政治人物，也是不公平的。特別在經國先生時代，以今日臺灣的現象和政治人物，來揣測當年的歷史人物，就更加不公平了。

經國先生的評價，在這個威權掃地的年代，隨著時間的飛逝，光環早已黯淡。挑剔他的不是處，要遠比肯定他的要好，起碼「符合時代的脈動」。今日政治人物之非，度之當年經國先生亦復如是，理由很簡單，他們同是一類人物嘛。殊不知大儒崔述說：「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而其人終不自知也。」可謂一針見血之言。我們看到今日臺灣的亂象，為什麼我們不去思索十年前在他領導下的國家、社會，又是怎麼樣的一個現象？這和他的領導方式沒有關係嗎？這幾年我們的外匯存底減少了，不好意思和大陸相比，但前幾年我們說到「臺灣經濟奇跡」、「臺灣經驗」、「外匯存底僅次於日本」等豪語時，又和他十大建設和政策沒有奠基的關係嗎？（見上附文同）

陳誠

臺灣光復後，僅及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同年，臺灣省實施「三七五減租」，並發行新臺幣；中華民國政府初遷廣州，繼遷重慶，最後遷到臺北。一九五０年，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韓戰爆發，美國宣告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兩岸對峙開始。

臺灣從風雨飄搖到局面穩定，進而至經濟發展，參與和貢獻的人很多，不管陳誠對失去大陸負有多大責任，但其對臺灣的穩定與貢獻卻是正面的。

陳誠在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年）擔任臺灣省主席，是臺灣最不安定的年代。我在臺北有二次見到他，第一次是聽他訓話，他敘述的就是那個最不安定的年代。他說，當時口袋常準備自殺的毒藥，也準備在共軍登陸後。上山打游擊；第二次在金門砲戰時，他從金門視察回來，還把砲戰的錄音在現場放出。陳誠當時的身體狀況，較第一次集會時有顯著的虛弱，臉是白的，鼻子卻紅得相當顯著，我不知好歹問鄰座，已記不起是誰，但他的話至今記憶猶新，他說：「蔣總統已不信任他了，他喝酒喝成這樣吧！」如果回顧一下，蔣老先生在大陸軍事失利下野的時候，蔣經國著的《風雨生信心》第二章：「危急存亡之秋」，公布有關蔣老先生來臺的經過（日記），便可看出一些訊息：民國卅八年五月十六日，父親下午在金塘南岸準備明日赴馬公島，但父親表示甚願在定海與普陀作常駐之計也。」由此可見，蔣老先生對是否來臺尚未決定。五月十七日四時五十分飛抵馬公降落，蔣老先生為甚麼不直飛臺北，看來要視陳誠的態度。五月廿一日，陳辭修（陳誠字）、俞鴻鈞、蔣銘三（蔣鼎文字）三先生來馬公晉謁父親，下午往機場送辭修先生返臺。五月廿六日，父親於今日馬公飛岡山轉高雄壽山。為什麼陳誠見了蔣老先生，還不直飛臺北，這個疑團可在吳國楨《八十憶往》，有一段記當時的事中找到答案：「一九四九五月，蔣先生自舟山致電陳誠，告有赴臺之行。陳在廿四小時內未行覆電，蔣只好改從高雄登岸，因高雄非陳的勢力範圍，孫立人、彭孟緝等往迎。先總統劈頭第一句話「我在此地安全嗎？」孫立人回答：「由我們保護有什麼不安全？」由此看來，陳誠縱使不是不歡迎蔣老先生來臺，起碼是在徬徨與躊躇中。

蔣老先生在大陸失敗飽受眾叛親離的經歷；親信如陳誠為什麼經二十四小時都不給他回話？也難怪他改變航線。吳國楨曾任臺灣省長，對臺人事熟悉，他一語道破關鍵所在；蔣老先生要到陳誠勢力不及的高雄落腳。我們從這些事實的經歷推論，到後來蔣、陳關係的演變，未嘗不可以找到一些蜘絲馬跡。

蔣老先生到高雄，那時韓戰尚未爆發。美國還一廂情願令其駐華大使留在北平和中共接洽，也發表了對華白皮書；對蔣當然是重大的打擊。陳誠當時已在臺灣推行〈三七五减租〉，頗得臺灣農民的擁戴，也重新獲得美國的注視，認為是國民黨實力派的開明領袖。但美國的主要的注意力已不在臺灣，把臺灣剔出防衛範圍便可想而知，何論對陳誠的個人寄予厚望，最多是有些聯繫；也不會所傳陳當時受美國的唆使，不接納蔣入臺。究竟為什麼二十四小時不覆電，至今還是一個未解的歷史個案。蔣老先生入臺不久，於一九五零年復行視事，也就是重掌政權。同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一九五四年，蔣老先生當選連任總統、陳誠則第一次當選副總統，還一度兼任行政院長、國民黨副總裁等要職。以此而觀，可知他的存在，的確是蔣老先生以次的實權人物；蔣經國並不一定能成為其父的權力繼承人。

陳誠的開明形象，的確有補蔣老先生的不足處。著名的自由派如胡適、梅貽琦、蔣夢麟、朱家驊、傅斯年等著名學者，對陳誠都很擁戴。當時憲法明定總統任期一屆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因此到了一九六零年（民國四十九年），總統連任期屆滿，除非修憲，蔣老先生依憲就不能任第三屆。但當時的臺灣，金門炮戰停火未久，隨時可以重燃，整軍經武有仍須蔣公領導之論；亦有憲法乃國家長治久安的大法，不宜輕易更動。雙方言論在報章公開辯論。胡適和雷震的《自由中國》公開支持不宜因人修憲論；胡尚且放言陳誠‘有總統資格’。可見陳的影響力。

也是同一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寫《老人與海》的作家漢明威；寫一個老漁夫，憑意志和鯊魚在風浪的大海搏鬥的故事。蔣經國在一個場合揄揚老人的意志，在臺灣對老總統的去留争議中有這種揄揚，很容易被解讀為某種隱喻。的確，以後就以凍結憲法總統任期條款、另以動員勘亂條款處理；蔣公乃得連任下去；而陳誠依然為副總統。可惜陳在一九六五（民國五十四）年任中逝世。

陳誠在副總統任中逝世，蔣老先生親輓陳誠的聯對是：

光復志節已至最後關頭，那堪弔此國殤？果有數耶！革命事業尚待共同完成，竟忍得我元輔，豈無人乎？

不管蔣、陳生前容有未盡莫逆之心，但終陳在生之年，蔣對陳自始至終是倚重的，其輓聯應是出於肺腑之言，亦一語成籤：「果有數耶！」若陳誠不死，蔣經國在政治資歷上總須讓陳誠一步吧！臺灣的局面就不會這樣發展：蔣經國交給李登輝「豈無人乎？」國民黨支配的中央政權因而中斷。

臺灣的財經團隊

中華民國的一百週年，前五十年在大陸，有過袁世凱稱帝、張勲復辟、軍閥割據；而終於統一全國。以後抗日戰争，而亦終於勝利。這都是民族史上光輝的紀錄。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對抗全球性的共產主義運動却失敗了！中央政府遷到隔了一個海峽、全國最小的一個省份來──臺灣。四面環海，土地和其他資源不多；地形像條土蕃薯，中央從北到南還橫躺一條大山脈，分隔了西東，道路不多；交通極落後；還經日本殖民地政府搜刮了五十年，只有一個糖廠。這個天然的困局；還加上兵敗而來的軍民。能守得住這個孤島就不易了！

中華民國以一百年作為分期而言，五十年在大陸是前期；由中央政府遷來後算的，在臺的這五十年；我們暫定位為中華民國的後期。後期的艱辛沒有比前期少，更以前期於立國之初，偶有波折，但開創的銳氣尚在；後期的艱辛，則是人心思變、兵疲民困、銳氣銷盡的困局中；一般看來，是困獸猶鬥之局。誰料到度盡劫波之後，臺灣的中華民國，竟然像游龍出海，一度還為亞洲的四小龍之首！不但能自給自足，還能錢掩腳目、創造了經濟的奇跡。當時臺灣的富裕，自漢唐盛世以來，終於首次在臺灣出現。那個年代，臺灣的外匯存底，僅次於經濟尚未衰退的日本，而大陸還在零存底的赤字年代。一個蕞爾小島又缺乏自然資源的困局下，有這個成就真不容易。中華民國在臺灣創造輝煌，似亦不弱於大陸時期。經濟的奇跡能產生，發展經濟的財經團隊，其主導的成員當然優秀，是無須置疑了。

國府在臺灣第一個稱為〈財經內閣〉，是俞鴻鈞領導的行政院。俞在大陸時代已是中央銀行總裁，在民國三十八年，將中央政府庫存上海八十萬両黄金運到臺灣，對穩定臺幣建功極大。俞鴻鈞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外文系，歷任上海市政府的秘書長、市長、財政部次長、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與孔、宋關係良好。當時蔣公恐中央銀行庫存上海的黄金，落入中共之手。此時他已下野，恐南京李宗仁阻擋，蔣密令俞鴻鈞、陳誠、蔣經國負責運這批黄金來臺；安排軍艦深夜駛入黄埔灘接近央行的碼頭待命，附近下令戒嚴，由俞鴻鈞主持將黄金上艦，天未破曉，軍艦已出吳淞江口，直向臺灣駛去。

俞鴻鈞的財經內閣，不但主導財經，還建立技術官僚體制。臺灣以後能以財經專家主持財政、經濟和相關部門，不再是外行的政治領導，臺灣財經得以長足而穩定的發展，和技術官僚體制的建立有很大的關係。俞內閣的財政部長徐柏園，經濟部長尹仲容。雖然俞內閣主政時間不長，但體制已建立；政府大量起用財經人才。以後繼起的嚴家淦、楊繼曾、陳慶瑜、李國鼎、陶聲洋、趙耀東、孫運濬、俞國華、蕭萬長、王建煊等次第躍起主掌財經，各有建樹；使得終兩蔣之世，成為經濟發展的奇蹟。更重要的，是臺灣這些優秀的財經團隊；每能洞燭先機，有計畫、有步驟的去設計一套前瞻性而及時可行計劃書；並適時以進程來修正；務實地順勢進行。他們真可謂帶動風潮、造成時勢，從無到有，不斷的進步和創作，終於突破困局；而使臺灣產生經濟奇蹟。

臺灣經濟奇蹟的產生，必有其過程和條件，不會從天而降。臺灣在地理形狀、形勢言，是狹長的孤島，中央山脈從南到北聳立着，可耕地少，多風多雨，河淺山高，真多窮山惡水，蘊藏的自然資少而品質差；供工業發展的煤、鐵礦幾至找不到踪影，全仰外地輸入。臺灣能發展起來，全仰仗人才多而優秀；就不能不說教育政策的成功。世界獨一無二的憲法，規定教育經費是全國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教育是國家長期培養人才的摇籃，臺灣的義務教育很快從六年修正到九年，以後改為十二年。就算艱難時代，軍費負擔重，但絕不會削减教育預算；我曾任立法委員，當知此中消息。也就是從小學到高中畢業是免費教育。更重要的，配合健全的全國公平、公正、公開的考試制度，從升初、高中到大學的聯考制度徹底執行；並按成績分配選校到選系，沒有人敢違規。天資和勤奮的優異生，不愁讀不到好學校；完全憑實力上榜。權力和金錢在完善的聯考與分配制度下，也完全無法產生賂賄、或以權力的影響而得到較好的分配。這正是：‘上能正，孰敢不正’的效應。也間接鼓勵每個有志的青年勤奮向上，特別是窮人子弟要出人頭地；能努力得到好的成績，不愁入不到好學校。以後就業或留學；就事半功倍。所以臺灣即使天然資源缺乏，但人的水準高；人才儲備够了，到其他經濟條件也到位了；臺灣的經濟起飛順利完成。起飛完成以後，優秀的財經團隊，早就準備好一套〈產業升級條例〉在等候了。臺灣就這樣一日千里的打破困局，發展起來的。

叧一個經濟發展的條件：是臺灣土改的成功。不用好聽的言辭誘惑、暴烈手段的鎮壓；只實施孫中山漸進的〈耕者有其田〉，先用法令訂定農地租金、稅金，按收獲的比例而定；地主不能隨意提高租金，農民徹底得到保障。地主無法藉土地的控制削農民，而土地又增值歸公下，屯積土地也不是最好的投資或保值。政府又牽頭提出開辦各種新興企業，地主得以土地合理的價格變換企業的股權，讓地主變成新興的企業家；在優秀財經團隊設計下，有政府扶助各種獎勵企業的辦法實施，很多新企業從開辦就賺大錢，無數新興企業就在政府牽頭下開辦起來。地主參加也成為時尚了，那裏需要公審鎮壓？臺灣地主轉型企業家也順利成功；臺灣企業家人才輩出；經濟起飛到產業轉型，也賴這一批批次第成熟的企業人才的接棒。另一方面，政府從地主獲得的土地，合理合價轉讓給真正的農民，到經濟發展了，社會均富和藏富於民的預期目的達到了。臺灣從經濟的困局；就是有優秀的財經團隊、前瞻性的政策配合下，終於打破困局。

根據資料來源（PipeChen）：‘台灣自光復後迄今的企業家們為數不少，例如早的「台塑的王永慶、王永在昆仲」、「裕隆的嚴慶齡、吳舜文夫婦」、大同的林挺生」、「台泥的辜振甫」、「遠東的徐有庠、徐旭東」、「聲寶的陳茂榜」、「統一的吳修齊、高清愿」、「國泰的蔡萬春、蔡萬霖、蔡辰男」、「新光的吳火獅」、「華隆的呂鳳章」、「厚生的徐風和」、「國豐的陶子厚」、「國聯的洪老典」、「大成的趙常恕」、「總源的陳書友」、「台陽的顏欽賢」、「震旦的陳永泰」等。物換星移、世代的交替，有些已交由第二、三代經營，使企業更發揚光大，有些則沒跟上時代的脚步，遂漸被淘汰，消失在時代的洪流中。每位企業家各有不同的成長背景、奮鬥過程、經營理念等都很值得我們後輩的懷念與效法。到了七、八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之後，進入了高科枝的年代，又有一批新秀的企業家們「應運而生」，十之八九都是「電子新貴」股票上市的大老闆如「鴻海的郭台銘」、「台積電的張仲謀」、「宏基的施振榮」、「聯電的曹興誠」、「廣達的林百里」、「華碩的施崇棠」等。大陸開放之後的這些年更是「百家爭嗚」，電子業、建設公司等爭先恐後的到大陸設廠，餐廳、食品、飲料、百貨、超商等連鎖店拓展大陸的內需市場等。這些企業家們，他們的奮鬥過程與精神，真值得我們效法。「蔣經國」過世，由「李登輝」接總统後「產業升級及轉型計劃」停擺，又適逢大陸門户大開，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商機無限。當時「李登輝」及「財經官員」們，沒及時作好「管控機制」準備，沒有「整體規劃」，失去「輕重緩急」的外移步驟，任讓一批早已一心想回歸大陸的企業家們，爭先恐後利用各種管道，如不設防的水匣門，各種產業將資金、枝術以明暗方式輸出移往大陸。到了阿扁當總統的八年，更變本加利，連「台灣」最有競争力的高科枝「電子產業」也帶着資金、人才、枝術等紛紛移往大陸投資設廠，所謂「錢進大陸、債留台灣」。’